壹樁重婚罪調查:被迫成婚,逃離後"獲罪"
目前，向某澤涉重婚罪贰審已開庭審理，但判決尚未作出。另據紅星新聞獲悉，苟某菊涉重婚罪壹案的贰審也將於近期開庭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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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賣與彩禮，重婚與出軌，該如何界定？
廣東盈隆律師事務所張鵬律師表示，從目前案件披露的內容看，法院對苟某菊判處構成重婚罪的證據是充分的。至於苟某菊自述曾被販賣以及被婚內強奸等，從證據角度來看，目前只停留在單方說法，沒有相應證據予以支撐。
“司法審判有保護婦女權益的功能，但畢竟有滯後性和局限性，把女性保護的責任寄希望於壹份判決書，顯然超出法院功能所能承載的范圍和能力。”張鵬表示，對於壹些偏遠地區，處於弱勢或維權意識薄弱的女性，各級政府部門、婦聯組織、社區、村委等應當發揮作用，前期介入保護女性，制止侵權行為發生，並指導女性保留證據意識，以使用法律更好地維護自身權益。
具體到本案帶來的啟示，張鵬表示，苟某菊應率先通過法律手段解除婚姻，之後再進入新的婚姻，切不可以違法的行為來消解自己遭遇的違法侵害，否則，這給自己帶來的不僅是新的傷害，且還會因此承擔法律責任。
關於強奸罪，河南澤槿律師事務所主任付建表示，結合本案的情況看，被告人苟某菊陳述其被強行發生性關系為2008年，本案訴訟時效已過。此外，強奸罪構成要件需要綜合全案證據認定是否存在暴力、脅迫或其他手段違背婦女意志，醫學診斷證明可以證明存在暴力行為，但沒有其他證據輔助證明，證據鏈不完整。
關於拐賣婦女罪，付建表示，其構成要件要求行為人通過將婦女作為商品出售以獲取非法利益，而本案中苟某菊父母未經其同意擅自“嫁”給黃某來，盡管涉及收取少量財物，但缺乏拐賣的故意，因此較難認定為拐賣罪。
至於重婚罪，付建表示，其要求客觀上存在有配偶而重婚的，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行為，苟某菊與黃某來在2012年登記結婚，後又與向某澤在雙峰縣城租房同居，構成了事實上的重婚行為，符合重婚罪構成要件。根據民法典第壹千零伍拾贰條規定，因脅迫結婚的，受脅迫的壹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請求撤銷婚姻，請求撤銷婚姻的，應當自脅迫行為終止之日起壹年內提出。
“苟某菊如果能夠提供證據證明黃某來在婚姻存續期間存在脅迫行為，可主張撤銷婚姻，但是苟某菊與向某澤同居時受脅迫狀態已經終止，可撤銷可能性很低。”付建表示，苟某菊長期與黃某來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生育子女、辦理結婚登記，已經形成合法的婚姻關系。在此情況下，其與向某澤以夫妻名義同居並生育子女，符合重婚罪的構成要件。
“但苟某菊也可以向婦聯、民政部門等尋求社會救助和支持，在贰審中重點闡述包辦婚姻對婦女意志的壓制，無社會危害性，爭取緩刑。”付建說。
黃華是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檢察院前檢察官，目前在廣東廣之洲律師事務所擔任律師。黃華的看法與付建、張鵬不壹樣，黃華認為，除苟某菊自己，這些“獲利”的人基本都會說她當初是“同意”的，因此，她很難證明自己被“拐賣”和“強奸”，且案件也受到刑事追訴時效的限制，因此也增加了維權的難度。
“壹審認為苟某菊與黃某來登記結婚合法有效，且認為其與向某澤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因此認定其行為構成重婚罪。”黃華說，但本案現有證據僅能證明不正當兩性關系及生育事實，尚不足以證實“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例如，證人證言中，苟某菊和向某澤並沒有以夫妻相稱；證言能證明苟某菊被向某甲稱為“後媽”，但不能因此推斷苟某菊和向某澤必然為夫妻關系。再是，有的證言屬於孤證，缺乏其他證據的印證。
量刑方面，黃華律師認為，壹審忽視苟某菊不滿16歲被家人帶去給黃某來做老婆、雙方相差18歲、缺乏感情基礎、長期吵鬧、苟某菊不堪忍受而出走、目前育有2歲和4歲孩子等事實，量刑壹年且沒有適用緩刑，未能體現罪責刑相適應。
