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生在五四的女人,为什么被我们忘了?
1959年，作家苏雪林去一家书店，想买一本《庐隐自传》。
那个接待她的店员，年约十六七岁，面露不屑，说：“庐隐女士吗？她的书我们店里没有，我们是不卖这类作家的著作的。”
苏雪林说：“什么缘故？庐隐不是很有名气的女作家吗？”
店员说：“她的时代究竟是过去了，她的名气也不过是过去那点子浮名罢了，目前这个时代是不需要她了。”
"我们不说需要不需要，只谈作品有没有价值，我觉得庐隐写得很不坏。"
"管她写得怎样好，思想不前进，便一文钱也不值！庐隐的书，现在没有青年爱看，因此本店也不卖。客人倘欢喜女作家，本店丁玲作品有的是，你只管选购好了。"
那个少年店员从书架上取下了几本丁玲的著作，送到苏雪林面前。苏雪林只有强作笑容，谢谢他的好意，踏出了那间书店。
那是1959年，距离庐隐去世，不过才过去了二十五年。
到了今天，恐怕绝大多数人压根没听说过庐隐这个名字。
她曾经是“五四”最早走上街头的女学生之一，也是那一代五四新女性的代表人物，她甚至恰巧出生在5月4日。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代表来到西单石驸马街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希望联络女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女高师同意接待。接待的方式却很奇特：男女学生代表被分别安排在大礼堂的两个角落，中间端坐着一位女学监，负责居中传话。男学生说一句，女学监传过去；女学生回一句，女学监再传回来。
听起来荒诞吗？
这已经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所国立女子高等学校。学生们读着《新青年》，谈自由，谈恋爱，谈文学，谈中国的未来，可她们的学校依旧坚持用这样的方式保护她们，理由是——“男女授受不亲”。
她们要走向新时代，却还被旧时代隔在礼堂的另一端，直到十几天之后，女学生们才走上街头，主动进入这场时代洪流。
女学生参加1919年五四运动。
庐隐，就是从女高师走出来的。
今天的推送，我想说说这个被遗忘的人。
庐隐，1898年5月4日出生，1934年5月13日去世。
生死都在五月。
庐隐
她本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笔名庐隐，取的是“隐去庐山真面目”之意。
她出生那天，外祖母去世了，母亲认定她是灾星，始终不喜欢她，最后把她交给奶妈喂养。父亲甚至在她4岁的时候动过念头，要把她扔进河里。庐隐5岁那年，父亲去世，她被送到舅舅家，后来进了教会办的学校。
这是个一出生就被视为“不祥”的孩子。
那时候大家还不会知道，她后来会成为五四时期最高产的女作家之一。短短十三四年里，她写了近两百篇作品，小说、散文、书信、评论，几乎都留下了她的声音。
1919年，庐隐21岁，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那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所国立女子高等学校。
“五四”运动是在她入学那一年爆发的。整个知识界都在讨论女性应该得到什么：婚姻自主，教育平等，进入公共知识生活，经济独立，恋爱自由。
这些在今天听来理所当然的事，在1919年，每一条都是要争来争去的东西。不是写在报纸上就能实现，也不是被几位有名的先生们讲过一遍，女人们就真的拥有了。它们要落到一个女人的身体、生活、饭碗、家庭乃至一生的命运里，才知道到底有多重。
青年时代的庐隐（1924）
