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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富論》問世250年:兩個斯密,兩種未來 | 溫哥華地產中心
   

《國富論》問世250年:兩個斯密,兩種未來

政治的斯密的目標,既是要向國家提供用於公共服務的充足財政收入,也是要向人民提供豐富的生活資料,他出於這種社會的、政治的而非經濟的考慮,主張非常廣泛的政府幹預:治安、國防、司法、貿易、通訊基礎設施、貨幣、信用調控和教育。因此,阿瑞吉認為,當代流行的經濟學理論顛倒了斯密的思想,刻意抽離了政治的斯密,無限放大了經濟的斯密。


兩種未來:如何實現大多數人的美美與共?



政治的斯密看到了中國市場的巨大規模效應,看到了非資本主義的市場發展的歷史和當代形態。這讓阿瑞吉做出了頗具顛覆性又很有吸引力的論斷:在歐洲,馬克思活在意識形態中;在美國,勞資關系客觀上是馬克思主義的。與之類似,當代西方只是在思想上信奉自由市場,而古代中國卻在客觀上實踐著市場經濟,在很多方面進行著充分的競爭。進而,阿瑞吉剝離了市場經濟的歷史屬性和意識形態屬性,市場經濟不是現代才有的,也不是資本主義才有的。因此,所謂“斯密在北京”,說的既是政治的斯密在北京,也是真正的、自然的市場經濟。

阿瑞吉是這樣得出這個結論的。首先,現代世界歷史的首要特征在於,國家間對流動資本的競爭,這種競爭刺激並推動了金融擴張(這來自馬克斯·韋伯);其次,金融晚秋論:某個正在經歷金融擴張的國家的晚秋,恰恰也是另壹個地方的春天(這來自布羅代爾和馬克思):在威尼斯積累的剩余去了荷蘭,在荷蘭積累的剩余去了英國,在英國積累的剩余去了美國。再次,美國或者說西方積累的剩余正在流向東方,流向中國。美國的黃昏會不會變成中國的春天,這取決於中國走什麼樣的政治經濟道路。


引申而言,中國走什麼樣的政治經濟道路取決於,中國能否既引導工人競爭來獲取資本、利潤和經濟繁榮,又抑制消化消除不良的社會政治後果;中國能否將工業革命與杉原熏所提出的“勤勞革命”融合起來;中國能否將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和能源節約型工業化結合起來,解決中國內部的城鄉、地區之間的不平衡發展問題,走出壹條非資本主義的國家市場道路,而非西方世界軍國主義、工業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能源過度消耗型的、不自然的發展道路。走上這條“自然的國富之路”的中國,將更有可能代表非歐洲民族實現與歐洲民族的真正平等和相互尊重,也將更有可能為人類社會的前途命運做出更大的貢獻。

由是觀之,經濟的斯密在美國,政治的斯密在中國,這兩個斯密兩條道路之爭,也正代表著人類社會的兩種未來:究竟是壹小撮人盆滿缽滿、垂拱而治、優哉游哉、不亦樂乎,還是大多數人勤勞革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面對這兩種未來,人類社會將何去何從,這關乎每個人的生計生活、健康幸福和前途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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