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平是境外勢力的洗腦" 中國年輕人怎麼看?
當“躺平”被中國官方敘事定調為“境外勢力的洗腦”，年輕世代怎麼看待？壹位被裁員的亞馬遜客服、壹位向往外商的畢業生——兩名中國青年向DW分享，在不確定的時代，他們在職場經歷、夢想著什麼？
“最近壹直在找工作，碰壁之後我就會去刷小紅書，看到了非常、非常多這樣的（失業）帖子。之前我以為，只有我壹個人是這樣的。”溫蒂說。
30歲的溫蒂現居中國成都，大學本科就讀金融與市場營銷。畢業時正逢中國網絡產業“野蠻生長”的黃金年代，大多數同學去了銀行就業，“我不想去幹這個，覺得互聯網可能更扁平、更年輕化吧，就是個向往”。
她在北京從事網絡廣告投放工作6年左右，後來到成都創業、賠本收場。2025年入職亞馬遜做客戶服務，卻在今年初收到裁員消息。過去幾個月，她積極求職，卻處處碰壁。
招聘網站限制壹天最多只能聯系150位雇主，溫蒂每天都把聯系次數用完，但鮮有回音。求職將近3個月，投了快2000份簡歷，得到的面試機會屈指可數，總在燃起希望後又失望。
“今年的競爭狀態，很多公司都在橫向對比。已經跟你確定了offer（錄取），但是會同時去面（試）其他的人，如果有人性價比你更高的話，就會把你再pass（刷）掉，即便已經告訴你要給你offer。”
“我當時覺得是不是我年紀大了，30歲就可能已經被淘汰了。”溫蒂說。
然而，青春似乎不是根本問題所在。中國國家統計局3月的最新數據顯示，16歲至24歲的青年失業率為16.9%，是過去4個月以來的新高峰。即便低於2023年6月創下歷史紀錄的21.3%，仍處於高位。
出生於千禧世代最尾端的溫蒂認為，自己被裁員壹方面是人工智能正在取代傳統人力，壹方面是中國經濟始終未能恢復到疫情之前的水准，“經濟形勢不好了之後，所有人的消費都在下降。”
就業低迷、消費疲軟、企業信心下降——在這個循環裡頭，有年輕人陷入焦慮情緒，也有人選擇“躺平”。
中國經濟在疫情之後，經濟復蘇不如預期。圖像來源: Frederic J. Brown/AFP/Getty Images
“卷得身心焦慮，性價比非常低”
溫蒂自認是“積極的消極主義者”，不至於“躺平”，但她能同理為什麼越來越多年輕人不願再“卷”。
“你不卷，總有人會上來卷。”
在加入亞馬遜之前，溫蒂在中國國內企業上班，加班是日常：“我經常在酒店邊吃飯邊拿電腦出來工作，飛行中斷網的時候都會焦慮會不會有人找我；在中國私企，請假是會有羞恥的，年假的原因要寫清楚目的，gap（空窗期）也有罪，有的企業會在職位說明上寫‘拒絕gap叁個月以上’。這就是很多青年擠破頭想去外企的重要原因：勞逸平衡、薪資豐厚、遵守勞基法。”
“除非你真的去那種大廠，現在壹個211、985（指中國頂尖大學）畢業的，拿個肆、伍千、六千的工資，這種情況都有的。你只要心裡沒有那種‘我不努力我就完蛋了’的心理負擔，還不如在家裡躺平。有時候你肆、伍千、六千然後還要去卷得身心焦慮，這個性價比非常低。”她說。
今年夏天，中國預計有創紀錄的1270萬名大學生畢業，職場將迎來新的競爭浪潮，22歲的上海大學生Bonnie也在其中。她從去年底開始求職，最近剛剛在上海找到壹份外商工作，主要業務是供應鏈運營。盡管就業市場收緊，但求職過程頗為順利，“算是運氣比較好”。
“我在投簡歷、包括我求職的方向，其實是沒有考慮中國的企業。”Bonnie說。盡管越來越多中國年輕人為了鐵飯碗而報考公職，但她不考慮留在體制內。選擇外商壹方面是考慮企業文化，壹方面是希望未來往國外發展，離開中國。
家境小康的Bonnie認為自己處於“內卷”與“躺平”之間：“對我來說，我只是想找壹份可以夠我平時零花，讓我可以平時有壹份工作去做、有壹定的產出，壹份比較穩定的工作就可以了。”
對她這樣的Z世代來說，“躺平”並不總是負面，也可能具有正向意義。