黃華表示，苟某菊案件帶來的啟示是，婦女在權益受到侵害時，要勇於自救，大膽說“不”。特別是在人身權利受到侵害時，盡可能及時報警，留存證據。如果日子過不下去了，就要早日啟動離婚訴訟，解除之前的婚姻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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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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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賣與彩禮，重婚與出軌，該如何界定？
廣東盈隆律師事務所張鵬律師表示，從目前案件披露的內容看，法院對苟某菊判處構成重婚罪的證據是充分的。至於苟某菊自述曾被販賣以及被婚內強奸等，從證據角度來看，目前只停留在單方說法，沒有相應證據予以支撐。
“司法審判有保護婦女權益的功能，但畢竟有滯後性和局限性，把女性保護的責任寄希望於壹份判決書，顯然超出法院功能所能承載的范圍和能力。”張鵬表示，對於壹些偏遠地區，處於弱勢或維權意識薄弱的女性，各級政府部門、婦聯組織、社區、村委等應當發揮作用，前期介入保護女性，制止侵權行為發生，並指導女性保留證據意識，以使用法律更好地維護自身權益。
具體到本案帶來的啟示，張鵬表示，苟某菊應率先通過法律手段解除婚姻，之後再進入新的婚姻，切不可以違法的行為來消解自己遭遇的違法侵害，否則，這給自己帶來的不僅是新的傷害，且還會因此承擔法律責任。
關於強奸罪，河南澤槿律師事務所主任付建表示，結合本案的情況看，被告人苟某菊陳述其被強行發生性關系為2008年，本案訴訟時效已過。此外，強奸罪構成要件需要綜合全案證據認定是否存在暴力、脅迫或其他手段違背婦女意志，醫學診斷證明可以證明存在暴力行為，但沒有其他證據輔助證明，證據鏈不完整。
關於拐賣婦女罪，付建表示，其構成要件要求行為人通過將婦女作為商品出售以獲取非法利益，而本案中苟某菊父母未經其同意擅自“嫁”給黃某來，盡管涉及收取少量財物，但缺乏拐賣的故意，因此較難認定為拐賣罪。
至於重婚罪，付建表示，其要求客觀上存在有配偶而重婚的，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行為，苟某菊與黃某來在2012年登記結婚，後又與向某澤在雙峰縣城租房同居，構成了事實上的重婚行為，符合重婚罪構成要件。根據民法典第壹千零伍拾贰條規定，因脅迫結婚的，受脅迫的壹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請求撤銷婚姻，請求撤銷婚姻的，應當自脅迫行為終止之日起壹年內提出。
“苟某菊如果能夠提供證據證明黃某來在婚姻存續期間存在脅迫行為，可主張撤銷婚姻，但是苟某菊與向某澤同居時受脅迫狀態已經終止，可撤銷可能性很低。”付建表示，苟某菊長期與黃某來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生育子女、辦理結婚登記，已經形成合法的婚姻關系。在此情況下，其與向某澤以夫妻名義同居並生育子女，符合重婚罪的構成要件。
“但苟某菊也可以向婦聯、民政部門等尋求社會救助和支持，在贰審中重點闡述包辦婚姻對婦女意志的壓制，無社會危害性，爭取緩刑。”付建說。
黃華是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檢察院前檢察官，目前在廣東廣之洲律師事務所擔任律師。黃華的看法與付建、張鵬不壹樣，黃華認為，除苟某菊自己，這些“獲利”的人基本都會說她當初是“同意”的，因此，她很難證明自己被“拐賣”和“強奸”，且案件也受到刑事追訴時效的限制，因此也增加了維權的難度。
“壹審認為苟某菊與黃某來登記結婚合法有效，且認為其與向某澤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因此認定其行為構成重婚罪。”黃華說，但本案現有證據僅能證明不正當兩性關系及生育事實，尚不足以證實“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例如，證人證言中，苟某菊和向某澤並沒有以夫妻相稱；證言能證明苟某菊被向某甲稱為“後媽”，但不能因此推斷苟某菊和向某澤必然為夫妻關系。再是，有的證言屬於孤證，缺乏其他證據的印證。
量刑方面，黃華律師認為，壹審忽視苟某菊不滿16歲被家人帶去給黃某來做老婆、雙方相差18歲、缺乏感情基礎、長期吵鬧、苟某菊不堪忍受而出走、目前育有2歲和4歲孩子等事實，量刑壹年且沒有適用緩刑，未能體現罪責刑相適應。
黃華表示，苟某菊案件帶來的啟示是，婦女在權益受到侵害時，要勇於自救，大膽說“不”。特別是在人身權利受到侵害時，盡可能及時報警，留存證據。如果日子過不下去了，就要早日啟動離婚訴訟，解除之前的婚姻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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