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座车挤进21人:打零工的中老年女性,踏上致命面包车
王欧解释,工头诞生的一个重要背景,是集约化农业在近些年的大范围扩张与普及,特别是经济作物,劳动密集型的特点更加突出。“农村大量的土地抛荒,旧的农业体系在解体,几乎很难赚钱。而集约化农业农业多数集中在资源禀赋好的地区,地理分布不均,形成了农村劳动力跨区就业现象。”王欧说,他在调研中明显观察到,近四五年,农村零工的就业半径在不断扩大。而这种跨区域零工中,普遍形成了以工头为核心的用工模式。

庄河农村,地里主要种上花生,玉米(作者供图)
多位遇难者家属告诉本刊,事故发生后,他们曾试图讨要工伤赔偿,却发现除了司机外,不知道该找谁。多位遇难者家属说,当地政府告诉他们,之后会发放救助金,但具体金额没有告知。目前,本次事故中的8位遇难者,很多还未火化,遗体暂存在东港市殡仪馆。
在现行的劳动法体系中,与工伤有关的赔偿主要以劳动关系为核心。“这起事故中,车上的农村女工和工头、蓝莓大棚老板都无法构成劳动关系。”一位长期接触此类零工伤亡案件的法学专家对本刊说。他解释,认定劳动关系,并非只根据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用工事实也是一个关键的客观依据。然而,这一事实成立的前提,是用工方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劳动管理–工人能长期遵守老板制定的工作要求,在规定地点、规定时间内完成指定的工作量。“这里强调的是一种持续、稳定的劳动状态。打零工的农村女人们可能今天来采摘,明天发现地里有活就不来了。因此,这类以日结为主、流动性极强的季节性农业用工,不在现行劳动法的保护范围内,更不可能获得工伤赔偿。”他说。
近年来,这类农村零工车祸悲剧已连续发生数起。2024年6月15日的河南平顶山冷藏车事故中,8名女工在车厢内窒息而亡。2025年7月27日,载有山西大同彩椒女工的中巴车在暴雨中失联,导致14人死亡。不久前发生的5月16日广西皮卡坠河事件,车上载满了刚种了一整天红薯的大龄农村女工,最终造成10人遇难。
由于不存在劳动关系,前述法学专家认为,这类案件要想追究法律责任,能找到的唯一直接责任人就是涉事司机,但多数司机是村民出身,通常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进行赔偿。要想让用工方承担连带赔偿,除非有证据表明老板曾对司机下达明确指令:用超载车辆运送工人,再进行民事起诉,“但诉讼的难度很大,成本也会非常高。”
“多起个案的发生表明,农村零工群体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对本刊说。王天玉长期研究零工经济,他建议,由于农村零工的分散性、流动性与季节性,应当建立一套适应农村劳动特点的保障制度。“关键是依托农村基层组织,将分散的劳动力整合起来。成立具有劳务中介和服务性质的平台,帮助村民集体参保,按单或按日投保,已经有地方在进行这种探索,类似于城市零工模式中的骑手平台。”王天玉解释,这一平台的本质是取代工头角色,以正规的方式对接村民与用工方,“在数字时代,建立一个线上零工平台,成本并不高,关键是从农民的需求出发,能不能真的把它用起来。”多位受访专家说。
王天玉注意到,今年7月起,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简称“新职伤”)将在全国推开。这项试点目前主要针对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近些年出现的新就业形态人员,由平台按单投保。工作期间一旦出现伤亡,保障赔付待遇的比例结构与工伤保险一致。王天玉认为,未来可以考虑将农村零工逐渐纳入“新职伤”体系。
杨建国见母亲的最后一面,是在5月1日。他17岁时父亲去世,初中毕业就来到大连读中专。他的母亲个性要强,一个人打零工把他养大,先是在冷库工作五年,后来去东港“打海蛎子”,和摘蓝莓一样,每天在大连与东港间往返,持续了两三年。去年,他的儿子2岁,母亲来大连照顾孩子。近一年,是母子俩少有的“每天都能见面”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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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遇难者家属告诉本刊,事故发生后,他们曾试图讨要工伤赔偿,却发现除了司机外,不知道该找谁。多位遇难者家属说,当地政府告诉他们,之后会发放救助金,但具体金额没有告知。目前,本次事故中的8位遇难者,很多还未火化,遗体暂存在东港市殡仪馆。
在现行的劳动法体系中,与工伤有关的赔偿主要以劳动关系为核心。“这起事故中,车上的农村女工和工头、蓝莓大棚老板都无法构成劳动关系。”一位长期接触此类零工伤亡案件的法学专家对本刊说。他解释,认定劳动关系,并非只根据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用工事实也是一个关键的客观依据。然而,这一事实成立的前提,是用工方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劳动管理–工人能长期遵守老板制定的工作要求,在规定地点、规定时间内完成指定的工作量。“这里强调的是一种持续、稳定的劳动状态。打零工的农村女人们可能今天来采摘,明天发现地里有活就不来了。因此,这类以日结为主、流动性极强的季节性农业用工,不在现行劳动法的保护范围内,更不可能获得工伤赔偿。”他说。
近年来,这类农村零工车祸悲剧已连续发生数起。2024年6月15日的河南平顶山冷藏车事故中,8名女工在车厢内窒息而亡。2025年7月27日,载有山西大同彩椒女工的中巴车在暴雨中失联,导致14人死亡。不久前发生的5月16日广西皮卡坠河事件,车上载满了刚种了一整天红薯的大龄农村女工,最终造成10人遇难。
由于不存在劳动关系,前述法学专家认为,这类案件要想追究法律责任,能找到的唯一直接责任人就是涉事司机,但多数司机是村民出身,通常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进行赔偿。要想让用工方承担连带赔偿,除非有证据表明老板曾对司机下达明确指令:用超载车辆运送工人,再进行民事起诉,“但诉讼的难度很大,成本也会非常高。”
“多起个案的发生表明,农村零工群体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对本刊说。王天玉长期研究零工经济,他建议,由于农村零工的分散性、流动性与季节性,应当建立一套适应农村劳动特点的保障制度。“关键是依托农村基层组织,将分散的劳动力整合起来。成立具有劳务中介和服务性质的平台,帮助村民集体参保,按单或按日投保,已经有地方在进行这种探索,类似于城市零工模式中的骑手平台。”王天玉解释,这一平台的本质是取代工头角色,以正规的方式对接村民与用工方,“在数字时代,建立一个线上零工平台,成本并不高,关键是从农民的需求出发,能不能真的把它用起来。”多位受访专家说。
王天玉注意到,今年7月起,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简称“新职伤”)将在全国推开。这项试点目前主要针对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近些年出现的新就业形态人员,由平台按单投保。工作期间一旦出现伤亡,保障赔付待遇的比例结构与工伤保险一致。王天玉认为,未来可以考虑将农村零工逐渐纳入“新职伤”体系。
杨建国见母亲的最后一面,是在5月1日。他17岁时父亲去世,初中毕业就来到大连读中专。他的母亲个性要强,一个人打零工把他养大,先是在冷库工作五年,后来去东港“打海蛎子”,和摘蓝莓一样,每天在大连与东港间往返,持续了两三年。去年,他的儿子2岁,母亲来大连照顾孩子。近一年,是母子俩少有的“每天都能见面”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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