“有的人說躺平呢，是指我以後就靠爸爸媽媽給我錢，然後啃老，自己沒有任何的追求。我覺得這種語境下，可能是壹種貶義；但是在抵抗996（指“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每周工作6天”的加班文化）、內卷的不良風氣的這種語境下，躺平是指我不去惡意的競爭。”她說。
“不確定”、“沒信心”的時代
“躺平”壹詞約2021年開始在中國網絡流行，主張“不買房、不買車、不結婚、不生娃、不消費”的生活態度。
往後數年間，中國還陸續出現了“全職兒女”（指與父母同住，透過家務勞動、陪伴等換取經濟支持）、“爛尾娃”（指受過高等教育但找不到匹配工作者）、“老鼠人”（指低社交、低欲望、低能量的宅居族）等網絡詞匯，多用來形容抱持相對消極、非傳統謀生態度的年輕世代。
美國密歇根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周韻告訴DW，隨著中國高等教育劇烈擴張， 對許多人來說，拿到大學文憑曾經意味著拿到階級向上流動的門票，但這個前景承諾“正在逐漸失去光環”。AI的崛起，又進壹步加深了這種深層的不確定性。
在這個不確定的時代，“躺平”大行其道，但同時也能看見中國年輕人對於鐵飯碗的競爭與渴望加劇。周韻指出，這是因為“當年輕人面對僵固的社會不平等、脆弱的社會安全網，以及前景不明的政治經濟未來時，這些工作機會能提供較高的安全感與社會尊重。”
台灣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黃兆年也提出了類似觀察。他向DW分析，“躺平”的背後，反映的其實是對經濟前景的不確定、甚至信心喪失。
他解釋，中國在千禧年後經濟猛進，經濟增長率破5%是“輕輕松松”。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憑藉人口紅利與廉價勞動力，進入出口導向工業化的時代，成為“世界工廠”。在那個年代，“不管是經濟數據，或者整個社會氛圍都充滿希望，大家覺得努力看得到結果、會有所回報，但這個東西發生了轉變。”
當人口紅利下降、勞動力不再廉價，中國開始追求產業升級，卻在過程中面臨以美國為首的地緣政治與科技創新競爭，“內部的挑戰還有外部的競爭，事實上都充滿著不確定性”。黃兆年認為，中國年輕人從“狼性”轉為“躺平”，主因正是“覺得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來、努力也不壹定會有回報的習得無助感。”
盡管“躺平”現象也出現在部分已開發國家，但黃兆年指出這在中國具有特殊性，某種程度也反映年輕人對體制的不滿與不信任。
“也許別的國家有躺平，可是別的國家不壹定有‘潤’這個現象。‘潤’跟‘躺平’基本上可以說是同樣的驅動因素所造成的。在我看起來，有能力‘潤’的人他就會‘潤’，沒有能力‘潤’的人你只能‘躺平’。”
境外勢力“洗腦躺平”？
今年4月底，中國國安部在微信公眾號發文批判“境外反華敵對勢力”透過網絡平台，大量生產“躺平”影片，系統性地展開“洗腦”，進而消解中國青年的奮斗信念，甚至動搖社會的價值根基。
文章還寫道“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呼吁中國年輕人“把青春奮斗融入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偉大征程”。但這樣的“中國夢”敘事與對“躺平”的批判，似乎反而激起輿論的反抗情緒。
“我真是見證了歷史上頭壹回國內外、海內外平台上，所有網友空前團結壹致開嘲諷的時刻”、“境外勢力讓我躺平、境內勢力讓我加班，誰對我好說嗎”、“不讓躺平那...上街？”海外的社交網絡平台，可以輕易發現許多類似的簡體中文發言。
