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奸"失忆者"的罪恶产业链:危险的"三件套"
同前两起案件类似，蒋中懿作案也始于加入Telegram相关群组。慕尼黑法院的新闻稿披露，早在2020年，蒋中懿就加入了迷奸聊天群，这距离他第一次作案有将近4年时间。财新注意到，张大鹏首次作案前，陆续加入了25个相关群组，与多达2000余名拥有类似性癖好的男性联系，交流图片视频或是经验心得。而周同的首次作案，发生在他加入群组，与张大鹏频繁交流的几个月后。
事实上，“德国驾校”的8人群组，只是众多迷奸群组中很小的一个。德国媒体报道称，有的群组成员多达万人。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也难以说清仅德语区的迷奸群组数量，对女性被害人数量更加缺乏可靠的数据。在这些群组中，迷奸者们交流用药、作案经验，分享各自拍摄的视频图片。
“这些犯罪者在交流中形成了一种群体动力。”谈及社交群组交流对犯罪者的犯意启发时，法兰克福的法官在判决书中写道：“这种动力肯定了被告人的幻想，他们在那里与其他犯罪者接触并获得赞同，进一步削弱了不法意识。”
南方防务智库特约研究员孔艺桥撰文分析称，社交群组内的共享机制可能创造一种叠加的犯罪动机，即获得群体的认可和赞赏，这一心理与原本扭曲的欲望相互强化，使施害行为更难停止，也使施害者更难从外部看到自己行为的边界；在群组中，作案经验被迅速分享，犯罪能力被系统性提升，施害门槛被系统性降低；而当一种行为被群体定义为“正常”，当实施这种行为能够获得群体的鼓励与奖励，个体越轨的心理成本就会大幅降低。
在实施迷奸过程中，Telegram群组还起着药物买卖渠道的作用。有时，药物买卖也通过微信完成。张大鹏曾是一个名为“客服”群组的管理员，向32名成员分销迷奸药物。据德国《日报》，蒋中懿第一次所订购的药物便由张大鹏从法兰克福寄出，伪装成小瓶化妆品。
判决书显示，张大鹏已形成了迷奸药物“三件套”的固定组合，其中“三”或“基础”代表三唑仑，“能量（水）”指咪达唑仑，“七”指七氟烷。在分销药物之外，Telegram群组内还会交流药物使用指南，张大鹏会根据被害人的体重、酒量给出建议的药物用量。
被指控提供用药指导的，还有一名被告人邵之霆。32岁的邵之霆是一名医学生，2021年前后赴德读博士。公开资料检索到，2025年秋，邵之霆完成在柏林夏里特医学院学业，毕业论文研究原发灶不明癌症中的细胞衰老与衰老后问题。
柏林法院提供的案件简介显示，2019年至2021年在北京期间，邵之霆多次对一名女性实施性侵并拍摄影像。指控称，由于其具有医学专业背景，2024年居住柏林期间，邵之霆通过Telegram聊天群组，多次向群成员提供迷奸药物的用药指导，其中一名成员听从其建议后在法兰克福实施了一次迷奸。判决书显示的此次作案日期与张大鹏被控的一起迷奸案日期完全重合，当时张大鹏在群组中询问一种镇静药物的药效和作用机制。
“这些药物仅限麻醉医生使用。”据德国《日报》，一位麻醉医学专家出庭解释了医院实施麻醉所需的条件：患者会被连接到麻醉剂吸入氧气，同时监测其呼出的二氧化碳量、心率、血氧量水平，甚至还会配备一根引流管，以防患者呕吐。这名麻醉医师反复强调，现场会有多名受过训练的医务人员，确保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及时响应。他还表示，蒋中懿曾将一种混在饮料中的药物剂量超额5—10倍使用，并且混合了奶制品，这将增加麻醉期间的窒息风险。
“被害人没有死亡，实属侥幸。”判决书写道，被害人胃中的食物或呕吐物有可能返流进入呼吸道，麻醉期间缺乏如咳嗽等保护性反射，极大可能会导致呼吸道阻塞或肺衰竭，威胁到生命。庭审现场播放的视频也显示，有被害人昏迷时能够听到一阵阵的呼哧声，经专家鉴定为舌头后坠并阻塞气道的迹象。
“明知被害人服用药物后可能的死亡风险，被告人对这种后果持放任态度，唯一的目的就是满足自己的性欲。”这样的指控在张大鹏和蒋中懿的判决书中都反复出现，二人也因而被认定构成谋杀未遂。
“三件套”的使用也帮助张大鹏等人数次“涉险逃脱”，不少涉案女性都是在接到警方联系后才意识到自己是被害人。判决书记录，某次迷奸中，被害人中途醒来，询问张大鹏为何赤裸着出现在自己的公寓。“我当时以为这下全完了。”张大鹏谎称丢了东西，二人甚至还聊了半小时，但被害人第二天醒来把一切都忘了。
药从何来？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环食药知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汤建彬代理过多起麻精药物滥用的案例，据他观察，近年形成的圈子中，大部分迷奸者通过境外视频网站下面的广告被引流到相关群组的交流中，圈内还会有分工，“车主”负责提供女性被害人，“代驾”指带药参与迷奸，产业链上还有负责卖药、卖视频、提供迷奸方法指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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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人说话啊，我想来说几句