庐隐把“五四”的这些新女性口号，一条一条地活了出来。
她先爱过表哥林鸿俊。
家人不同意，她不肯退让，给母亲写信说：“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
这句话很庐隐。她要自己选，选错了也认。
可是，等她在女高师读了几年书，参加五四运动，读《新青年》，接触新文学，看见更大的世界之后，她又发现，自己和林鸿俊之间已经隔出一条河：她往前走了，他还停在原地，只想叫她不要工作了，和他结婚。
于是她主动退婚。
在旧式家庭看来，这当然又是不懂事，又是不孝顺，又是不安分。可庐隐坚持，因为她不是为了反抗而反抗。她争取婚约，是因为她当时相信那是爱情；她解除婚约，也是因为她诚实地承认，已经没有爱情了。
“五四”说婚姻自主，很多人只理解成“我要嫁给谁”。庐隐却把它理解得更彻底：我也有权不嫁给谁。
她也进入了原本根本不让女性参与的公共知识生活。
1921年1月4日北京中央公园文学研究会成立时合影。前排中立女性为黄英（即庐隐），前排左一为郭梦良。
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郑振铎、茅盾、叶圣陶都在，那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新文学团体之一。参会的人里，唯一的女性，是她。
那一年，她23岁。
她不是被时代推着走到那里去的。她是自己走进去的。一个从小被视为多余的女孩，终于在新文学的现场，给自己挣到了一把椅子。
后来，她爱上郭梦良。
郭梦良
郭梦良是北京大学学生，两人在福建同乡会相识。对庐隐来说，这几乎是她理想中的爱人：可以谈文学，谈人生，谈主义，也谈灵魂。
可偏偏郭梦良已经有妻室。
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陷在矛盾里。庐隐当然知道，自己追求的“自由恋爱”，很可能伤害另一个女人。她曾经想把这段感情停留在精神相许的层面，可感情不是文章里的命题，不会因为道理清楚，就自动归位。
这也是“五四”爱情最尴尬的地方：它教一个女人争取爱情，却未必教她如何面对爱情里另一个女人的痛苦。
1923年，她还是和郭梦良结了婚。
这件事引来很多非议。母亲因此承受亲友冷嘲，最后郁郁而终；家人一度与她断绝关系。对庐隐来说，这是她为“自由恋爱”付出的第一笔沉重代价。
她以为自己冲破的是礼教，后来才发现，冲破礼教之后，生活并不会立刻变成理想国。
婚后，她随郭梦良回福建探亲，与郭的原配同处一个屋檐之下。那种尴尬、羞惭、难堪，比任何舆论都更具体。她曾写信给好友，说过去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蜜月尚可，过后则一言难尽。
这几乎可以看作庐隐一生爱情观的转折。
更残酷的是，这段婚姻也没有给她太长的安稳。
1925年，郭梦良因病去世，留下庐隐和刚刚才生下不过十个月大的女儿。
庐隐长女黄薇萱
她忽然成了寡妇，成了单身母亲。
一个五四女作家，读过新书，参加过新文学团体，写过恋爱自由，喊过女性解放，最后还是要一个人抱着孩子，面对房租、米价、稿费和世人的眼光。
上海工部局女中教员合影（1931-1934年间），前排右二为庐隐
不过，她靠自己的笔养活了自己和孩子。她带着女儿，辗转福州、上海、北京，一边教书，一边写稿，没有停下来等谁来救。
后来，她又遇见李唯建。
李唯建比她小九岁，是青年诗人，也是在她最灰暗的时候出现的人。郭梦良死后，庐隐长期陷在悲哀、疲惫和自我怀疑里。
李唯建的出现，对她来说，不只是新的恋爱，更像是一个人死里逃生后，忽然又看见一点光。
庐隐与李唯建
这段恋情同样不被看好。
一个成名女作家，一个寡居的母亲，一个比她小九岁的青年诗人，在当时当然会引来议论。她自己也犹豫过、挣扎过，可最后，她还是选择了他。
