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Manus事件後 誰還信北京AI爭霸?
贰、極其罕見的域外管轄：盡管是美國公司買新加坡公司，中國發改委仍以違反“技術出口管制”及“外商投資安全審查”為由，強勢介入並要求撤銷這樁巨資交易。
叁、人才與技術的“軟禁”：據傳肖弘、張濤兩位創辦人今年3月在北京開會後就被限制出境，首席科學家季逸超也被禁止出境。 據傳Meta已准備認賠撤出，讓創辦團隊留在中國，這對想走向國際的中國AI人才無疑是壹大警示。
根據收購協議，Meta第壹筆約20億美元的首期款項已經撥付。 Benchmark和中國的早期投資者據報道都已經收到了相應款項。 Manus的核心代碼也已經交給Meta，並開始整合進Meta的服務器中。 這使得目前情況非常棘手。
首先是資金已經分發給了全球各地的創投機構和個人股東，要讓這些投資人把錢退回來，在法律和實務上都面臨巨大挑戰; 其次，北京要求Meta從其服務器中完全刪除已轉移的技術資產，並將研發成果還原，但對於已經完成整合的AI模型來說，這在技術上極難實現。
簡單來說：Meta錢付了，投資人也拿到了，但現在中國政府說這筆交易無效，要求退貨還錢。 這個年度全球科技界最大的法律與政治爭議事件，目前Meta仍在與新加坡及中國政府進行多方談判，試圖尋求壹個資產剝離或合規的折衷方案。 Meta致力於將Manus的研發環境與中國數據完全剝離，以符合美國與新加坡的合規要求，法律訴訟仍在持續中。
把這個事件放大到另壹個層次來看，AI產業的競賽本質上是制度的競賽。 斯坦福大學許成鋼教授指出，Manus收購案被叫停並非單純的商業審查，而是反映中國企業家其實並不擁有真正的“知識產權”; 在缺乏獨立司法的情況下，政府可以通過控制人身自由（如限制創始人出境）來強迫企業處置資產或股權。 黨國體制將AI視為戰略工具，當私人企業的利益（如賣給美國公司）與國家控制發生沖突時，政府會毫不猶豫地介入，對共產黨而言，控制權高於科技或商業的發展。
許教授引用熊彼特的理論，強調“沒有信用創造就沒有產業革命”，過度的政府介入會壓抑真正的創新活力，也會導致中國金融體系的潰敗。
中國新創金流改道 從美元創投轉為人民幣創投
檢視中國創投的發展歷史，早期幾乎是外資創投主導整個新創產業的發展，從上世紀九〇年代到2007年之前，人民幣基金為主的本土創投從未超過20%，幾乎由外資創投的美元基金所主導。 換言之，中國在開放改革過程中效法發達國家的經濟制度來導引科技的發展，過去拾伍年所吸引的創投資金僅次於美國，遠高於整個歐盟、以色列、日本等先進地區，廣泛地吸納了國際資金到新興的科技產業。
以AI為例，根據美國喬治城大學技術政策小組的報告，2015年至2021年，美國投資占中國AI領域投資總額的37%，美國創投資金壹直是中國新創公司的活水。
實務上，創投資金終究必須獲利退場，在海外創投的支持下，許多中國企業成功到美國資本市場掛牌上市，透過IPO募集到更多資金。 美國擁有成熟的創投機構和上市退出機制，新創公司又能在主流資本市場籌措新的資金，於是資金活水源源不絕，形成中國新科技產業過去贰拾年以上的榮景。
在雷曼兄弟事件之後，2009年中國的“肆萬億”人民幣量化寬松，導致中國資本市場有超額的資金流入私募基金（雖然更多資金流入房地產），中國的創投已轉為國有資本為主，美元基金大幅縮水，整體資金規模也跟著縮水。 雖然仍有許多中國企業到美國上市，但人民幣創投基金已經主導中國新創圈。
今年初以來，在紐約完成IPO的中國公司僅有兩家，與去年同期相比大幅減少; 相比2021年的高峰，中企在美上市規模已暴跌超過九成。 中企赴美IPO熱潮明顯退去，顯示在復雜的國際局勢下，中國企業對於美股上市持觀望態度，外資創投透過在美國上市而退出的模式變得不切實際。 這次Manus事件更牽動了敏感神經，連跨國並購案也會遭到中國主管機關插手審核，外資創投勢必會考慮進壹步減少投資中國的科技初創，哪怕公司已經注冊在境外。 由於創投著眼的是長期投資，短期效應可能不明顯，但長期的趨勢應該已經非常清楚。
此外，如同許成鋼教授的見解，中國目前能維持技術差距不被拉大，很大程度依賴於人員在美中之間的流動與信息透明，即所謂“人才流動與技術套取”，但他認為這難以轉化為持久的產業優勢。
對於中國科技創業者來說，現在只有兩條路：要麼徹底留在海外做全球化公司，要麼留在國內接受黨國的全面控制。 壹旦企業被認定為重要，就無法逃避被國有化的命運。 中國正在限制包括人工智能在內的尖端科技公司，未經當局核准不得接受美國資本投資，可以預見的是：隨著中美在AI等科技領域的競爭加劇，AI新創公司在人才與資金上日趨封閉，中美對峙會導致中國政府“科技鎖國”; 政府的控制雖然短期內留住了技術，但長期來看卻輸掉了國際信任、人才吸引力，以及創新的體制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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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人才與技術的“軟禁”：據傳肖弘、張濤兩位創辦人今年3月在北京開會後就被限制出境，首席科學家季逸超也被禁止出境。 據傳Meta已准備認賠撤出，讓創辦團隊留在中國，這對想走向國際的中國AI人才無疑是壹大警示。
