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问世250年:两个斯密,两种未来

政治的斯密的目标,既是要向国家提供用于公共服务的充足财政收入,也是要向人民提供丰富的生活资料,他出于这种社会的、政治的而非经济的考虑,主张非常广泛的政府干预:治安、国防、司法、贸易、通讯基础设施、货币、信用调控和教育。因此,阿瑞吉认为,当代流行的经济学理论颠倒了斯密的思想,刻意抽离了政治的斯密,无限放大了经济的斯密。


两种未来:如何实现大多数人的美美与共?



政治的斯密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规模效应,看到了非资本主义的市场发展的历史和当代形态。这让阿瑞吉做出了颇具颠覆性又很有吸引力的论断:在欧洲,马克思活在意识形态中;在美国,劳资关系客观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与之类似,当代西方只是在思想上信奉自由市场,而古代中国却在客观上实践着市场经济,在很多方面进行着充分的竞争。进而,阿瑞吉剥离了市场经济的历史属性和意识形态属性,市场经济不是现代才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才有的。因此,所谓“斯密在北京”,说的既是政治的斯密在北京,也是真正的、自然的市场经济。

阿瑞吉是这样得出这个结论的。首先,现代世界历史的首要特征在于,国家间对流动资本的竞争,这种竞争刺激并推动了金融扩张(这来自马克斯·韦伯);其次,金融晚秋论:某个正在经历金融扩张的国家的晚秋,恰恰也是另一个地方的春天(这来自布罗代尔和马克思):在威尼斯积累的剩余去了荷兰,在荷兰积累的剩余去了英国,在英国积累的剩余去了美国。再次,美国或者说西方积累的剩余正在流向东方,流向中国。美国的黄昏会不会变成中国的春天,这取决于中国走什么样的政治经济道路。


引申而言,中国走什么样的政治经济道路取决于,中国能否既引导工人竞争来获取资本、利润和经济繁荣,又抑制消化消除不良的社会政治后果;中国能否将工业革命与杉原熏所提出的“勤劳革命”融合起来;中国能否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能源节约型工业化结合起来,解决中国内部的城乡、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问题,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市场道路,而非西方世界军国主义、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能源过度消耗型的、不自然的发展道路。走上这条“自然的国富之路”的中国,将更有可能代表非欧洲民族实现与欧洲民族的真正平等和相互尊重,也将更有可能为人类社会的前途命运做出更大的贡献。

由是观之,经济的斯密在美国,政治的斯密在中国,这两个斯密两条道路之争,也正代表着人类社会的两种未来:究竟是一小撮人盆满钵满、垂拱而治、优哉游哉、不亦乐乎,还是大多数人勤劳革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面对这两种未来,人类社会将何去何从,这关乎每个人的生计生活、健康幸福和前途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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