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J記者:作別中國,那個頂峰的時代已消失....
Yoko Kubota（《華爾街日報》駐華日本籍記者）：那是我剛開始體驗新款比亞迪(BYD)電動汽車。作為《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記者，我當時感到很興奮。中國的比亞迪是當時汽車界的熱門話題，我乘坐的那輛網約車配備了壹些炫酷的功能，比如壹塊巨大的數字顯示屏。
我問司機地圖上顯示的是什麼。意識到我是外國人後，他表示無可奉告。“這是國家機密，”他說。
司機接著對我進行了壹番說教，稱我的出生國日本不應幹涉北京方面對台灣的雄心。台灣是壹個實行民主自治的島嶼，北京將其視為中國的壹部分。
這場對話的意外轉折，折射出自我搬到中國以來這八年裡，壹切發生了多麼巨大的變化。在此期間，中美之間的緊張局勢不斷加劇，將兩國推向了壹場新冷戰。中日關系也跌至多年來的最低谷。
自2012年掌舵以來，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壹直致力於鞏固中國作為全球超級大國的地位。與美國日益激烈的競爭，更加堅定了他的決心——要讓中國在從能源到半導體等各個領域走上自主可控的道路，並限制外國影響力。
中美兩國不斷對彼此的商品加征關稅。華盛頓限制了向中國出口某些技術。中國則限制出口稀土和其他關鍵礦物，而美國制造從汽車到導彈等各種產品都離不開這些礦物。
至於日本，北京方面批評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Sanae Takaichi)的言論。她曾暗示，若中國對台灣采取軍事行動，將對日本的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北京方面將這些言論視為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幹涉。
在我乘坐那輛比亞迪汽車前後，隨著習近平發起壹場新的全國性反間諜運動，人們的態度正變得強硬。北京地鐵裡的視頻滾動播放，提醒民眾在與外國人打交道時要保持警惕。圖書館裡的標語在提醒讀者，保守國家機密是每個公民的責任。
外國企業越來越擔心，他們的在華活動會受到擴大後的反間諜法管轄。包括壹家美國盡職調查公司在內，壹些外企辦事處遭到突擊搜查。
最近，北京方面放緩了這些運動，試圖展現壹個更加積極友好的中國形象。與此同時，美國正通過提高關稅向許多國家施壓，並對聯盟的價值提出質疑。中國的魅力攻勢包括允許部分國家游客免簽入境，並在官方媒體上大力宣傳中國品牌在海外的受歡迎程度以及中國充滿未來感的城市。
盡管如此，我還是無法擺脫壹種感覺：中國發生了壹些根本性的變化。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的“改革開放”歲月裡，中國對國際文化的開放程度曾達到頂峰，但那個時代已經壹去不復返了。隨著民族主義情緒席卷全球，在中國，對外國人的不信任已經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Yoko Kubota在中國工作期間，在於上海舉行的壹場車展上。圖片來源：YOKO KUBOTA/WSJ
至少有壹名日本高管因間諜罪被判刑，此人就職於壹家日本制藥商，也是北京日本商界的領軍人物。
壹名日本公民因間諜罪被判刑後，日本駐華大使向媒體發表講話。圖片來源：KYODONEWS/ZUMA PRESS
作為駐華記者，我必須應對的較為復雜的動態之壹，就是平衡我的雙重身份：壹個為美國報紙工作的日本人。
在第贰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帝國主義軍隊曾踐踏大半個亞洲，在殖民占領期犯下暴行，因此亞洲存在反日情緒是可以理解的。日本曾侵占中國部分領土，並對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平民的死亡負有責任。戰後，相關方面舉行了審判，起訴了日本的戰爭罪行。
