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 紅贰代文革首殺內幕與"華麗轉身"
傅龍山：毛澤東晚年為了打倒政敵（如國家主席劉少奇等人）而刻意煽動並利用群眾運動挑動群眾斗群眾，將整個國家變成了他的政治試驗場和權力角斗場，同時破壞伍千年來積澱於人心、社會的傳統人倫與中華神傳文化。
在壹些流出的工作筆記和傳聞中，記錄了當時武斗的慘烈和造反派之間的殘酷傾軋。高層的權力斗爭從上向下蔓延，演變成基層群眾間的生死搏殺。在“造反有理”的口號下，暴力被合法化，殺戮甚至荒誕的成了表達政治忠誠的方式。
“紅贰代”（當時被稱為高幹子弟或“老紅衛兵”）在文革初期殺人時，多數並非單槍匹馬的“連環殺手”，而是作為早期紅衛兵組織的發起人、領袖與指揮者。 他們透過建立私刑機構、下達批斗指令、煽動狂熱情緒，制造了被稱為“紅八月”（1966年8月）的紅色恐怖。在這種群體暴力的狂歡中，他們背負著無可推卸的領導與教唆殺人罪責。
根據知名文革歷史學者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調查，以及海外公開的史料，以下是文革初期最具代表性的紅贰代暴力組織及其犯下的血案：
壹、北京師大女附中慘案：共和國“首殺”與高幹女校的瘋狂
北京師大女附中（現北京實驗中學）當年是北京最頂尖的女子中學，學生多為中央高層領導人的女兒。這所學校發生了文革中第壹起在北京城內將教育工作者活活打死的慘案。卞仲耘，時任北師大女附中黨總支書記、副校長。1966年8月5日，在校園內被紅衛兵女學生用帶釘子的木棍等凶器殘酷毆打折磨致死。她是北京文革中第壹位被活活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當時的核心紅贰代人物有：宋彬彬（中共中央東北局第壹書記宋任窮之女，曾獲毛澤東賜名“宋要武”）、劉婷婷（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女）、鄧榕（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之女）。
在女附中的紅衛兵學生發起對校領導的殘酷批斗中，副校長卞仲耘除了遭到帶有鐵釘的木棍、煞車皮帶殘酷毆打，並被強迫挑重擔、淋黑墨水、抄家......在長達數小時的折磨後，卞仲耘倒在校園中身亡。
2014年1月，宋彬彬與劉進等人回到母校為卞仲耘之死公開道歉。在道歉中，宋彬彬承認自己身為紅衛兵負責人之壹，“未能有效阻止暴行”，對卞校長的死負有責任。但她堅稱自己並未親自動手毆打。此說法遭到卞仲耘丈夫王晶垚及部分學者的強烈質疑，認為她是在推卸直接罪責。
陳小魯（居中）為大佬陳毅之子，西糾副司令、北京八中紅衛兵領袖。（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宋彬彬作為當時學校紅衛兵的最高負責人，這場批斗大會是由她們這批高幹子弟組織和主導的，換言之，她們為校園虐殺創造了“合法”的環境。
贰、西城糾察隊（西糾）與北京六中的“紅色恐怖屠宰場”
1966年8月25日，為了將紅衛兵的暴力“規范化”並擴大影響力，北京各中學的高幹子弟聯合成立了“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簡稱“西糾”），是文革中第壹個跨校際的紅衛兵糾察隊。
當時的核心紅贰代人物有：孔丹（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孔原之子，西糾司令）、陳小魯（大佬陳毅之子，西糾副司令、北京八中紅衛兵領袖）、董良翮（國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西糾重要頭目）。
“西糾”擁有極大的特權，他們在北京第六中學（高幹子弟雲集的另壹所名校）私設了壹座駭人聽聞的“勞改所”。勞改所的牆上用人血塗寫著“紅色恐怖萬歲”六個大字。校內的退休老工友徐培田、因出身問題被批斗的高叁學生王光華，以及附近壹位擁有房產的無辜老人，都在這裡遭到西糾成員用皮鞭、木棍、甚至銅頭皮帶活活打死。
陳小魯所在的北京八中，黨支部書記華錦也被紅衛兵殘酷折磨致死。西糾甚至發布多道“通令”，指揮並合法化了北京城內的大規模抄家與驅趕“黑伍類”出城的行動，導致無數人在途中或家中絕望自殺或被打死。
叁、聯動（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血統論的極端武裝
