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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生在五四的女人,为什么被我们忘了? | 温哥华地产中心
   

那个生在五四的女人,为什么被我们忘了?

她不是幽怨的,她是痛快的。


她不是柔弱的,她是有火气的。

她不是被命运拖着走的,她是一路拍着桌子走过去的。

女高师时代,她和王世瑛、陈定秀、程俊英形影不离。四个女学生都热爱文学,参加游行,演讲,办刊物,读新书,程俊英后来回忆,五四以后,她们几个人成立过一个叫“露沙社”的小团体,想做一点“唤醒妇女”的工作。起初有十几个人,后来大家纷纷散去,只剩下程俊英、庐隐、王世瑛、陈定秀四个人继续支撑刊物《露沙》。于是,这四个女学生便被同学们称作“四公子”。

这个称呼本身就很妙。

“公子”原本属于男人的世界。战国四公子,是宾客、游侠、政治和声名的世界。可到了五四,北京女高师的几个女学生偏偏也要做“公子”。她们不愿只做小姐,不愿只做女儿,不愿只做未来的妻子。她们要谈学问,要上街,要写文章,要拥有朋友和同盟,要在公共世界里给自己取一个男人才配拥有的名字。

苏雪林后来写“四公子”,说陈定秀美,王世瑛俏,程俊英静,庐隐则“雄而有侠气”。在她们中间,庐隐最不像一个传统闺秀。她豪爽,热烈,交游广,被同学们称作“孟尝君”。有人回忆她,走路跳跳蹦蹦,谈笑声隔着几间房都能听见。



1929年春,庐隐(中)与友人程俊英(左)、罗静轩(右)合影

我们今天回看“五四”女性,常常只记得她们的眼泪、病痛、恋爱和夭折,却忘了她们当年也曾经那样明亮、淘气、雄心勃勃。她们不是从一开始就准备好成为悲剧人物的。她们最初是想做“公子”的。

庐隐后来写稿,也带着这种痛快劲。

她从不太打草稿。有时学生在教室里作文,她坐在讲台上写稿,两小时能写两千三四百字。编辑登门索稿,她可以一面吸烟,一面同人谈话,一面不停地写,当场交稿。

这样的人,你很难想象她整天只会叹气。

可她的书,调子确实忧郁。《海滨故人》《或人的悲哀》《灵海潮汐》,一听名字,就有一种潮湿的、灰蓝色的气息。她的小说里,总有那么多不快乐的女子。她们不是没有读过书,不是没有爱过人,也不是没有反抗过命运。恰恰相反,她们什么都试过了,才发现新女性的痛苦,并不比旧女性少。

旧女性的痛苦,是不能选择。

新女性的痛苦,是终于可以选择,却没有人为选择之后的人生负责。


庐隐写的忧郁,不是小女子的多愁善感。那是整整一代五四女性的精神天气。

她们从礼教里冲出来,却没有真正进入平等;她们从家庭里走出来,却还要被婚姻和社会舆论追赶;她们进入学校,进入文学,进入公共生活,却依然要回答一个老问题: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好女人”?

难怪茅盾说:“读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在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那个空气是什么?是一代青年忽然看见了新的可能,又发现旧的东西还在;新路还没修好,旧路已经不想走了,人就悬在中间。

庐隐的忧郁,正是这种悬在中间的忧郁。

但她本人并没有被忧郁吞掉。

她写完了,回家打麻将。

她哭完了,继续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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