事实上，“德国驾校”的8人群组，只是众多迷奸群组中很小的一个。德国媒体报道称，有的群组成员多达万人。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也难以说清仅德语区的迷奸群组数量，对女性被害人数量更加缺乏可靠的数据。在这些群组中，迷奸者们交流用药、作案经验，分享各自拍摄的视频图片。
“这些犯罪者在交流中形成了一种群体动力。”谈及社交群组交流对犯罪者的犯意启发时，法兰克福的法官在判决书中写道：“这种动力肯定了被告人的幻想，他们在那里与其他犯罪者接触并获得赞同，进一步削弱了不法意识。”
南方防务智库特约研究员孔艺桥撰文分析称，社交群组内的共享机制可能创造一种叠加的犯罪动机，即获得群体的认可和赞赏，这一心理与原本扭曲的欲望相互强化，使施害行为更难停止，也使施害者更难从外部看到自己行为的边界；在群组中，作案经验被迅速分享，犯罪能力被系统性提升，施害门槛被系统性降低；而当一种行为被群体定义为“正常”，当实施这种行为能够获得群体的鼓励与奖励，个体越轨的心理成本就会大幅降低。
在实施迷奸过程中，Telegram群组还起着药物买卖渠道的作用。有时，药物买卖也通过微信完成。张大鹏曾是一个名为“客服”群组的管理员，向32名成员分销迷奸药物。据德国《日报》，蒋中懿第一次所订购的药物便由张大鹏从法兰克福寄出，伪装成小瓶化妆品。
判决书显示，张大鹏已形成了迷奸药物“三件套”的固定组合，其中“三”或“基础”代表三唑仑，“能量（水）”指咪达唑仑，“七”指七氟烷。在分销药物之外，Telegram群组内还会交流药物使用指南，张大鹏会根据被害人的体重、酒量给出建议的药物用量。
被指控提供用药指导的，还有一名被告人邵之霆。32岁的邵之霆是一名医学生，2021年前后赴德读博士。公开资料检索到，2025年秋，邵之霆完成在柏林夏里特医学院学业，毕业论文研究原发灶不明癌症中的细胞衰老与衰老后问题。
柏林法院提供的案件简介显示，2019年至2021年在北京期间，邵之霆多次对一名女性实施性侵并拍摄影像。指控称，由于其具有医学专业背景，2024年居住柏林期间，邵之霆通过Telegram聊天群组，多次向群成员提供迷奸药物的用药指导，其中一名成员听从其建议后在法兰克福实施了一次迷奸。判决书显示的此次作案日期与张大鹏被控的一起迷奸案日期完全重合，当时张大鹏在群组中询问一种镇静药物的药效和作用机制。
“这些药物仅限麻醉医生使用。”据德国《日报》，一位麻醉医学专家出庭解释了医院实施麻醉所需的条件：患者会被连接到麻醉剂吸入氧气，同时监测其呼出的二氧化碳量、心率、血氧量水平，甚至还会配备一根引流管，以防患者呕吐。这名麻醉医师反复强调，现场会有多名受过训练的医务人员，确保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及时响应。他还表示，蒋中懿曾将一种混在饮料中的药物剂量超额5—10倍使用，并且混合了奶制品，这将增加麻醉期间的窒息风险。
“被害人没有死亡，实属侥幸。”判决书写道，被害人胃中的食物或呕吐物有可能返流进入呼吸道，麻醉期间缺乏如咳嗽等保护性反射，极大可能会导致呼吸道阻塞或肺衰竭，威胁到生命。庭审现场播放的视频也显示，有被害人昏迷时能够听到一阵阵的呼哧声，经专家鉴定为舌头后坠并阻塞气道的迹象。
“明知被害人服用药物后可能的死亡风险，被告人对这种后果持放任态度，唯一的目的就是满足自己的性欲。”这样的指控在张大鹏和蒋中懿的判决书中都反复出现，二人也因而被认定构成谋杀未遂。
“三件套”的使用也帮助张大鹏等人数次“涉险逃脱”，不少涉案女性都是在接到警方联系后才意识到自己是被害人。判决书记录，某次迷奸中，被害人中途醒来，询问张大鹏为何赤裸着出现在自己的公寓。“我当时以为这下全完了。”张大鹏谎称丢了东西，二人甚至还聊了半小时，但被害人第二天醒来把一切都忘了。
药从何来？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环食药知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汤建彬代理过多起麻精药物滥用的案例，据他观察，近年形成的圈子中，大部分迷奸者通过境外视频网站下面的广告被引流到相关群组的交流中，圈内还会有分工，“车主”负责提供女性被害人，“代驾”指带药参与迷奸，产业链上还有负责卖药、卖视频、提供迷奸方法指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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