在中國，對日本的憤怒情緒拾分普遍且根深蒂固。在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民主抗議者遭到鎮壓後，共產黨重新將日本強調為歷史宿敵，加強了反日宣傳，並重新將重點放在愛國主義教育上。
到2017年我搬到北京時，兩國關系相對穩定，盡管依然充滿波折。
我剛到北京不久，壹位出租車司機得知我來自日本後感到很不高興。他把我送到了目的地，但壹路上都在向我講述他對我的國家的憤怒，這源於他的祖父母在戰爭期間遭遇日本士兵的經歷。
這種情緒並不總是顯而易見，但這種態度感覺就像是壹股暗流。在中國社交媒體平台微信(WeChat)上，我認識的中國人偶爾會在朋友圈發帖，描述他們多麼憎恨或不信任日本。在我的孩子們就讀的國際學校，壹些中國家長在聊天群裡公開討論他們對我的祖國的蔑視，以及他們覺得日本帝國主義至今依然陰魂不散。誠然，日本的社交媒體上也會出現反華信息。
在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升溫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加劇。隨著中日兩國關系變得更加緊張，新聞機構和社交媒體上關於日本的負面消息推送通知占據了我的智能手機屏幕。在壹家博物館的游戲室裡，壹個學齡前兒童對我及我的孩子們進行了壹番說教，講述日本有多麼糟糕。
參觀者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觀看壹幅畫作。圖片來源：JESSICA LEE/EPA/SHUTTERSTOCK
這種情緒並不僅僅針對日本人。與某些國際文化接觸的空間已經大幅縮小，即使是接受西方文化輸出這種相對無害的事情也是如此。
以聖誕節為例。雖然許多購物中心依然會出現節日裝飾，但從2022年左右開始，許多幼兒園和小學開始宣布他們將不再慶祝聖誕節或其他西方節日。這並不是說共產黨曾經真正鼓勵過宗教慶祝活動，而是以前被容忍的事情現在不再被接受了。壹位家長告訴我，北京壹家幼兒園的老師禁止家長攜帶與聖誕節相關的物品來裝飾教室以迎接新年。
中國還打造了壹台高科技宣傳機器，源源不斷地灌輸這樣的信息：包括美國在內的外部世界都是危險地帶。我注意到，中國的新聞應用通常會迅速推送關於凶殺案或墜機事件的新聞，只要這些事件發生在海外。而當中國國內發生負面事件時，這些新聞應用往往保持沉默。
北京方面的運動可能導致了中國公眾對其他國家看法的惡化。中國清華大學在2024年進行的壹項民意調查發現，81%的中國受訪者對美國政府持負面看法。在其他調查中，受訪者始終給日本打出最低的好感度評分，而給俄羅斯的評分最高。
天安門廣場上的監控攝像頭。圖片來源：KYODONEWS/ZUMA PRESS
作為壹名記者，我感覺到這種警惕性在不斷增強。我負責報道科技新聞，多年來，包括半導體和數據在內的各種話題開始被納入國家安全的范疇。壹些過去常與我分享觀點的中國人切斷了與我的聯系。當中日關系惡化時，壹些與我交談過的中國人以關系惡化為由要求我不要再聯系他們，或者突然停止了交流。在采訪有美國業務足跡的中國公司時，高管們越來越多地絞盡腦汁，避免談論任何地緣政治話題。
2024年在中國發生了壹系列針對美國人和日本人的襲擊事件，對外國人的反感似乎達到了壹個新高點，最終導致壹名10歲的日本男孩在深圳上學途中被刺身亡。盡管中國總體上是壹個安全的國家，但對於在外面說日語，我開始變得更加小心。
我對中國和生活在那裡的人們有著許多美好的回憶。他們對我們的孩子很友善，盡管他們的評論很直接（“他們太可愛了，長得壹點也不像你！”）。有些人曾在我們困難的時候給予支持，這份情誼我不會忘記。有許多人依然喜歡其他國家。有壹次，我在壹家小商店裡，收銀員突然脫下外套，露出了壹件代表日本男足的“藍武士”(Samurai Blue)球衣。他說他只是不能公開展示它。
但是，中國無法將排外信息重新收回，這些信息如今已成為許多核心政策的基礎。
