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博弈] "中美兩國體制正在逐漸趨同並相互混合"
美國總統特朗普訪問北京，在歐洲（包括法國）引發了壹波評論潮。法國政治學家、中國問題專家斯蒂芬妮·巴爾默（Stéphanie Balme）在發表於法國《世界報》的壹篇評論文章中指出，對歐洲來說，真正的風險並不在於華盛頓與北京展開對抗，而在於這兩個既相互競爭、又越來越遵循相似邏輯的大國，最終形成壹種“共處的模式”。
國際縱橫 RFI
斯蒂芬妮·巴爾默是法國政治學家、是中國外交問題專家，也是法國國際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的現任主任。她認為，面對中美關系，歐洲人的評論往往總是在迷戀與焦慮之間搖擺，仿佛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力量博弈是在壹個全球舞台上展開，而歐盟只不過是舞台背景中的壹個擺設。
她表示，歐洲的這波評論潮既是可以預料到的、但又是令人失望的。歐洲人的這種根深蒂固的立場對歐洲乃至世界而言，既令人感到無力，又充滿危險，因為，歐洲的以和平與自由為基礎的獨特政治模式的衰落所會帶來的全球性影響被忽視了。
斯蒂芬妮·巴爾默表示，對歐洲來說，最大的風險並不在於美國與中國進行對抗，而是在於壹種新秩序的出現：在這壹新的秩序中，中美兩大強權最終彼此適應，並按照壹種“帝國協商”的邏輯來組織世界。在這樣的新秩序下，歐洲將被降格為規范性的邊緣地帶：歐洲雖然依然相對富裕、擅長監管，但在政治上卻被邊緣化。
然而，歐盟並不是注定只能扮演這樣的角色。斯蒂芬妮·巴爾默表示，無論是對美國來說還是對中國而言，歐洲依舊是不可或缺的市場與空間。此外，在世界許多國家的眼中，歐洲仍代表著壹種獨特的社會政治模式，這種模式建立在和平、法治、公民自由以及社會福利國家的基礎之上。這壹模式既不同於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也不同於既帶有“社會達爾文主義”、又充滿救世主情結的美國資本主義。
斯蒂芬妮·巴爾默繼續表示，當下華盛頓與北京關系的核心，與其說是兩種截然對立的意識形態之間的沖突，不如說是兩個在多個關鍵維度上日趨趨同的體系之間的強權競爭。而且，兩個強權之間的競爭越來越多地表現為兩個體系之間相互混合且相互影響。
在20世紀，中國研究並吸納了美國強權體系中的主要工具：比如，軍工復合體、世界級大學、風險投資、創新生態系統，以及對科研與戰略技術的大規模資助等等。鄧小平在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後所推行的發展戰略，本質上是對美國強國工具的壹種選擇性借鑒，以實現追趕並提升能力。
“科技民族主義”
斯蒂芬妮·巴爾默指出，歷史提醒我們：20世紀70年代末中美關系正常化，其根本的動因是與蘇聯的戰略競爭。這說明，中美雙邊關系首先服從於嚴格的戰略邏輯。這壹選擇不僅塑造了當代全球化的條件，也最終推動中國逐步成長為美國的“系統性競爭對手”。
如今，美國又重新發現了壹些在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它自己曾經給邊緣化的工具，而這些工具恰恰正在中國身上得到體現：產業政策、大規模補貼、關鍵供應鏈控制以及技術安全保障。拜登政府在半導體與戰略基礎設施領域推行的政策，就體現了“戰略型國家”的強勢回歸。
因此，中美雙方的模式正在逐漸相互混合。中國在多個經濟領域進壹步強化競爭機制並引入市場工具；與此同時，美國則以經濟安全與產業主權為名，重新恢復長期被自由主義正統給邊緣化的國家幹預形式。尤其是自特朗普第贰任期以來，科技與戰略工業領域的私人資本，越來越深度參與到公共政策優先事項的制定與執行之中。
斯蒂芬妮·巴爾默還指出，中美雙方各自國內的政治動態，也開始出現某種可比性。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與當代中國體制的壹些特征是形成共鳴的：如科技民族主義、強調產業主權、社會保守主義，以及國家力量的核心地位等等。某些意識形態的邊界正在逐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圍繞“國家實力”、“技術控制”和“關鍵依賴關系”的趨同。
在這壹點上，埃隆馬斯克是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他在中國的產業布局、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以及他公開反對與中國“真正脫鉤”的立場，都說明了壹個更廣泛的現實：“讓美國再次偉大”陣營中的部分精英以及部分美籍華人已經把中國視為21世紀工業效率的典范。
而且，不僅是馬斯克，美國與中國科技資本主義的主要人物，如今都處於壹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工業體系之中。
在這壹背景下，歐洲的處境顯得格外脆弱。在壹個由美國和中國主導的G20體系中，歐洲越來越像壹個具有吸引力、卻正在失去地位的空間：它更像壹個規則制定者，而不是壹個真正的戰略行為體。而這種不對稱的關系，已經越來越難以持續。
尤其是在跨大西洋關系被重新定義、中歐關系又因2025年雙方建交50周年而進入重組階段的背景下，如果歐洲仍然缺乏針對兩大強權的新戰略，那麼它面臨的將不僅是經濟上的“降級”，更是規范性影響力的衰退。