黃兆年表示，“‘境外勢力’當然是沒有真實論據的藉口”，中國打擊“躺平”不只是考慮社會氛圍，最終仍是統治正當性的問題。青年失業或“躺平”、進而減少消費，不只沖擊經濟成長，也會形成對政府的不滿。
“你不要買房、不要買車、不要談戀愛、不要結婚、不要生小孩，這些東西都涉及到壹件事情 ，就是不消費......躺平文化事實上跟中國想要刺激內需、提振經濟成長是相違背的，所以它才要打擊躺平的風氣 。”
周韻則認為，打擊“躺平”、提倡“吃苦”，反映的是黨國體制對中國青年的某種想像，但問題在於當代中國年輕人怎麼看待自己。
對於這個提問，Bonnie說，身邊“支持（官方）這個觀點的人寥寥無幾”，多數人並不是單純被某種觀點“洗腦”，而是基於日常生活的感受，從而對未來產生了更保守、甚至疏離的態度。
“從官方角度來看，確實傾向把‘躺平’視為被放大的負面敘事，甚至連結到外部影響，但如果回到更具體的社會經驗，我們的疲憊感與無力感是來自於現實結構本身，例如就業壓力、上升通道收窄、生活成本提高等。”她說，“躺平”也是壹種情緒表達或自我調節，不壹定是對奮斗的完全否定。
“更何況之於中國的大環境來看，普通人根本無法做到真正躺平。”
迷惘青春與理想生活
歷經數月的痛苦掙扎，溫蒂在今年春天結束之前，找到壹份還算滿意的新工作。雖然底薪不如上份工作優渥，但業務面向海外市場，她拾分看好“出海”前景。
“不管是你投遞出去沒有回應，還是回應了之後說你不合適，抑或是說可以去面試，全程都說很滿意，但是後續不會有任何的回復，諒T┪胰季恕Ｎ乙丫鞘粲諭蚰罹慊藝庋桓黿錐危緩笸蝗荒玫攪艘桓鰋ffer。”
失業低潮期間，溫蒂在多次面試無果後在日記寫下：“只有壹遍遍地告訴自己，我正經歷著這樣的人生階段，是因為我需要經歷。在沒有學到什麼之前，它不會結束。80歲的我對30歲的我這樣說。”
溫蒂說，自己人生從來沒有遇到這麼大的坎、這麼多的拒絕、這麼多的自我懷疑。這次失業讓她驚覺，“不能只聚焦於我是壹個坐在辦公室裡的白領，就可以高枕無憂了”，未來也考慮做壹些藍領兼職，“以後可能會更吃香”。
“我以前從來沒有意識到這壹點，可能對我來說是壹個成長。”她說。
正准備成為社會新鮮人的Bonnie則有些“佛系”地說，自己只想找壹份“還OK”的工作。她大學本科就讀自己“不是特別的喜歡”、“也不是非常的擅長”的會計，主要是媽媽也從事商科工作，“當時權衡下，如果我去學習了商科的專業，可能父母給的幫助也可以更加實際壹點”。
她坦言，從實習到正職工作，雖然求職道路比許多同儕來得平坦，但也有迷惘時候。
“我覺得大多數跟我壹樣同齡的同學，可能對於未來的打算都並不是那麼清晰。大家都是先想做好學校內，我要考壹個高分，然後我要讓我的履歷變得好看。但大家其實可能都沒有太去細想：我為什麼要取得這個高分？我取得這個高分之後，將來真的可以找到壹個體面或者高薪的工作嗎？這可能也是讓人很迷茫的部分吧。因為我們現在的社會其實也沒有告訴我們壹個精准的答案。”
帶著幾分文藝青年氣質的Bonnie，從小受香港、台灣文化影響，喜歡音樂、關注社會運動，曾懷抱著這份向往，到港、台短暫做訪問學生。當時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同樣以激烈競爭聞名的香港，她對“卷”有了不同的認識。
“上海的‘卷’我覺得是，可能老師或者家庭會催促你去找壹份可以養活你自己、成家立業、支撐你未來獨立生活的壹份工作；香港青年找工作的態度，我感受到的是他們的家長和他們上學時接受到的教育，他們的要求可能更傾向於找到壹份真正去喜歡、自己從事的時候會覺得有價值感、能夠實現自我志願的工作。”