盡管我已經離開了北京，但我依然被中國所吸引。盡管存在文化差異和地緣政治摩擦，但中國對我的職業和個人生活依然至關重要。對於我的孩子們來說，北京幾乎是他們所知道的唯壹的家。我只能希望，如果他們將來還想在中國生活，這扇門依然會為他們敞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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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司機地圖上顯示的是什麼。意識到我是外國人後，他表示無可奉告。“這是國家機密，”他說。
司機接著對我進行了壹番說教，稱我的出生國日本不應幹涉北京方面對台灣的雄心。台灣是壹個實行民主自治的島嶼，北京將其視為中國的壹部分。
這場對話的意外轉折，折射出自我搬到中國以來這八年裡，壹切發生了多麼巨大的變化。在此期間，中美之間的緊張局勢不斷加劇，將兩國推向了壹場新冷戰。中日關系也跌至多年來的最低谷。
自2012年掌舵以來，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壹直致力於鞏固中國作為全球超級大國的地位。與美國日益激烈的競爭，更加堅定了他的決心——要讓中國在從能源到半導體等各個領域走上自主可控的道路，並限制外國影響力。
中美兩國不斷對彼此的商品加征關稅。華盛頓限制了向中國出口某些技術。中國則限制出口稀土和其他關鍵礦物，而美國制造從汽車到導彈等各種產品都離不開這些礦物。
至於日本，北京方面批評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Sanae Takaichi)的言論。她曾暗示，若中國對台灣采取軍事行動，將對日本的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北京方面將這些言論視為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幹涉。
在我乘坐那輛比亞迪汽車前後，隨著習近平發起壹場新的全國性反間諜運動，人們的態度正變得強硬。北京地鐵裡的視頻滾動播放，提醒民眾在與外國人打交道時要保持警惕。圖書館裡的標語在提醒讀者，保守國家機密是每個公民的責任。
外國企業越來越擔心，他們的在華活動會受到擴大後的反間諜法管轄。包括壹家美國盡職調查公司在內，壹些外企辦事處遭到突擊搜查。
最近，北京方面放緩了這些運動，試圖展現壹個更加積極友好的中國形象。與此同時，美國正通過提高關稅向許多國家施壓，並對聯盟的價值提出質疑。中國的魅力攻勢包括允許部分國家游客免簽入境，並在官方媒體上大力宣傳中國品牌在海外的受歡迎程度以及中國充滿未來感的城市。
盡管如此，我還是無法擺脫壹種感覺：中國發生了壹些根本性的變化。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的“改革開放”歲月裡，中國對國際文化的開放程度曾達到頂峰，但那個時代已經壹去不復返了。隨著民族主義情緒席卷全球，在中國，對外國人的不信任已經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Yoko Kubota在中國工作期間，在於上海舉行的壹場車展上。圖片來源：YOKO KUBOTA/WSJ
至少有壹名日本高管因間諜罪被判刑，此人就職於壹家日本制藥商，也是北京日本商界的領軍人物。
壹名日本公民因間諜罪被判刑後，日本駐華大使向媒體發表講話。圖片來源：KYODONEWS/ZUMA PRESS
作為駐華記者，我必須應對的較為復雜的動態之壹，就是平衡我的雙重身份：壹個為美國報紙工作的日本人。
在第贰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帝國主義軍隊曾踐踏大半個亞洲，在殖民占領期犯下暴行，因此亞洲存在反日情緒是可以理解的。日本曾侵占中國部分領土，並對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平民的死亡負有責任。戰後，相關方面舉行了審判，起訴了日本的戰爭罪行。
在中國，對日本的憤怒情緒拾分普遍且根深蒂固。在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民主抗議者遭到鎮壓後，共產黨重新將日本強調為歷史宿敵，加強了反日宣傳，並重新將重點放在愛國主義教育上。
