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疏有別 中國外交也分叁六九等
但莊嘉穎指出，即使簽署了條約，也不見得雙方關系必然是牢不可破的“鐵杆”關系。
他舉例，中國與烏克蘭在2013年簽署過《中烏友好合作條約》，“裡面是有寫，如果對方主權受到威脅，要協商和找出應對方案。但烏克蘭與俄羅斯開戰到現在，它也沒有真的去執行”。
實際上，門洪華的論文也承認：“中國伙伴關系戰略存在著地位不清晰、成效不明確、層次不分明等問題，需要在國家大戰略的框架內加以完善。”
例如塞爾維亞，目前與中國是“全面戰略伙伴關系”，但就在2023年10月的“壹帶壹路”論壇期間，習近平便對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說，“塞爾維亞是中國的鐵杆朋友”。中塞兩國在同壹時間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是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簽署的第壹個自貿協定。
塞爾維亞的“中國影響力指數”排名是34，高於排名56的埃塞俄比亞，低於排名25的委內瑞拉。但埃塞俄比亞與委內瑞拉跟中國建立了“全天候戰略伙伴關系”，理論上比塞爾維亞更高級。然而，這兩個國家均未與中國締結自貿協定。
中國邦交關系架構起源
2023年金磚國家約翰內斯堡峰會通過“擴容”，接納壹批“全球南方”國家加入該組織。（EPA）
陳喜娜觀察到，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發展外交關系，是同時通過各式各樣的伙伴關系，以及不同的多邊論壇和倡議雙軌進行。
“中國多數伙伴關系都是跟‘全球南方’建立的，這跟中國強調其對這些國家的領導地位和認同的各種多邊努力和話語是壹致的。”
“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大約相當於主要位於地球南半球，且主要來自非洲、亞洲和拉美的“發展中國家”。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關系學系教授詹德斌在2016年壹篇論文中說，在中共建政首20年裡，“伙伴關系”壹詞因最先由美國提出，因此被視為負面事物。但自1979年中美關系正常化起，“伙伴關系”意義開始趨向正面。
詹德斌寫道：“國家層面首個明確得到中國認可的伙伴關系，則是1990年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南太論壇（後‘太平洋島國論壇’）與中國正式建立的對話伙伴關系。由於該伙伴關系的確立，巴布亞新幾內亞等成員國宣布南太論壇不宜再接納台灣作為對話伙伴，反映出伙伴關系的積極意義。”
同濟大學門洪華在其論文中稱：“後冷戰時代伊始，大國之間、國家集團之間建立伙伴關系成為外交新潮流，諸如1994年美俄建立‘成熟的戰略伙伴關系’、1997年日俄建立‘相互信任的伙伴關系’、1997年俄印建立‘戰略伙伴關系’、1998年建立‘美國－波羅的海伙伴關系’等。”
在這背景下，1993年11月，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問巴西期間，兩國建立“戰略伙伴”關系；1994年，中國與俄羅斯建立“新型建設性伙伴關系”；1996年，中國與巴基斯坦建立“全面合作伙伴關系”；1997年與1998年，中國先後與法國和英國建立“全面伙伴關系”。
關系會升級，也會降級。台灣學者吳柏寬與王國臣舉例，中國與美國於1997年簽署“戰略伙伴”協定，但在2003年取消伙伴關系，至2011年再度締結，但僅維持兩年。
習近平於2012年2月以中國國家副主席身份公開提出中美“21世紀的新型大國關系”概念。2013年6月，已成為國家主席的習近平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安納伯格莊園會晤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後，兩國正式宣布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直到川普2026年訪華時變成“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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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舉例，中國與烏克蘭在2013年簽署過《中烏友好合作條約》，“裡面是有寫，如果對方主權受到威脅，要協商和找出應對方案。但烏克蘭與俄羅斯開戰到現在，它也沒有真的去執行”。
實際上，門洪華的論文也承認：“中國伙伴關系戰略存在著地位不清晰、成效不明確、層次不分明等問題，需要在國家大戰略的框架內加以完善。”
例如塞爾維亞，目前與中國是“全面戰略伙伴關系”，但就在2023年10月的“壹帶壹路”論壇期間，習近平便對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說，“塞爾維亞是中國的鐵杆朋友”。中塞兩國在同壹時間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是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簽署的第壹個自貿協定。
塞爾維亞的“中國影響力指數”排名是34，高於排名56的埃塞俄比亞，低於排名25的委內瑞拉。但埃塞俄比亞與委內瑞拉跟中國建立了“全天候戰略伙伴關系”，理論上比塞爾維亞更高級。然而，這兩個國家均未與中國締結自貿協定。
中國邦交關系架構起源
2023年金磚國家約翰內斯堡峰會通過“擴容”，接納壹批“全球南方”國家加入該組織。（EPA）
陳喜娜觀察到，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發展外交關系，是同時通過各式各樣的伙伴關系，以及不同的多邊論壇和倡議雙軌進行。
“中國多數伙伴關系都是跟‘全球南方’建立的，這跟中國強調其對這些國家的領導地位和認同的各種多邊努力和話語是壹致的。”
“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大約相當於主要位於地球南半球，且主要來自非洲、亞洲和拉美的“發展中國家”。
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國際關系學系教授詹德斌在2016年壹篇論文中說，在中共建政首20年裡，“伙伴關系”壹詞因最先由美國提出，因此被視為負面事物。但自1979年中美關系正常化起，“伙伴關系”意義開始趨向正面。
詹德斌寫道：“國家層面首個明確得到中國認可的伙伴關系，則是1990年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南太論壇（後‘太平洋島國論壇’）與中國正式建立的對話伙伴關系。由於該伙伴關系的確立，巴布亞新幾內亞等成員國宣布南太論壇不宜再接納台灣作為對話伙伴，反映出伙伴關系的積極意義。”
同濟大學門洪華在其論文中稱：“後冷戰時代伊始，大國之間、國家集團之間建立伙伴關系成為外交新潮流，諸如1994年美俄建立‘成熟的戰略伙伴關系’、1997年日俄建立‘相互信任的伙伴關系’、1997年俄印建立‘戰略伙伴關系’、1998年建立‘美國－波羅的海伙伴關系’等。”
在這背景下，1993年11月，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問巴西期間，兩國建立“戰略伙伴”關系；1994年，中國與俄羅斯建立“新型建設性伙伴關系”；1996年，中國與巴基斯坦建立“全面合作伙伴關系”；1997年與1998年，中國先後與法國和英國建立“全面伙伴關系”。
關系會升級，也會降級。台灣學者吳柏寬與王國臣舉例，中國與美國於1997年簽署“戰略伙伴”協定，但在2003年取消伙伴關系，至2011年再度締結，但僅維持兩年。
習近平於2012年2月以中國國家副主席身份公開提出中美“21世紀的新型大國關系”概念。2013年6月，已成為國家主席的習近平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安納伯格莊園會晤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後，兩國正式宣布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直到川普2026年訪華時變成“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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