“我覺得對我們來講，求職的過程可能更像是壹種，你去找到你想要的生活是什麼樣子，這樣壹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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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最近壹直在找工作，碰壁之後我就會去刷小紅書，看到了非常、非常多這樣的（失業）帖子。之前我以為，只有我壹個人是這樣的。”溫蒂說。
30歲的溫蒂現居中國成都，大學本科就讀金融與市場營銷。畢業時正逢中國網絡產業“野蠻生長”的黃金年代，大多數同學去了銀行就業，“我不想去幹這個，覺得互聯網可能更扁平、更年輕化吧，就是個向往”。
她在北京從事網絡廣告投放工作6年左右，後來到成都創業、賠本收場。2025年入職亞馬遜做客戶服務，卻在今年初收到裁員消息。過去幾個月，她積極求職，卻處處碰壁。
招聘網站限制壹天最多只能聯系150位雇主，溫蒂每天都把聯系次數用完，但鮮有回音。求職將近3個月，投了快2000份簡歷，得到的面試機會屈指可數，總在燃起希望後又失望。
“今年的競爭狀態，很多公司都在橫向對比。已經跟你確定了offer（錄取），但是會同時去面（試）其他的人，如果有人性價比你更高的話，就會把你再pass（刷）掉，即便已經告訴你要給你offer。”
“我當時覺得是不是我年紀大了，30歲就可能已經被淘汰了。”溫蒂說。
然而，青春似乎不是根本問題所在。中國國家統計局3月的最新數據顯示，16歲至24歲的青年失業率為16.9%，是過去4個月以來的新高峰。即便低於2023年6月創下歷史紀錄的21.3%，仍處於高位。
出生於千禧世代最尾端的溫蒂認為，自己被裁員壹方面是人工智能正在取代傳統人力，壹方面是中國經濟始終未能恢復到疫情之前的水准，“經濟形勢不好了之後，所有人的消費都在下降。”
就業低迷、消費疲軟、企業信心下降——在這個循環裡頭，有年輕人陷入焦慮情緒，也有人選擇“躺平”。
中國經濟在疫情之後，經濟復蘇不如預期。圖像來源: Frederic J. Brown/AFP/Getty Images
“卷得身心焦慮，性價比非常低”
溫蒂自認是“積極的消極主義者”，不至於“躺平”，但她能同理為什麼越來越多年輕人不願再“卷”。
“你不卷，總有人會上來卷。”
在加入亞馬遜之前，溫蒂在中國國內企業上班，加班是日常：“我經常在酒店邊吃飯邊拿電腦出來工作，飛行中斷網的時候都會焦慮會不會有人找我；在中國私企，請假是會有羞恥的，年假的原因要寫清楚目的，gap（空窗期）也有罪，有的企業會在職位說明上寫‘拒絕gap叁個月以上’。這就是很多青年擠破頭想去外企的重要原因：勞逸平衡、薪資豐厚、遵守勞基法。”
“除非你真的去那種大廠，現在壹個211、985（指中國頂尖大學）畢業的，拿個肆、伍千、六千的工資，這種情況都有的。你只要心裡沒有那種‘我不努力我就完蛋了’的心理負擔，還不如在家裡躺平。有時候你肆、伍千、六千然後還要去卷得身心焦慮，這個性價比非常低。”她說。
今年夏天，中國預計有創紀錄的1270萬名大學生畢業，職場將迎來新的競爭浪潮，22歲的上海大學生Bonnie也在其中。她從去年底開始求職，最近剛剛在上海找到壹份外商工作，主要業務是供應鏈運營。盡管就業市場收緊，但求職過程頗為順利，“算是運氣比較好”。
“我在投簡歷、包括我求職的方向，其實是沒有考慮中國的企業。”Bonnie說。盡管越來越多中國年輕人為了鐵飯碗而報考公職，但她不考慮留在體制內。選擇外商壹方面是考慮企業文化，壹方面是希望未來往國外發展，離開中國。
家境小康的Bonnie認為自己處於“內卷”與“躺平”之間：“對我來說，我只是想找壹份可以夠我平時零花，讓我可以平時有壹份工作去做、有壹定的產出，壹份比較穩定的工作就可以了。”
對她這樣的Z世代來說，“躺平”並不總是負面，也可能具有正向意義。
