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遍大獎的導演,當了16個月部長辭職了
在電影史上，阿倫·雷乃、阿涅斯·瓦爾達、克裡斯·馬克等20世紀50年代的法國“左岸派”導演群體締造了“作家電影”流派，他們大多有作家背景，有著相近的美學思想和哲學觀念。彼時，他們的作品展現了文學與電影之間的雙向互動。時至今日，“作家電影”的內涵已經更加豐富多元，李滄東被視為這壹創作脈絡的代表，其文學作品與電影創作成為極其緊密的互文。
“人生是美好的，你真的這樣認為嗎？”這是《薄荷糖》中縈繞男主人公金永浩壹生的追問，也是李滄東從作家時期開始不斷對時代進行的考問。如今距離他邁入文壇過去了40多年，韓國社會已經發生巨變，但他認為這個問題仍然有效。他回憶自己年輕的時候，人們多少還懷有壹種信念與希望：無論如何，世界終將變得更好，歷史會向前推進。正因為有這樣的信念，人們才能在痛苦與絕望之中，為了更好的世界而斗爭。時至今日，社會在經濟上更加富足，也仿佛成為壹個壹切皆有可能的開放社會，但個體卻在不斷變得愈發無力、愈發渺小。因此，他希望人們仍然可以保持追問，因為這個問題，實際是“人生應當是美好的”這壹命題的另壹種說法。
部長李滄東
就在李滄東的電影生涯如日中天之際，他選擇了投身政治。2003年韓國總統大選期間，他公開支持盧武鉉，盧武鉉競選勝利後便邀請他做文化觀光部部長。擔任部長的這壹年對他而言並不輕松。任內，他推動了壹些文化政策改革，其中就包括降低電影配額，這壹政策極大地刺激了韓國老派電影人，遭到了林權澤等元老級電影人的強烈抗議。
對於這個官職，李滄東展現了某種無所適從。有人曾詢問他擔任部長的感受，他忍不住抱怨：“好難受啊！我是多麼愛隨便說話的壹個人啊！但是秘書每分鍾都在告訴我，你不能這樣說，你得那樣說。”而談及部長職位對生活的影響，他說：“太太幫我燙了好多衣服，我壹輩子都沒有燙過那麼多。”李滄東曾經的下屬金辰坤清楚地記得，他新官上任第壹天，沒坐政府提供的公車，沒穿西裝，沒打領帶，穿了壹條牛仔褲。
如今回憶起短暫的政治生涯，李滄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我出任部長壹職，與其說是出於本人意願，不如說是當時的形勢使然，實屬不得不為。那是韓國國內政治環境急劇變化的關鍵時刻，置身其中，我也無法回避自己所能承擔的那份責任。我曾想過，出任部長或許會對我作為電影導演和創作者的生涯造成致命影響，但最終還是抱著服務公益的心態接受了這壹職務。”
從壹開始他就清楚，部長之職不可能長久，在這個職位上僅僅停留了16個月後，他便遞交辭呈。那段任職歲月成了李滄東人生中壹段不尋常的經歷，他也由此得以近距離了解政治與權力運作的方式。
從20世紀90年代末期開始，韓國的娛樂產業迅猛發展。在擔任過部長、已經深入了解過文化娛樂工業的運行邏輯後，當李滄東回歸導演身份，依然選擇站在這個工業的“外部”。盡管他自己並不這樣認為——“也許聽起來難以置信，但自第壹部作品《綠魚》以來，我拍的壹直都是商業電影”。他的意思並不是說壹直在追求商業電影的大眾性，而是說他始終在商業電影的體制內進行創作。只不過，他想拍的是另壹種商業電影——以自己的方式與觀眾溝通，並且始終對那種輕易就能取悅觀眾的方式保持警惕。
拍攝《綠魚》時，壹場戲正在拍攝中，壹位演員在他身後說了壹句話：“光這壹場戲，觀眾可以多增加拾萬人吧！”李滄東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他是出於好意這麼說的，但那壹刻我卻在心裡想：這場戲得刪掉。”果然，後來那場戲在剪輯中被刪除了。
“我拍電影始終是為了與觀眾溝通。然而，‘溝通’並不等同於讓更多的人把作品當作娛樂去消費。”李滄東說，“娛樂本身並無不妥，但我想要的，是超越娛樂的溝通。身為商業電影導演，我承認，這對我而言始終是壹種兩難，也是我的弱點所在。”
但他也不能否認，更商業更娛樂化的方式本就能夠觸達更廣泛的觀眾。這令曾經主管韓國文化政策的李滄東感慨萬千，他承認，“即便是文化藝術領域，若要產生全球性影響，在某種程度上商品化恐怕是難以避免的”。正是通過這種被商品化的韓國文化，人們在大眾層面上接觸並消費它，才會逐漸對韓國文化更深層的部分產生興趣。在他看來，韓國的電影生態正在惡化，要修復這壹生態，關鍵在於為創作者開辟通道，使他們不至於失去新鮮的眼光與創造力。這條路看似理所當然，走起來卻困難重重。
李滄東不止壹次表達過電影所面臨的危機。他認為，電影真正的力量，在於直面人類的欲望與苦痛，並將其凝視到底的那份勇氣。“今天，攝影機要執著地凝視人類生活，其實需要比想象中更多的勇氣。”李滄東說，“包括我在內，所有正在做電影的人，都應該捫心自問：我們是否擁有這樣的勇氣？”