斯蒂芬妮·巴爾默認為，正在浮現的世界秩序，與其說是意識形態性的，不如說是帝國性的；與其說是由道德來驅動的，不如說是由技術力量來主導的；與其說是普世主義的，不如說是由集團邏輯與依賴關系所構成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對歐洲來說，問題已經不僅僅是調整外交或產業政策了，而是要保持歐洲在國際等級體系中的地位，以及在21世紀維護民主存在的政治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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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妮·巴爾默是法國政治學家、是中國外交問題專家，也是法國國際研究中心（Centre de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的現任主任。她認為，面對中美關系，歐洲人的評論往往總是在迷戀與焦慮之間搖擺，仿佛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力量博弈是在壹個全球舞台上展開，而歐盟只不過是舞台背景中的壹個擺設。
她表示，歐洲的這波評論潮既是可以預料到的、但又是令人失望的。歐洲人的這種根深蒂固的立場對歐洲乃至世界而言，既令人感到無力，又充滿危險，因為，歐洲的以和平與自由為基礎的獨特政治模式的衰落所會帶來的全球性影響被忽視了。
斯蒂芬妮·巴爾默表示，對歐洲來說，最大的風險並不在於美國與中國進行對抗，而是在於壹種新秩序的出現：在這壹新的秩序中，中美兩大強權最終彼此適應，並按照壹種“帝國協商”的邏輯來組織世界。在這樣的新秩序下，歐洲將被降格為規范性的邊緣地帶：歐洲雖然依然相對富裕、擅長監管，但在政治上卻被邊緣化。
然而，歐盟並不是注定只能扮演這樣的角色。斯蒂芬妮·巴爾默表示，無論是對美國來說還是對中國而言，歐洲依舊是不可或缺的市場與空間。此外，在世界許多國家的眼中，歐洲仍代表著壹種獨特的社會政治模式，這種模式建立在和平、法治、公民自由以及社會福利國家的基礎之上。這壹模式既不同於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也不同於既帶有“社會達爾文主義”、又充滿救世主情結的美國資本主義。
斯蒂芬妮·巴爾默繼續表示，當下華盛頓與北京關系的核心，與其說是兩種截然對立的意識形態之間的沖突，不如說是兩個在多個關鍵維度上日趨趨同的體系之間的強權競爭。而且，兩個強權之間的競爭越來越多地表現為兩個體系之間相互混合且相互影響。
在20世紀，中國研究並吸納了美國強權體系中的主要工具：比如，軍工復合體、世界級大學、風險投資、創新生態系統，以及對科研與戰略技術的大規模資助等等。鄧小平在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後所推行的發展戰略，本質上是對美國強國工具的壹種選擇性借鑒，以實現追趕並提升能力。
“科技民族主義”
斯蒂芬妮·巴爾默指出，歷史提醒我們：20世紀70年代末中美關系正常化，其根本的動因是與蘇聯的戰略競爭。這說明，中美雙邊關系首先服從於嚴格的戰略邏輯。這壹選擇不僅塑造了當代全球化的條件，也最終推動中國逐步成長為美國的“系統性競爭對手”。
如今，美國又重新發現了壹些在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它自己曾經給邊緣化的工具，而這些工具恰恰正在中國身上得到體現：產業政策、大規模補貼、關鍵供應鏈控制以及技術安全保障。拜登政府在半導體與戰略基礎設施領域推行的政策，就體現了“戰略型國家”的強勢回歸。
因此，中美雙方的模式正在逐漸相互混合。中國在多個經濟領域進壹步強化競爭機制並引入市場工具；與此同時，美國則以經濟安全與產業主權為名，重新恢復長期被自由主義正統給邊緣化的國家幹預形式。尤其是自特朗普第贰任期以來，科技與戰略工業領域的私人資本，越來越深度參與到公共政策優先事項的制定與執行之中。
斯蒂芬妮·巴爾默還指出，中美雙方各自國內的政治動態，也開始出現某種可比性。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運動與當代中國體制的壹些特征是形成共鳴的：如科技民族主義、強調產業主權、社會保守主義，以及國家力量的核心地位等等。某些意識形態的邊界正在逐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圍繞“國家實力”、“技術控制”和“關鍵依賴關系”的趨同。
在這壹點上，埃隆馬斯克是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他在中國的產業布局、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以及他公開反對與中國“真正脫鉤”的立場，都說明了壹個更廣泛的現實：“讓美國再次偉大”陣營中的部分精英以及部分美籍華人已經把中國視為21世紀工業效率的典范。
而且，不僅是馬斯克，美國與中國科技資本主義的主要人物，如今都處於壹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工業體系之中。
在這壹背景下，歐洲的處境顯得格外脆弱。在壹個由美國和中國主導的G20體系中，歐洲越來越像壹個具有吸引力、卻正在失去地位的空間：它更像壹個規則制定者，而不是壹個真正的戰略行為體。而這種不對稱的關系，已經越來越難以持續。
尤其是在跨大西洋關系被重新定義、中歐關系又因2025年雙方建交50周年而進入重組階段的背景下，如果歐洲仍然缺乏針對兩大強權的新戰略，那麼它面臨的將不僅是經濟上的“降級”，更是規范性影響力的衰退。
斯蒂芬妮·巴爾默認為，正在浮現的世界秩序，與其說是意識形態性的，不如說是帝國性的；與其說是由道德來驅動的，不如說是由技術力量來主導的；與其說是普世主義的，不如說是由集團邏輯與依賴關系所構成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對歐洲來說，問題已經不僅僅是調整外交或產業政策了，而是要保持歐洲在國際等級體系中的地位，以及在21世紀維護民主存在的政治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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