隨著文革深入（1966年底），毛澤東的政治矛頭轉向了黨內高層。這些紅贰代的父母（劉少奇、鄧小平、陳毅等）紛紛被打倒。為了自保和反抗中央文革小組，這批高幹子弟於1966年12月成立了“聯動”（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他們強烈推崇“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此對聯最早由另壹高幹子弟譚力夫在辯論中“發揚光大”），認為只有自己這些“紅伍類”子弟才有資格接班，普通群眾出身的造反派都是“狗崽子”。
“聯動”成員不僅繼續迫害平民，還開始動用從父母那裡搞來的武器，如叁棱刮刀、甚至槍枝進行大規模武斗。他們六次沖擊公安部，與平民造反派發生流血沖突。最終，毛澤東和江青下令將“聯動”定性為反動組織，大量高幹子弟被抓捕入獄，這批紅贰代才退出了文革初期的暴力舞台。
未被審判的罪責 紅贰代的“華麗轉身”
這批在文革初期沾滿鮮血的“老紅衛兵”，卻免於法律制裁。當文革結束，中共開始清算文革罪行時（即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這批高幹子弟幾乎無壹受到刑事追究。官方的敘事將文革初期的暴力統統推給了“林彪、江青的煽動”，巧妙地將這批紅贰代從加害者洗白為“受迫害的老革命後代”。
“改革開放”後，這批當年手握皮鞭的高幹子弟，迅速轉入政界或商界、掌控了中國大型國有企業，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如：孔丹官至副部級，曾任大型國企中信集團（CITIC）董事長、光大集團副董事長；陳小魯也下海經商，成為大商人，亦卷入安邦保險集團的龐大商業版圖，於2018年病逝。
直到2010年代，宋彬彬等人的公開道歉。然而，他們的道歉多半停留在“我沒有保護好老師”、“我承擔領導責任”，極少有人承認自己當年親手打過人。更重要的是，在中共紅色權貴盤根錯節的集體利益之下、共產體制的保護傘下，這些“自家人”——紅色血脈所犯下的累累命案從未啟動過任何真正的司法調查。
“紅贰代”起頭主導的紅衛兵組織是將階級斗爭理論轉化為肉體消滅的率先執行者；可以說文革初期的暴行，是壹場由國家機器縱容、由特權階級子弟帶頭發動的法西斯式殺戮。這些紅贰代的歷史，不僅是個人的罪惡，更是極權體制以“階級清洗”之名合法化謀殺的鐵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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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壹些流出的工作筆記和傳聞中，記錄了當時武斗的慘烈和造反派之間的殘酷傾軋。高層的權力斗爭從上向下蔓延，演變成基層群眾間的生死搏殺。在“造反有理”的口號下，暴力被合法化，殺戮甚至荒誕的成了表達政治忠誠的方式。
“紅贰代”（當時被稱為高幹子弟或“老紅衛兵”）在文革初期殺人時，多數並非單槍匹馬的“連環殺手”，而是作為早期紅衛兵組織的發起人、領袖與指揮者。 他們透過建立私刑機構、下達批斗指令、煽動狂熱情緒，制造了被稱為“紅八月”（1966年8月）的紅色恐怖。在這種群體暴力的狂歡中，他們背負著無可推卸的領導與教唆殺人罪責。
根據知名文革歷史學者王友琴的《文革受難者》調查，以及海外公開的史料，以下是文革初期最具代表性的紅贰代暴力組織及其犯下的血案：
壹、北京師大女附中慘案：共和國“首殺”與高幹女校的瘋狂
北京師大女附中（現北京實驗中學）當年是北京最頂尖的女子中學，學生多為中央高層領導人的女兒。這所學校發生了文革中第壹起在北京城內將教育工作者活活打死的慘案。卞仲耘，時任北師大女附中黨總支書記、副校長。1966年8月5日，在校園內被紅衛兵女學生用帶釘子的木棍等凶器殘酷毆打折磨致死。她是北京文革中第壹位被活活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當時的核心紅贰代人物有：宋彬彬（中共中央東北局第壹書記宋任窮之女，曾獲毛澤東賜名“宋要武”）、劉婷婷（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女）、鄧榕（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之女）。
在女附中的紅衛兵學生發起對校領導的殘酷批斗中，副校長卞仲耘除了遭到帶有鐵釘的木棍、煞車皮帶殘酷毆打，並被強迫挑重擔、淋黑墨水、抄家......在長達數小時的折磨後，卞仲耘倒在校園中身亡。