[物價飛漲的時候 這樣省錢購物很爽]
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人生是美好的，你真的這樣認為嗎？”這是《薄荷糖》中縈繞男主人公金永浩壹生的追問，也是李滄東從作家時期開始不斷對時代進行的考問。如今距離他邁入文壇過去了40多年，韓國社會已經發生巨變，但他認為這個問題仍然有效。他回憶自己年輕的時候，人們多少還懷有壹種信念與希望：無論如何，世界終將變得更好，歷史會向前推進。正因為有這樣的信念，人們才能在痛苦與絕望之中，為了更好的世界而斗爭。時至今日，社會在經濟上更加富足，也仿佛成為壹個壹切皆有可能的開放社會，但個體卻在不斷變得愈發無力、愈發渺小。因此，他希望人們仍然可以保持追問，因為這個問題，實際是“人生應當是美好的”這壹命題的另壹種說法。
部長李滄東
就在李滄東的電影生涯如日中天之際，他選擇了投身政治。2003年韓國總統大選期間，他公開支持盧武鉉，盧武鉉競選勝利後便邀請他做文化觀光部部長。擔任部長的這壹年對他而言並不輕松。任內，他推動了壹些文化政策改革，其中就包括降低電影配額，這壹政策極大地刺激了韓國老派電影人，遭到了林權澤等元老級電影人的強烈抗議。
對於這個官職，李滄東展現了某種無所適從。有人曾詢問他擔任部長的感受，他忍不住抱怨：“好難受啊！我是多麼愛隨便說話的壹個人啊！但是秘書每分鍾都在告訴我，你不能這樣說，你得那樣說。”而談及部長職位對生活的影響，他說：“太太幫我燙了好多衣服，我壹輩子都沒有燙過那麼多。”李滄東曾經的下屬金辰坤清楚地記得，他新官上任第壹天，沒坐政府提供的公車，沒穿西裝，沒打領帶，穿了壹條牛仔褲。
如今回憶起短暫的政治生涯，李滄東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我出任部長壹職，與其說是出於本人意願，不如說是當時的形勢使然，實屬不得不為。那是韓國國內政治環境急劇變化的關鍵時刻，置身其中，我也無法回避自己所能承擔的那份責任。我曾想過，出任部長或許會對我作為電影導演和創作者的生涯造成致命影響，但最終還是抱著服務公益的心態接受了這壹職務。”
從壹開始他就清楚，部長之職不可能長久，在這個職位上僅僅停留了16個月後，他便遞交辭呈。那段任職歲月成了李滄東人生中壹段不尋常的經歷，他也由此得以近距離了解政治與權力運作的方式。
從20世紀90年代末期開始，韓國的娛樂產業迅猛發展。在擔任過部長、已經深入了解過文化娛樂工業的運行邏輯後，當李滄東回歸導演身份，依然選擇站在這個工業的“外部”。盡管他自己並不這樣認為——“也許聽起來難以置信，但自第壹部作品《綠魚》以來，我拍的壹直都是商業電影”。他的意思並不是說壹直在追求商業電影的大眾性，而是說他始終在商業電影的體制內進行創作。只不過，他想拍的是另壹種商業電影——以自己的方式與觀眾溝通，並且始終對那種輕易就能取悅觀眾的方式保持警惕。
拍攝《綠魚》時，壹場戲正在拍攝中，壹位演員在他身後說了壹句話：“光這壹場戲，觀眾可以多增加拾萬人吧！”李滄東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他是出於好意這麼說的，但那壹刻我卻在心裡想：這場戲得刪掉。”果然，後來那場戲在剪輯中被刪除了。
“我拍電影始終是為了與觀眾溝通。然而，‘溝通’並不等同於讓更多的人把作品當作娛樂去消費。”李滄東說，“娛樂本身並無不妥，但我想要的，是超越娛樂的溝通。身為商業電影導演，我承認，這對我而言始終是壹種兩難，也是我的弱點所在。”
但他也不能否認，更商業更娛樂化的方式本就能夠觸達更廣泛的觀眾。這令曾經主管韓國文化政策的李滄東感慨萬千，他承認，“即便是文化藝術領域，若要產生全球性影響，在某種程度上商品化恐怕是難以避免的”。正是通過這種被商品化的韓國文化，人們在大眾層面上接觸並消費它，才會逐漸對韓國文化更深層的部分產生興趣。在他看來，韓國的電影生態正在惡化，要修復這壹生態，關鍵在於為創作者開辟通道，使他們不至於失去新鮮的眼光與創造力。這條路看似理所當然，走起來卻困難重重。
李滄東不止壹次表達過電影所面臨的危機。他認為，電影真正的力量，在於直面人類的欲望與苦痛，並將其凝視到底的那份勇氣。“今天，攝影機要執著地凝視人類生活，其實需要比想象中更多的勇氣。”李滄東說，“包括我在內，所有正在做電影的人，都應該捫心自問：我們是否擁有這樣的勇氣？”
[物價飛漲的時候 這樣省錢購物很爽]
| 分享: |
| 注： | 在此頁閱讀全文 |
| 延伸閱讀 |
推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