“有的人說躺平呢，是指我以後就靠爸爸媽媽給我錢，然後啃老，自己沒有任何的追求。我覺得這種語境下，可能是壹種貶義；但是在抵抗996（指“早上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每周工作6天”的加班文化）、內卷的不良風氣的這種語境下，躺平是指我不去惡意的競爭。”她說。
“不確定”、“沒信心”的時代
“躺平”壹詞約2021年開始在中國網絡流行，主張“不買房、不買車、不結婚、不生娃、不消費”的生活態度。
往後數年間，中國還陸續出現了“全職兒女”（指與父母同住，透過家務勞動、陪伴等換取經濟支持）、“爛尾娃”（指受過高等教育但找不到匹配工作者）、“老鼠人”（指低社交、低欲望、低能量的宅居族）等網絡詞匯，多用來形容抱持相對消極、非傳統謀生態度的年輕世代。
美國密歇根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周韻告訴DW，隨著中國高等教育劇烈擴張， 對許多人來說，拿到大學文憑曾經意味著拿到階級向上流動的門票，但這個前景承諾“正在逐漸失去光環”。AI的崛起，又進壹步加深了這種深層的不確定性。
在這個不確定的時代，“躺平”大行其道，但同時也能看見中國年輕人對於鐵飯碗的競爭與渴望加劇。周韻指出，這是因為“當年輕人面對僵固的社會不平等、脆弱的社會安全網，以及前景不明的政治經濟未來時，這些工作機會能提供較高的安全感與社會尊重。”
台灣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黃兆年也提出了類似觀察。他向DW分析，“躺平”的背後，反映的其實是對經濟前景的不確定、甚至信心喪失。
他解釋，中國在千禧年後經濟猛進，經濟增長率破5%是“輕輕松松”。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憑藉人口紅利與廉價勞動力，進入出口導向工業化的時代，成為“世界工廠”。在那個年代，“不管是經濟數據，或者整個社會氛圍都充滿希望，大家覺得努力看得到結果、會有所回報，但這個東西發生了轉變。”
當人口紅利下降、勞動力不再廉價，中國開始追求產業升級，卻在過程中面臨以美國為首的地緣政治與科技創新競爭，“內部的挑戰還有外部的競爭，事實上都充滿著不確定性”。黃兆年認為，中國年輕人從“狼性”轉為“躺平”，主因正是“覺得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來、努力也不壹定會有回報的習得無助感。”
盡管“躺平”現象也出現在部分已開發國家，但黃兆年指出這在中國具有特殊性，某種程度也反映年輕人對體制的不滿與不信任。
“也許別的國家有躺平，可是別的國家不壹定有‘潤’這個現象。‘潤’跟‘躺平’基本上可以說是同樣的驅動因素所造成的。在我看起來，有能力‘潤’的人他就會‘潤’，沒有能力‘潤’的人你只能‘躺平’。”
境外勢力“洗腦躺平”？
今年4月底，中國國安部在微信公眾號發文批判“境外反華敵對勢力”透過網絡平台，大量生產“躺平”影片，系統性地展開“洗腦”，進而消解中國青年的奮斗信念，甚至動搖社會的價值根基。
文章還寫道“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呼吁中國年輕人“把青春奮斗融入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偉大征程”。但這樣的“中國夢”敘事與對“躺平”的批判，似乎反而激起輿論的反抗情緒。
“我真是見證了歷史上頭壹回國內外、海內外平台上，所有網友空前團結壹致開嘲諷的時刻”、“境外勢力讓我躺平、境內勢力讓我加班，誰對我好說嗎”、“不讓躺平那...上街？”海外的社交網絡平台，可以輕易發現許多類似的簡體中文發言。