2014年1月，宋彬彬與劉進等人回到母校為卞仲耘之死公開道歉。在道歉中，宋彬彬承認自己身為紅衛兵負責人之壹，“未能有效阻止暴行”，對卞校長的死負有責任。但她堅稱自己並未親自動手毆打。此說法遭到卞仲耘丈夫王晶垚及部分學者的強烈質疑，認為她是在推卸直接罪責。
陳小魯（居中）為大佬陳毅之子，西糾副司令、北京八中紅衛兵領袖。（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宋彬彬作為當時學校紅衛兵的最高負責人，這場批斗大會是由她們這批高幹子弟組織和主導的，換言之，她們為校園虐殺創造了“合法”的環境。
贰、西城糾察隊（西糾）與北京六中的“紅色恐怖屠宰場”
1966年8月25日，為了將紅衛兵的暴力“規范化”並擴大影響力，北京各中學的高幹子弟聯合成立了“首都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簡稱“西糾”），是文革中第壹個跨校際的紅衛兵糾察隊。
當時的核心紅贰代人物有：孔丹（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孔原之子，西糾司令）、陳小魯（大佬陳毅之子，西糾副司令、北京八中紅衛兵領袖）、董良翮（國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西糾重要頭目）。
“西糾”擁有極大的特權，他們在北京第六中學（高幹子弟雲集的另壹所名校）私設了壹座駭人聽聞的“勞改所”。勞改所的牆上用人血塗寫著“紅色恐怖萬歲”六個大字。校內的退休老工友徐培田、因出身問題被批斗的高叁學生王光華，以及附近壹位擁有房產的無辜老人，都在這裡遭到西糾成員用皮鞭、木棍、甚至銅頭皮帶活活打死。
陳小魯所在的北京八中，黨支部書記華錦也被紅衛兵殘酷折磨致死。西糾甚至發布多道“通令”，指揮並合法化了北京城內的大規模抄家與驅趕“黑伍類”出城的行動，導致無數人在途中或家中絕望自殺或被打死。
叁、聯動（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血統論的極端武裝
隨著文革深入（1966年底），毛澤東的政治矛頭轉向了黨內高層。這些紅贰代的父母（劉少奇、鄧小平、陳毅等）紛紛被打倒。為了自保和反抗中央文革小組，這批高幹子弟於1966年12月成立了“聯動”（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他們強烈推崇“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對聯（此對聯最早由另壹高幹子弟譚力夫在辯論中“發揚光大”），認為只有自己這些“紅伍類”子弟才有資格接班，普通群眾出身的造反派都是“狗崽子”。
“聯動”成員不僅繼續迫害平民，還開始動用從父母那裡搞來的武器，如叁棱刮刀、甚至槍枝進行大規模武斗。他們六次沖擊公安部，與平民造反派發生流血沖突。最終，毛澤東和江青下令將“聯動”定性為反動組織，大量高幹子弟被抓捕入獄，這批紅贰代才退出了文革初期的暴力舞台。
未被審判的罪責 紅贰代的“華麗轉身”
這批在文革初期沾滿鮮血的“老紅衛兵”，卻免於法律制裁。當文革結束，中共開始清算文革罪行時（即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這批高幹子弟幾乎無壹受到刑事追究。官方的敘事將文革初期的暴力統統推給了“林彪、江青的煽動”，巧妙地將這批紅贰代從加害者洗白為“受迫害的老革命後代”。
“改革開放”後，這批當年手握皮鞭的高幹子弟，迅速轉入政界或商界、掌控了中國大型國有企業，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如：孔丹官至副部級，曾任大型國企中信集團（CITIC）董事長、光大集團副董事長；陳小魯也下海經商，成為大商人，亦卷入安邦保險集團的龐大商業版圖，於2018年病逝。
直到2010年代，宋彬彬等人的公開道歉。然而，他們的道歉多半停留在“我沒有保護好老師”、“我承擔領導責任”，極少有人承認自己當年親手打過人。更重要的是，在中共紅色權貴盤根錯節的集體利益之下、共產體制的保護傘下，這些“自家人”——紅色血脈所犯下的累累命案從未啟動過任何真正的司法調查。
“紅贰代”起頭主導的紅衛兵組織是將階級斗爭理論轉化為肉體消滅的率先執行者；可以說文革初期的暴行，是壹場由國家機器縱容、由特權階級子弟帶頭發動的法西斯式殺戮。這些紅贰代的歷史，不僅是個人的罪惡，更是極權體制以“階級清洗”之名合法化謀殺的鐵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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