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红二代文革首杀内幕与"华丽转身"
傅龙山：毛泽东晚年为了打倒政敌（如国家主席刘少奇等人）而刻意煽动并利用群众运动挑动群众斗群众，将整个国家变成了他的政治试验场和权力角斗场，同时破坏五千年来积淀于人心、社会的传统人伦与中华神传文化。
在一些流出的工作笔记和传闻中，记录了当时武斗的惨烈和造反派之间的残酷倾轧。高层的权力斗争从上向下蔓延，演变成基层群众间的生死搏杀。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暴力被合法化，杀戮甚至荒诞的成了表达政治忠诚的方式。
“红二代”（当时被称为高干子弟或“老红卫兵”）在文革初期杀人时，多数并非单枪匹马的“连环杀手”，而是作为早期红卫兵组织的发起人、领袖与指挥者。 他们透过建立私刑机构、下达批斗指令、煽动狂热情绪，制造了被称为“红八月”（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在这种群体暴力的狂欢中，他们背负着无可推卸的领导与教唆杀人罪责。
根据知名文革历史学者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调查，以及海外公开的史料，以下是文革初期最具代表性的红二代暴力组织及其犯下的血案：
一、北京师大女附中惨案：共和国“首杀”与高干女校的疯狂
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北京实验中学）当年是北京最顶尖的女子中学，学生多为中央高层领导人的女儿。这所学校发生了文革中第一起在北京城内将教育工作者活活打死的惨案。卞仲耘，时任北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1966年8月5日，在校园内被红卫兵女学生用带钉子的木棍等凶器残酷殴打折磨致死。她是北京文革中第一位被活活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当时的核心红二代人物有：宋彬彬（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之女，曾获毛泽东赐名“宋要武”）、刘婷婷（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邓榕（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之女）。
在女附中的红卫兵学生发起对校领导的残酷批斗中，副校长卞仲耘除了遭到带有铁钉的木棍、煞车皮带残酷殴打，并被强迫挑重担、淋黑墨水、抄家......在长达数小时的折磨后，卞仲耘倒在校园中身亡。
2014年1月，宋彬彬与刘进等人回到母校为卞仲耘之死公开道歉。在道歉中，宋彬彬承认自己身为红卫兵负责人之一，“未能有效阻止暴行”，对卞校长的死负有责任。但她坚称自己并未亲自动手殴打。此说法遭到卞仲耘丈夫王晶垚及部分学者的强烈质疑，认为她是在推卸直接罪责。
陈小鲁（居中）为大佬陈毅之子，西纠副司令、北京八中红卫兵领袖。（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宋彬彬作为当时学校红卫兵的最高负责人，这场批斗大会是由她们这批高干子弟组织和主导的，换言之，她们为校园虐杀创造了“合法”的环境。
二、西城纠察队（西纠）与北京六中的“红色恐怖屠宰场”
1966年8月25日，为了将红卫兵的暴力“规范化”并扩大影响力，北京各中学的高干子弟联合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是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纠察队。
当时的核心红二代人物有：孔丹（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西纠司令）、陈小鲁（大佬陈毅之子，西纠副司令、北京八中红卫兵领袖）、董良翮（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西纠重要头目）。
“西纠”拥有极大的特权，他们在北京第六中学（高干子弟云集的另一所名校）私设了一座骇人听闻的“劳改所”。劳改所的墙上用人血涂写着“红色恐怖万岁”六个大字。校内的退休老工友徐培田、因出身问题被批斗的高三学生王光华，以及附近一位拥有房产的无辜老人，都在这里遭到西纠成员用皮鞭、木棍、甚至铜头皮带活活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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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流出的工作笔记和传闻中，记录了当时武斗的惨烈和造反派之间的残酷倾轧。高层的权力斗争从上向下蔓延，演变成基层群众间的生死搏杀。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暴力被合法化，杀戮甚至荒诞的成了表达政治忠诚的方式。
“红二代”（当时被称为高干子弟或“老红卫兵”）在文革初期杀人时，多数并非单枪匹马的“连环杀手”，而是作为早期红卫兵组织的发起人、领袖与指挥者。 他们透过建立私刑机构、下达批斗指令、煽动狂热情绪，制造了被称为“红八月”（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在这种群体暴力的狂欢中，他们背负着无可推卸的领导与教唆杀人罪责。
根据知名文革历史学者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调查，以及海外公开的史料，以下是文革初期最具代表性的红二代暴力组织及其犯下的血案：
一、北京师大女附中惨案：共和国“首杀”与高干女校的疯狂
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北京实验中学）当年是北京最顶尖的女子中学，学生多为中央高层领导人的女儿。这所学校发生了文革中第一起在北京城内将教育工作者活活打死的惨案。卞仲耘，时任北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1966年8月5日，在校园内被红卫兵女学生用带钉子的木棍等凶器残酷殴打折磨致死。她是北京文革中第一位被活活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当时的核心红二代人物有：宋彬彬（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之女，曾获毛泽东赐名“宋要武”）、刘婷婷（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女）、邓榕（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之女）。
在女附中的红卫兵学生发起对校领导的残酷批斗中，副校长卞仲耘除了遭到带有铁钉的木棍、煞车皮带残酷殴打，并被强迫挑重担、淋黑墨水、抄家......在长达数小时的折磨后，卞仲耘倒在校园中身亡。
2014年1月，宋彬彬与刘进等人回到母校为卞仲耘之死公开道歉。在道歉中，宋彬彬承认自己身为红卫兵负责人之一，“未能有效阻止暴行”，对卞校长的死负有责任。但她坚称自己并未亲自动手殴打。此说法遭到卞仲耘丈夫王晶垚及部分学者的强烈质疑，认为她是在推卸直接罪责。
陈小鲁（居中）为大佬陈毅之子，西纠副司令、北京八中红卫兵领袖。（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宋彬彬作为当时学校红卫兵的最高负责人，这场批斗大会是由她们这批高干子弟组织和主导的，换言之，她们为校园虐杀创造了“合法”的环境。
二、西城纠察队（西纠）与北京六中的“红色恐怖屠宰场”
1966年8月25日，为了将红卫兵的暴力“规范化”并扩大影响力，北京各中学的高干子弟联合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是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纠察队。
当时的核心红二代人物有：孔丹（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西纠司令）、陈小鲁（大佬陈毅之子，西纠副司令、北京八中红卫兵领袖）、董良翮（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西纠重要头目）。
“西纠”拥有极大的特权，他们在北京第六中学（高干子弟云集的另一所名校）私设了一座骇人听闻的“劳改所”。劳改所的墙上用人血涂写着“红色恐怖万岁”六个大字。校内的退休老工友徐培田、因出身问题被批斗的高三学生王光华，以及附近一位拥有房产的无辜老人，都在这里遭到西纠成员用皮鞭、木棍、甚至铜头皮带活活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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