根據收購協議，Meta第壹筆約20億美元的首期款項已經撥付。 Benchmark和中國的早期投資者據報道都已經收到了相應款項。 Manus的核心代碼也已經交給Meta，並開始整合進Meta的服務器中。 這使得目前情況非常棘手。
首先是資金已經分發給了全球各地的創投機構和個人股東，要讓這些投資人把錢退回來，在法律和實務上都面臨巨大挑戰; 其次，北京要求Meta從其服務器中完全刪除已轉移的技術資產，並將研發成果還原，但對於已經完成整合的AI模型來說，這在技術上極難實現。
簡單來說：Meta錢付了，投資人也拿到了，但現在中國政府說這筆交易無效，要求退貨還錢。 這個年度全球科技界最大的法律與政治爭議事件，目前Meta仍在與新加坡及中國政府進行多方談判，試圖尋求壹個資產剝離或合規的折衷方案。 Meta致力於將Manus的研發環境與中國數據完全剝離，以符合美國與新加坡的合規要求，法律訴訟仍在持續中。
把這個事件放大到另壹個層次來看，AI產業的競賽本質上是制度的競賽。 斯坦福大學許成鋼教授指出，Manus收購案被叫停並非單純的商業審查，而是反映中國企業家其實並不擁有真正的“知識產權”; 在缺乏獨立司法的情況下，政府可以通過控制人身自由（如限制創始人出境）來強迫企業處置資產或股權。 黨國體制將AI視為戰略工具，當私人企業的利益（如賣給美國公司）與國家控制發生沖突時，政府會毫不猶豫地介入，對共產黨而言，控制權高於科技或商業的發展。
許教授引用熊彼特的理論，強調“沒有信用創造就沒有產業革命”，過度的政府介入會壓抑真正的創新活力，也會導致中國金融體系的潰敗。
中國新創金流改道 從美元創投轉為人民幣創投
檢視中國創投的發展歷史，早期幾乎是外資創投主導整個新創產業的發展，從上世紀九〇年代到2007年之前，人民幣基金為主的本土創投從未超過20%，幾乎由外資創投的美元基金所主導。 換言之，中國在開放改革過程中效法發達國家的經濟制度來導引科技的發展，過去拾伍年所吸引的創投資金僅次於美國，遠高於整個歐盟、以色列、日本等先進地區，廣泛地吸納了國際資金到新興的科技產業。
以AI為例，根據美國喬治城大學技術政策小組的報告，2015年至2021年，美國投資占中國AI領域投資總額的37%，美國創投資金壹直是中國新創公司的活水。
實務上，創投資金終究必須獲利退場，在海外創投的支持下，許多中國企業成功到美國資本市場掛牌上市，透過IPO募集到更多資金。 美國擁有成熟的創投機構和上市退出機制，新創公司又能在主流資本市場籌措新的資金，於是資金活水源源不絕，形成中國新科技產業過去贰拾年以上的榮景。
在雷曼兄弟事件之後，2009年中國的“肆萬億”人民幣量化寬松，導致中國資本市場有超額的資金流入私募基金（雖然更多資金流入房地產），中國的創投已轉為國有資本為主，美元基金大幅縮水，整體資金規模也跟著縮水。 雖然仍有許多中國企業到美國上市，但人民幣創投基金已經主導中國新創圈。
今年初以來，在紐約完成IPO的中國公司僅有兩家，與去年同期相比大幅減少; 相比2021年的高峰，中企在美上市規模已暴跌超過九成。 中企赴美IPO熱潮明顯退去，顯示在復雜的國際局勢下，中國企業對於美股上市持觀望態度，外資創投透過在美國上市而退出的模式變得不切實際。 這次Manus事件更牽動了敏感神經，連跨國並購案也會遭到中國主管機關插手審核，外資創投勢必會考慮進壹步減少投資中國的科技初創，哪怕公司已經注冊在境外。 由於創投著眼的是長期投資，短期效應可能不明顯，但長期的趨勢應該已經非常清楚。
此外，如同許成鋼教授的見解，中國目前能維持技術差距不被拉大，很大程度依賴於人員在美中之間的流動與信息透明，即所謂“人才流動與技術套取”，但他認為這難以轉化為持久的產業優勢。
對於中國科技創業者來說，現在只有兩條路：要麼徹底留在海外做全球化公司，要麼留在國內接受黨國的全面控制。 壹旦企業被認定為重要，就無法逃避被國有化的命運。 中國正在限制包括人工智能在內的尖端科技公司，未經當局核准不得接受美國資本投資，可以預見的是：隨著中美在AI等科技領域的競爭加劇，AI新創公司在人才與資金上日趨封閉，中美對峙會導致中國政府“科技鎖國”; 政府的控制雖然短期內留住了技術，但長期來看卻輸掉了國際信任、人才吸引力，以及創新的體制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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