到2017年我搬到北京時，兩國關系相對穩定，盡管依然充滿波折。
我剛到北京不久，壹位出租車司機得知我來自日本後感到很不高興。他把我送到了目的地，但壹路上都在向我講述他對我的國家的憤怒，這源於他的祖父母在戰爭期間遭遇日本士兵的經歷。
這種情緒並不總是顯而易見，但這種態度感覺就像是壹股暗流。在中國社交媒體平台微信(WeChat)上，我認識的中國人偶爾會在朋友圈發帖，描述他們多麼憎恨或不信任日本。在我的孩子們就讀的國際學校，壹些中國家長在聊天群裡公開討論他們對我的祖國的蔑視，以及他們覺得日本帝國主義至今依然陰魂不散。誠然，日本的社交媒體上也會出現反華信息。
在中國，民族主義情緒的升溫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加劇。隨著中日兩國關系變得更加緊張，新聞機構和社交媒體上關於日本的負面消息推送通知占據了我的智能手機屏幕。在壹家博物館的游戲室裡，壹個學齡前兒童對我及我的孩子們進行了壹番說教，講述日本有多麼糟糕。
參觀者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觀看壹幅畫作。圖片來源：JESSICA LEE/EPA/SHUTTERSTOCK
這種情緒並不僅僅針對日本人。與某些國際文化接觸的空間已經大幅縮小，即使是接受西方文化輸出這種相對無害的事情也是如此。
以聖誕節為例。雖然許多購物中心依然會出現節日裝飾，但從2022年左右開始，許多幼兒園和小學開始宣布他們將不再慶祝聖誕節或其他西方節日。這並不是說共產黨曾經真正鼓勵過宗教慶祝活動，而是以前被容忍的事情現在不再被接受了。壹位家長告訴我，北京壹家幼兒園的老師禁止家長攜帶與聖誕節相關的物品來裝飾教室以迎接新年。
中國還打造了壹台高科技宣傳機器，源源不斷地灌輸這樣的信息：包括美國在內的外部世界都是危險地帶。我注意到，中國的新聞應用通常會迅速推送關於凶殺案或墜機事件的新聞，只要這些事件發生在海外。而當中國國內發生負面事件時，這些新聞應用往往保持沉默。
北京方面的運動可能導致了中國公眾對其他國家看法的惡化。中國清華大學在2024年進行的壹項民意調查發現，81%的中國受訪者對美國政府持負面看法。在其他調查中，受訪者始終給日本打出最低的好感度評分，而給俄羅斯的評分最高。
天安門廣場上的監控攝像頭。圖片來源：KYODONEWS/ZUMA PRESS
作為壹名記者，我感覺到這種警惕性在不斷增強。我負責報道科技新聞，多年來，包括半導體和數據在內的各種話題開始被納入國家安全的范疇。壹些過去常與我分享觀點的中國人切斷了與我的聯系。當中日關系惡化時，壹些與我交談過的中國人以關系惡化為由要求我不要再聯系他們，或者突然停止了交流。在采訪有美國業務足跡的中國公司時，高管們越來越多地絞盡腦汁，避免談論任何地緣政治話題。
2024年在中國發生了壹系列針對美國人和日本人的襲擊事件，對外國人的反感似乎達到了壹個新高點，最終導致壹名10歲的日本男孩在深圳上學途中被刺身亡。盡管中國總體上是壹個安全的國家，但對於在外面說日語，我開始變得更加小心。
我對中國和生活在那裡的人們有著許多美好的回憶。他們對我們的孩子很友善，盡管他們的評論很直接（“他們太可愛了，長得壹點也不像你！”）。有些人曾在我們困難的時候給予支持，這份情誼我不會忘記。有許多人依然喜歡其他國家。有壹次，我在壹家小商店裡，收銀員突然脫下外套，露出了壹件代表日本男足的“藍武士”(Samurai Blue)球衣。他說他只是不能公開展示它。
但是，中國無法將排外信息重新收回，這些信息如今已成為許多核心政策的基礎。
盡管我已經離開了北京，但我依然被中國所吸引。盡管存在文化差異和地緣政治摩擦，但中國對我的職業和個人生活依然至關重要。對於我的孩子們來說，北京幾乎是他們所知道的唯壹的家。我只能希望，如果他們將來還想在中國生活，這扇門依然會為他們敞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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