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那场匆匆结束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
5. 某期《瞭望》杂志因为杂志封面系穿着紧身裤的女性体操运动员，被认为有“黄色”嫌疑，列为禁书；新出版的《马克思传》，内页因有马克思夫人燕妮袒露肩膀和颈胸的传统欧洲装束的照片，而被视作“黄色书籍”没收。
6. 浙江大学历史系近代史学教授杨树标，因为说“国民党是个有光荣传统的政党”，被浙江省纪委列为“精神污染”大案，几番被调查。西北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张维迎由于给《中国青年报》投稿写了一篇《为“钱”正名》，也被视为严重精神污染，对于是否处置，一直向上惊动到省委。笔者以前工作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即原国家经济体改委的一部分，里面也有很多经济学家因为主张市场经济，被定为“精神污染”分子。
改革开放后制度进步的本质是权力执行的科学化、规范化，而这场运动却反其道而行之，颇有回归那种极端人治化的苗头。对于什么是精神污染，下面执行中越来越宽泛，罪与非罪之间全凭个人解读，一时间人人自危，刚刚形成的宽松、心情舒畅的社会气氛，陡然又凝固起来。加上之前不仅开始的“整顿特区”、“经济严打”等行动，也令外部质疑，中国是否要继续改革开放。
对于这场运动，最先警觉并且全力踩刹车的是胡耀邦。11月初，胡耀邦首先找到《中国青年报》总编辑佘世光，委托他写一篇《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的评论，明确提出反对将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而后又让《人民日报》予以全文转载，以给当时形势降温。
1983年12月14日，胡耀邦又召集人民日报社长秦川、新华社社长穆青和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这三位宣传口最关键领导谈话，提出了对清理污染的总体看法：清除思想战线上的污染，不要搞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上面去；我们做思想工作必须注意两个干扰：一种是“左”的思想干扰，一种是封建思想干扰，这两种思想容易使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为此，他提出要严格划清七个具体的界限：
第一，不要干涉人家穿衣打扮，不要用奇装异服一词，总的来说，我国的衣着还是单调的，不要把刚刚出现的活泼多样又打回到古板、单调状态中去；
第二，歌曲方面，我们提倡有革命内容的歌曲，提倡昂扬向上的歌曲，但是对抒情歌曲及轻音乐，不要禁止，如要禁止，也得须经过批准；
第三，文学方面，所有世界公认的名著不能封闭，资产阶级作家写作的有名的小说中，即使有点色情描写也不要紧，我们要禁止的是那些露骨淫秽的东西；
第四，电影、戏剧、舞蹈、曲艺、杂技等，凡是中央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演，不能滥禁乱砍；
第五，应允许青年人跳集体舞、少数民族舞，共青团要主动组织；
第六，绘画、雕塑方面，不能禁止表现人体美的作品，考虑到中国民族习惯，可以采取逐步开放的政策，原则上不能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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