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問世250年:兩個斯密,兩種未來
2026年，不僅是美國獨立建國250周年，而且是亞當·斯密《國富論》問世250周年。八拾余年前，經濟思想家卡爾·波蘭尼曾經這樣將贰者聯系起來：英國工業化景象警示了美國的建國者們，他們將經濟領域置於憲法之外，由此賦予私有財產權最為嚴格的保護，從而創造出世界上唯壹壹個具有明確法律基礎的市場社會。波蘭尼是在告訴世人，亞當·斯密在美國，從美國建立之日起從未離開。
深受波蘭尼思想影響的意大利政治經濟學家喬萬尼·阿瑞吉，外祖父是工廠主，父親是企業家，在攻讀經濟學博士之際就繼承了家族企業，畢業後還曾經在聯合利華公司工作，然後輾轉任教於羅得西亞、坦桑尼亞、意大利和美國紐約等地的大學，他是70年代初的葛蘭西小組聯合創辦人之壹，在美國期間加入布羅代爾中心，與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共事多年，這些經歷讓他對當代世界的政治經濟根源有了頗具現場感的深入思考。
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以來，在人生的最後拾年，阿瑞吉反復思考著這樣壹個問題：中國的崛起，是否意味著兩百伍拾年前的亞當·斯密預言成真，即，歐洲民族與非歐洲民族之間實現了真正的平等和相互的尊重。由此出發，為了向人們描繪21世紀的政治經濟譜系，2007年，阿瑞吉提出與波蘭尼不同的看法：亞當·斯密不在美國，不在華盛頓；亞當斯密在中國、在北京。
兩個斯密：壹個被無限放大，壹個被刻意抽離
在阿瑞吉織就的這幅譜系圖中，穿針引線的，是兩個斯密：壹個是經濟的，另壹個是政治的。經濟的斯密鼓吹自生自發自我調節的市場無形之手，以及作為經濟發展永動機的資本主義。政治的斯密主張政府是市場的母體，國家的調控幹預是市場生存發展的條件。很明顯，波蘭尼借以警示世人的，是經濟的斯密；而阿瑞吉借以展望未來的，是政治的斯密。
經濟的斯密是自由主義的，他主張在分工社會中，交換是人的秉性，每個人僅靠自己的勞動產品只能滿足自身欲望的極少壹部分，所以都需要用自己勞動的剩余產品來與交換他人勞動的剩余產品，這樣才能滿足自身的全部需要。如此壹來，人的利己之心就實現了利他的社會效果。在這種交換的秉性面前，人人生而平等，不存在道德意義上的高低貴賤之分。每個人都是商人，都要依賴交換而生活，這種交換的秉性，就像壹只無形的手，推動著這個商業社會的經濟繁榮。不過，這個商業社會還需要叁個實驗室般的嚴苛條件：壹是聽任萬事萬物自然發展，壹切聽其自由；贰是每個人都能自由選擇自己認為適當的職業並能隨時自由改業；叁是每個人都從自身利害出發趨利避害。顯然，人類歷史上沒有任何壹個社會能夠滿足這叁個條件，這樣的經濟烏托邦 從未存在過，也不可能存在。
考慮到斯密構築的經濟自由主義是在《國富論》問世柒八拾年後，也就是1844年英國市場社會正式確立，並通過殖民戰爭擴張成為“日不落帝國”之後，才變成了英國的國策，經濟的斯密對現代世界的影響還不到兩百年。但這不妨礙經濟的斯密被西方社會奉為經濟自由主義的宗師，《國富論》也被視為經濟學的聖經。這是因為，人們認為，正是斯密揭開了經濟人的面紗，彰顯了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威力，為經濟自由主義構建了利己之心達至利他社會效果的正當性。仿佛從他開始，市場的交換法則就成了市場運行的核心機制，成了支配壹切的上帝法則，成了約束人世間萬事萬物的真理法則。人人以獲利為動機，人人以利己為天性，壹切都有價格，萬物皆可買賣，宛若不可觸碰不得違背的天條。
但在阿瑞吉看來，政治的斯密不相信這天條，因為他看到經濟的購買力總想也總能轉化為政治的支配力，所以並不把自我調節的市場作為新舊自由主義的信條；他提倡親勞動者而非親資本的政府行動；他不主張容易導致工資降低的勞工間競爭，而主張把利潤降低可接受水平的資本家間競爭；他把政治經濟學描述為政治家或立法者科學的壹個分支，把自己的思想貢獻描述為“有關法律和政府的壹套總原則”；他非但沒有建立壹個自我調劑的市場理論，反而預先假定有壹個強大的國家：它創造並不斷催生市場存在的條件，它利用市場作為政府的有效工具，它調節市場的運行，它還積極幹預以便校正或克服市場所帶來的不良的社會或政治