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文学之魂 创影视之新——评电视剧《主角》
来源：光明日报
近日热播的电视剧《主角》改编自曾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长篇小说。原着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通过秦腔名伶忆秦娥的命运沉浮，描写传统戏曲行业的兴衰迭代、人间世事的冷暖悲欢。作者陈彦将关于艺术坚守、人生价值、文化承续的深层叩问，编织进一位演员褶皱细密的人生段落。这样一部承载民族文艺记忆、书写时代命运沉浮的厚重之作能否在荧屏上找到自己的节奏，不仅考验着创作者的艺术功力，也考验着当下经典文学影视化的创作能力与精神高度，既要守得住原着的灵魂底色、传得出文本的价值主旨、留得住作品的审美风骨，又要遵循影视艺术自身的叙事逻辑、视听规律与传播属性，让“文学想象”在“视听具象”中焕发新的生命力。电视剧《主角》给出了一份令人信服的答卷：它立足艺术规律、坚守精神本源，完成了一次创造性转化，让经典文学借助视听语言突破阅读边界，抵达更广阔的受众。
电视剧《主角》以忆秦娥的艺术成长与人生历练为核心轴线。这位主人公经历了三次身份跃迁，从秦岭深处的放羊少女，到剧团里的烧火丫头，再到名震西北的秦腔名伶，每一次都是裹挟着无奈与阵痛的自我重塑。她最初抗拒唱戏，却在岁月磨砺中发觉，自己早已与秦腔血脉相融、不可分割。这种被动与主动、抗拒与接受之间的反复拉扯，构成了人物最深的戏剧性，也是整部作品最厚的精神底座。创作者还巧妙地将《打焦赞》《鬼怨·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作为叙事节点。一出戏对应一段人生，一段唱对应一种命运。《打焦赞》是忆秦娥破茧而出的起点，《鬼怨·杀生》则是她师父老艺人苟存忠告别舞台与告别人世的双重谢幕，亦是她登临艺术高峰的契机。这种“以戏写人、以戏写时代”的结构智慧，让整部剧形散而神聚、线清而意深。
更难得的是，电视剧没有为突出主角而弱化群像塑造。古存孝为戏癫狂一生，写尽了艺人的纯粹；楚嘉禾一生与忆秦娥竞争，却始终未能赢得那场她自己发起的战争；封潇潇从白马少年归于平凡，退缩本身也是一种悲剧性的选择；花彩香从名角跌落市井，却在人间烟火里寻得踏实与自由……电视剧以细腻的对手戏、生动的细节、贴合时代的场景，让每一个角色都拥有独立的人格弧光与鲜明的个性标识，共同构筑起鲜活立体的秦腔行业众生相。这种创作姿态恰恰呼应了原着最深的人文关怀，即主角从不是天选之子，而是被无数配角共同托举到舞台中央的人，那些甘居一隅的配角，只要经过岁月淬炼，便也能在自己的人生戏台上唱出主角的风采。
在电视剧《主角》的艺术结构里，还有一位“主角”，那就是秦腔本身。这部作品让这门古老的艺术真正参与到叙事的肌理之中，既作人物命运的镜像，又作情节推进的引擎，更作隐喻人生的密码本。从解冻复兴时的万人空巷、戏台前的人潮汹涌，到市场更迭中的观众流失、剧团凋敝、人才断层，再到新文化环境下的顽强突围与悄然新生，秦腔自身也走过一条荡气回肠的命运曲线。这条隐线与忆秦娥的个人浮沉彼此映照、互为表里，让“主角”二字有了更宽广的所指。观众看到的不只是一位秦腔艺人对舞台的坚守，更是一个古老剧种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阵痛与新生。这种从“个体”到“剧种”再到“时代”的层层延展，让一部作品拥有了难得的思想厚度。
内核如此厚重，要在荧屏上立得住、传得开，离不开与之精准匹配的视听语言。电视剧在这一层的处理颇见匠心。视觉上，它采取了一种粗朴与瑰丽并置的双重美学策略：一面以颗粒感强烈的自然光画面，沉甸甸地铺陈秦岭沟壑的苍茫、剧团伙房的油烟、城中村墙皮的斑驳，让黄土地的“土气”扑面而来；一面在镜头切入戏台之际，转用稳定庄重、富有仪式感的运镜，精雕戏服的繁丽、油彩的浓烈、身段与唱腔的惊心动魄。粗与精、土与艳的并置，恰好对应着秦腔艺术从黄土地里长出来，又在戏台上开出鲜艳的花的精神底色。听觉上，电视剧以秦腔特有的鼓点作为全剧的情绪刻度。一声声沉稳又决绝的鼓声，既是戏曲表演的节奏支点，也是时代更迭的脉搏跳动，更是人物内心情绪的外化表达。鼓声起处，秦腔的精气神便扑面而来，让不熟悉这一剧种的观众，也能从激昂厚重的声浪里，听见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不屈与呐喊。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由此达成了少见的紧致。
评判一部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标尺在于精神的契合度、艺术的完成度、价值的传播度。电视剧《主角》守得住精神本源而不媚俗、不解构，遵循艺术规律而不照搬、不臃肿，心怀大众传播而不失温度与筋骨，在这三个维度上的扎实表现，为当代经典文学影视化改编提供了一份具有参考价值的范本。未曾读过原着的观众，能通过这部剧读懂秦腔艺术的传承之重，读懂忆秦娥一生的坚守与悲欢，读懂“戏里是主角，戏外是人生”的深刻哲思。而读过原着的观众，也会在影像中获得新的审美体验与精神共鸣。文学与电视剧由此完成了一次真正的双向成就，让文学因影视拓宽更广阔的传播半径，影视因文学获得更深沉的精神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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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热播的电视剧《主角》改编自曾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长篇小说。