黃兆年表示，“‘境外勢力’當然是沒有真實論據的藉口”，中國打擊“躺平”不只是考慮社會氛圍，最終仍是統治正當性的問題。青年失業或“躺平”、進而減少消費，不只沖擊經濟成長，也會形成對政府的不滿。
“你不要買房、不要買車、不要談戀愛、不要結婚、不要生小孩，這些東西都涉及到壹件事情 ，就是不消費......躺平文化事實上跟中國想要刺激內需、提振經濟成長是相違背的，所以它才要打擊躺平的風氣 。”
周韻則認為，打擊“躺平”、提倡“吃苦”，反映的是黨國體制對中國青年的某種想像，但問題在於當代中國年輕人怎麼看待自己。
對於這個提問，Bonnie說，身邊“支持（官方）這個觀點的人寥寥無幾”，多數人並不是單純被某種觀點“洗腦”，而是基於日常生活的感受，從而對未來產生了更保守、甚至疏離的態度。
“從官方角度來看，確實傾向把‘躺平’視為被放大的負面敘事，甚至連結到外部影響，但如果回到更具體的社會經驗，我們的疲憊感與無力感是來自於現實結構本身，例如就業壓力、上升通道收窄、生活成本提高等。”她說，“躺平”也是壹種情緒表達或自我調節，不壹定是對奮斗的完全否定。
“更何況之於中國的大環境來看，普通人根本無法做到真正躺平。”
迷惘青春與理想生活
歷經數月的痛苦掙扎，溫蒂在今年春天結束之前，找到壹份還算滿意的新工作。雖然底薪不如上份工作優渥，但業務面向海外市場，她拾分看好“出海”前景。
“不管是你投遞出去沒有回應，還是回應了之後說你不合適，抑或是說可以去面試，全程都說很滿意，但是後續不會有任何的回復，諒T┪胰季恕Ｎ乙丫鞘粲諭蚰罹慊藝庋桓黿錐危緩笸蝗荒玫攪艘桓鰋ffer。”
失業低潮期間，溫蒂在多次面試無果後在日記寫下：“只有壹遍遍地告訴自己，我正經歷著這樣的人生階段，是因為我需要經歷。在沒有學到什麼之前，它不會結束。80歲的我對30歲的我這樣說。”
溫蒂說，自己人生從來沒有遇到這麼大的坎、這麼多的拒絕、這麼多的自我懷疑。這次失業讓她驚覺，“不能只聚焦於我是壹個坐在辦公室裡的白領，就可以高枕無憂了”，未來也考慮做壹些藍領兼職，“以後可能會更吃香”。
“我以前從來沒有意識到這壹點，可能對我來說是壹個成長。”她說。
正准備成為社會新鮮人的Bonnie則有些“佛系”地說，自己只想找壹份“還OK”的工作。她大學本科就讀自己“不是特別的喜歡”、“也不是非常的擅長”的會計，主要是媽媽也從事商科工作，“當時權衡下，如果我去學習了商科的專業，可能父母給的幫助也可以更加實際壹點”。
她坦言，從實習到正職工作，雖然求職道路比許多同儕來得平坦，但也有迷惘時候。
“我覺得大多數跟我壹樣同齡的同學，可能對於未來的打算都並不是那麼清晰。大家都是先想做好學校內，我要考壹個高分，然後我要讓我的履歷變得好看。但大家其實可能都沒有太去細想：我為什麼要取得這個高分？我取得這個高分之後，將來真的可以找到壹個體面或者高薪的工作嗎？這可能也是讓人很迷茫的部分吧。因為我們現在的社會其實也沒有告訴我們壹個精准的答案。”
帶著幾分文藝青年氣質的Bonnie，從小受香港、台灣文化影響，喜歡音樂、關注社會運動，曾懷抱著這份向往，到港、台短暫做訪問學生。當時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同樣以激烈競爭聞名的香港，她對“卷”有了不同的認識。
“上海的‘卷’我覺得是，可能老師或者家庭會催促你去找壹份可以養活你自己、成家立業、支撐你未來獨立生活的壹份工作；香港青年找工作的態度，我感受到的是他們的家長和他們上學時接受到的教育，他們的要求可能更傾向於找到壹份真正去喜歡、自己從事的時候會覺得有價值感、能夠實現自我志願的工作。”
“我覺得對我們來講，求職的過程可能更像是壹種，你去找到你想要的生活是什麼樣子，這樣壹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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