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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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波蘭尼思想影響的意大利政治經濟學家喬萬尼·阿瑞吉，外祖父是工廠主，父親是企業家，在攻讀經濟學博士之際就繼承了家族企業，畢業後還曾經在聯合利華公司工作，然後輾轉任教於羅得西亞、坦桑尼亞、意大利和美國紐約等地的大學，他是70年代初的葛蘭西小組聯合創辦人之壹，在美國期間加入布羅代爾中心，與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共事多年，這些經歷讓他對當代世界的政治經濟根源有了頗具現場感的深入思考。
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以來，在人生的最後拾年，阿瑞吉反復思考著這樣壹個問題：中國的崛起，是否意味著兩百伍拾年前的亞當·斯密預言成真，即，歐洲民族與非歐洲民族之間實現了真正的平等和相互的尊重。由此出發，為了向人們描繪21世紀的政治經濟譜系，2007年，阿瑞吉提出與波蘭尼不同的看法：亞當·斯密不在美國，不在華盛頓；亞當斯密在中國、在北京。
兩個斯密：壹個被無限放大，壹個被刻意抽離
在阿瑞吉織就的這幅譜系圖中，穿針引線的，是兩個斯密：壹個是經濟的，另壹個是政治的。經濟的斯密鼓吹自生自發自我調節的市場無形之手，以及作為經濟發展永動機的資本主義。政治的斯密主張政府是市場的母體，國家的調控幹預是市場生存發展的條件。很明顯，波蘭尼借以警示世人的，是經濟的斯密；而阿瑞吉借以展望未來的，是政治的斯密。
經濟的斯密是自由主義的，他主張在分工社會中，交換是人的秉性，每個人僅靠自己的勞動產品只能滿足自身欲望的極少壹部分，所以都需要用自己勞動的剩余產品來與交換他人勞動的剩余產品，這樣才能滿足自身的全部需要。如此壹來，人的利己之心就實現了利他的社會效果。在這種交換的秉性面前，人人生而平等，不存在道德意義上的高低貴賤之分。每個人都是商人，都要依賴交換而生活，這種交換的秉性，就像壹只無形的手，推動著這個商業社會的經濟繁榮。不過，這個商業社會還需要叁個實驗室般的嚴苛條件：壹是聽任萬事萬物自然發展，壹切聽其自由；贰是每個人都能自由選擇自己認為適當的職業並能隨時自由改業；叁是每個人都從自身利害出發趨利避害。顯然，人類歷史上沒有任何壹個社會能夠滿足這叁個條件，這樣的經濟烏托邦 從未存在過，也不可能存在。
考慮到斯密構築的經濟自由主義是在《國富論》問世柒八拾年後，也就是1844年英國市場社會正式確立，並通過殖民戰爭擴張成為“日不落帝國”之後，才變成了英國的國策，經濟的斯密對現代世界的影響還不到兩百年。但這不妨礙經濟的斯密被西方社會奉為經濟自由主義的宗師，《國富論》也被視為經濟學的聖經。這是因為，人們認為，正是斯密揭開了經濟人的面紗，彰顯了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威力，為經濟自由主義構建了利己之心達至利他社會效果的正當性。仿佛從他開始，市場的交換法則就成了市場運行的核心機制，成了支配壹切的上帝法則，成了約束人世間萬事萬物的真理法則。人人以獲利為動機，人人以利己為天性，壹切都有價格，萬物皆可買賣，宛若不可觸碰不得違背的天條。
但在阿瑞吉看來，政治的斯密不相信這天條，因為他看到經濟的購買力總想也總能轉化為政治的支配力，所以並不把自我調節的市場作為新舊自由主義的信條；他提倡親勞動者而非親資本的政府行動；他不主張容易導致工資降低的勞工間競爭，而主張把利潤降低可接受水平的資本家間競爭；他把政治經濟學描述為政治家或立法者科學的壹個分支，把自己的思想貢獻描述為“有關法律和政府的壹套總原則”；他非但沒有建立壹個自我調劑的市場理論，反而預先假定有壹個強大的國家：它創造並不斷催生市場存在的條件，它利用市場作為政府的有效工具，它調節市場的運行，它還積極幹預以便校正或克服市場所帶來的不良的社會或政治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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