这一次，她爱的不是某个完美的理想对象，而是重新开始的勇气。
受过伤的女人，难道就只能守着伤口过一生吗？做过寡妇，做过母亲，经历过非议，难道就没有资格再爱一次、再被爱一次吗？
1930年，庐隐和李唯建结婚。
婚后他们曾去日本，庐隐在那里写下《东京小品》。那几年，她的文字里出现了少有的轻松和调侃。她像是终于短暂地从“悲哀的女作家”里走出来，开始学习做一个比较快乐的人。
可命运给她的时间太少了。
说到这里，你可能还是不太知道她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庐隐后来留在文学史里的样子，常常是灰色的：早年不被母亲喜爱，婚恋坎坷，中年早逝，作品里又总是写不快乐的女人。于是我们很容易以为，她本人也是一个整天蹙着眉头、对月伤怀的悲剧人物。
可真正认识她的人，并不这样看她。
邵洵美是她的“麻友”，曾经为《庐隐自传》写序。我觉得他那几句话，是对庐隐最准确的画像：
“庐隐的天真，使你疑心‘时光’不一定会在每一个人心上走过；喝酒是她爱的，写文章是她爱的，打麻雀是她爱的，唯建是她爱的。”
——邵洵美
喝酒，写文章，打麻将，爱人。
这不是一个单薄的悲剧人物，恰恰相反，这是一个活得非常充分的复杂的人。
她不是那种温柔、娴静、规规矩矩的新女性。她很大声，很爽快，也很有攻击性。苏雪林说她“一生英风飒爽”；冯沅君说她有“微近男性的谈吐，时似傲慢的举措”；谢冰莹回忆她，说她高兴起来就哈哈大笑，烦闷时就痛饮几杯，伤心时大哭一场，看不顺眼的事便破口大骂。
这才像庐隐。
她不是幽怨的，她是痛快的。
她不是柔弱的，她是有火气的。
她不是被命运拖着走的，她是一路拍着桌子走过去的。
女高师时代，她和王世瑛、陈定秀、程俊英形影不离。四个女学生都热爱文学，参加游行，演讲，办刊物，读新书，程俊英后来回忆，五四以后，她们几个人成立过一个叫“露沙社”的小团体，想做一点“唤醒妇女”的工作。起初有十几个人，后来大家纷纷散去，只剩下程俊英、庐隐、王世瑛、陈定秀四个人继续支撑刊物《露沙》。于是，这四个女学生便被同学们称作“四公子”。
这个称呼本身就很妙。
“公子”原本属于男人的世界。战国四公子，是宾客、游侠、政治和声名的世界。可到了五四，北京女高师的几个女学生偏偏也要做“公子”。她们不愿只做小姐，不愿只做女儿，不愿只做未来的妻子。她们要谈学问，要上街，要写文章，要拥有朋友和同盟，要在公共世界里给自己取一个男人才配拥有的名字。
苏雪林后来写“四公子”，说陈定秀美，王世瑛俏，程俊英静，庐隐则“雄而有侠气”。在她们中间，庐隐最不像一个传统闺秀。她豪爽，热烈，交游广，被同学们称作“孟尝君”。有人回忆她，走路跳跳蹦蹦，谈笑声隔着几间房都能听见。
1929年春，庐隐（中）与友人程俊英（左）、罗静轩（右）合影
我们今天回看“五四”女性，常常只记得她们的眼泪、病痛、恋爱和夭折，却忘了她们当年也曾经那样明亮、淘气、雄心勃勃。她们不是从一开始就准备好成为悲剧人物的。她们最初是想做“公子”的。
庐隐后来写稿，也带着这种痛快劲。
她从不太打草稿。有时学生在教室里作文，她坐在讲台上写稿，两小时能写两千三四百字。编辑登门索稿，她可以一面吸烟，一面同人谈话，一面不停地写，当场交稿。
这样的人，你很难想象她整天只会叹气。
可她的书，调子确实忧郁。《海滨故人》《或人的悲哀》《灵海潮汐》，一听名字，就有一种潮湿的、灰蓝色的气息。她的小说里，总有那么多不快乐的女子。她们不是没有读过书，不是没有爱过人，也不是没有反抗过命运。恰恰相反，她们什么都试过了，才发现新女性的痛苦，并不比旧女性少。
旧女性的痛苦，是不能选择。
新女性的痛苦，是终于可以选择，却没有人为选择之后的人生负责。
庐隐写的忧郁，不是小女子的多愁善感。那是整整一代五四女性的精神天气。