原着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通过秦腔名伶忆秦娥的命运沉浮，描写传统戏曲行业的兴衰迭代、人间世事的冷暖悲欢。作者陈彦将关于艺术坚守、人生价值、文化承续的深层叩问，编织进一位演员褶皱细密的人生段落。这样一部承载民族文艺记忆、书写时代命运沉浮的厚重之作能否在荧屏上找到自己的节奏，不仅考验着创作者的艺术功力，也考验着当下经典文学影视化的创作能力与精神高度，既要守得住原着的灵魂底色、传得出文本的价值主旨、留得住作品的审美风骨，又要遵循影视艺术自身的叙事逻辑、视听规律与传播属性，让“文学想象”在“视听具象”中焕发新的生命力。电视剧《主角》给出了一份令人信服的答卷：它立足艺术规律、坚守精神本源，完成了一次创造性转化，让经典文学借助视听语言突破阅读边界，抵达更广阔的受众。
电视剧《主角》以忆秦娥的艺术成长与人生历练为核心轴线。这位主人公经历了三次身份跃迁，从秦岭深处的放羊少女，到剧团里的烧火丫头，再到名震西北的秦腔名伶，每一次都是裹挟着无奈与阵痛的自我重塑。她最初抗拒唱戏，却在岁月磨砺中发觉，自己早已与秦腔血脉相融、不可分割。这种被动与主动、抗拒与接受之间的反复拉扯，构成了人物最深的戏剧性，也是整部作品最厚的精神底座。创作者还巧妙地将《打焦赞》《鬼怨·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作为叙事节点。一出戏对应一段人生，一段唱对应一种命运。《打焦赞》是忆秦娥破茧而出的起点，《鬼怨·杀生》则是她师父老艺人苟存忠告别舞台与告别人世的双重谢幕，亦是她登临艺术高峰的契机。这种“以戏写人、以戏写时代”的结构智慧，让整部剧形散而神聚、线清而意深。
更难得的是，电视剧没有为突出主角而弱化群像塑造。古存孝为戏癫狂一生，写尽了艺人的纯粹；楚嘉禾一生与忆秦娥竞争，却始终未能赢得那场她自己发起的战争；封潇潇从白马少年归于平凡，退缩本身也是一种悲剧性的选择；花彩香从名角跌落市井，却在人间烟火里寻得踏实与自由……电视剧以细腻的对手戏、生动的细节、贴合时代的场景，让每一个角色都拥有独立的人格弧光与鲜明的个性标识，共同构筑起鲜活立体的秦腔行业众生相。这种创作姿态恰恰呼应了原着最深的人文关怀，即主角从不是天选之子，而是被无数配角共同托举到舞台中央的人，那些甘居一隅的配角，只要经过岁月淬炼，便也能在自己的人生戏台上唱出主角的风采。
在电视剧《主角》的艺术结构里，还有一位“主角”，那就是秦腔本身。这部作品让这门古老的艺术真正参与到叙事的肌理之中，既作人物命运的镜像，又作情节推进的引擎，更作隐喻人生的密码本。从解冻复兴时的万人空巷、戏台前的人潮汹涌，到市场更迭中的观众流失、剧团凋敝、人才断层，再到新文化环境下的顽强突围与悄然新生，秦腔自身也走过一条荡气回肠的命运曲线。这条隐线与忆秦娥的个人浮沉彼此映照、互为表里，让“主角”二字有了更宽广的所指。观众看到的不只是一位秦腔艺人对舞台的坚守，更是一个古老剧种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阵痛与新生。这种从“个体”到“剧种”再到“时代”的层层延展，让一部作品拥有了难得的思想厚度。
内核如此厚重，要在荧屏上立得住、传得开，离不开与之精准匹配的视听语言。电视剧在这一层的处理颇见匠心。视觉上，它采取了一种粗朴与瑰丽并置的双重美学策略：一面以颗粒感强烈的自然光画面，沉甸甸地铺陈秦岭沟壑的苍茫、剧团伙房的油烟、城中村墙皮的斑驳，让黄土地的“土气”扑面而来；一面在镜头切入戏台之际，转用稳定庄重、富有仪式感的运镜，精雕戏服的繁丽、油彩的浓烈、身段与唱腔的惊心动魄。粗与精、土与艳的并置，恰好对应着秦腔艺术从黄土地里长出来，又在戏台上开出鲜艳的花的精神底色。听觉上，电视剧以秦腔特有的鼓点作为全剧的情绪刻度。一声声沉稳又决绝的鼓声，既是戏曲表演的节奏支点，也是时代更迭的脉搏跳动，更是人物内心情绪的外化表达。鼓声起处，秦腔的精气神便扑面而来，让不熟悉这一剧种的观众，也能从激昂厚重的声浪里，听见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不屈与呐喊。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由此达成了少见的紧致。
评判一部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标尺在于精神的契合度、艺术的完成度、价值的传播度。电视剧《主角》守得住精神本源而不媚俗、不解构，遵循艺术规律而不照搬、不臃肿，心怀大众传播而不失温度与筋骨，在这三个维度上的扎实表现，为当代经典文学影视化改编提供了一份具有参考价值的范本。未曾读过原着的观众，能通过这部剧读懂秦腔艺术的传承之重，读懂忆秦娥一生的坚守与悲欢，读懂“戏里是主角，戏外是人生”的深刻哲思。而读过原着的观众，也会在影像中获得新的审美体验与精神共鸣。文学与电视剧由此完成了一次真正的双向成就，让文学因影视拓宽更广阔的传播半径，影视因文学获得更深沉的精神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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