她们从礼教里冲出来，却没有真正进入平等；她们从家庭里走出来，却还要被婚姻和社会舆论追赶；她们进入学校，进入文学，进入公共生活，却依然要回答一个老问题：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好女人”？
难怪茅盾说：“读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在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那个空气是什么？是一代青年忽然看见了新的可能，又发现旧的东西还在；新路还没修好，旧路已经不想走了，人就悬在中间。
庐隐的忧郁，正是这种悬在中间的忧郁。
但她本人并没有被忧郁吞掉。
她写完了，回家打麻将。
她哭完了，继续喝酒。
她被人议论，照样恋爱。
她被生活逼到墙角，仍然写稿，教书，养孩子。
所以我说，她其实一点都不悲哀。
悲哀的是那个时代：它把自由拿给女人看，却没有把自由之后的生活一并交给她们。
1934年5月13日，庐隐第三次临产。
为了节省费用，她没有一开始就去医院，而是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的家中分娩。力竭时，子宫破裂，大出血。等李唯建意识到事态严重，把她送进医院，已经抢救不及。
她死前留下一句话：不要追究产婆的责任。
走到最后，还是不记人的过。这是她。
她死时，才刚过36岁生日。
36岁，还是一个人刚刚开始真正明白自己的年纪。可庐隐已经写了十几年，爱过两次，结过两次婚，生过孩子，做过教师，做过编辑，做过作家，走过北京、福州、上海、东京……
她简直把自己活成了一块试验田，把“五四”给新女性许诺过的每一种生活都试了一遍。
她不是没有活够。
她是活得太急，太用力，太超前。
可是，我仍旧不愿意把庐隐的死写成一场个人悲剧。
庐隐女士遗孤：黄薇萱（左），幼女瀛仙（右）
她当然死于难产，死于一次失败的分娩，死于医疗条件和贫困，也死于那个时代对女性身体的轻忽。
可是，如果往更深一层看，庐隐其实也死于“五四新女性”的双重命运。
她们被鼓励去读书，去恋爱，去工作，去写作，去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可是与此同时，她们仍然要做妻子，要做母亲，要照料家庭，要承受舆论，要把所有后果自己咽下去。
旧时代要求女人牺牲。
新时代要求女人独立。
可是我们看看庐隐，没有人告诉她，这两件事原来可以同时压在一个人身上。
所以，庐隐不是“失败的五四女性”。
恰恰相反，她是把五四理想执行得太彻底的人。
据说，李大钊有一次和程俊英聊起庐隐，李感叹：“她那顽强的反抗精神，是可贵的，如果用于革命，该多好啊！”
我觉得李大钊这句话对，但不全对。庐隐的反抗，是一种女性的革命。
她真的相信女性可以选择自己的婚姻。
她真的相信女性可以进入公共生活。
她真的相信女性可以靠写作养活自己。
她真的相信受过伤的女人还有权利重新开始。
她真的相信一个女人可以不只做女儿、妻子、母亲，也可以做“公子”、做作家、做一个有声有色的人。
因为真的相信，于是她被生活撞得头破血流。
庐隐去世的1934年，有一个和庐隐很相似的女人正在从青岛前往上海，她的名字叫萧红，你看，新女性的火种，就是这样渐渐燃烧起来的。
可是，今天的我们是如何评价她们的呢？
我们把萧红称作“贱人”。
我们已经不记得庐隐的名字了，就像1959年苏雪林在书店里遇到的那个小伙计说的那样：
“她的时代过去了，目前这个时代不需要她了。”
可是，时代真的不需要庐隐吗？
我觉得恰恰相反。
我们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新看见她。
我们当然赞美女性独立。可是一个女人真的太独立，又会被说她不好相处，最经常讲的“不像个女人”。
我们当然鼓励女性追求事业。可是她把工作放在前面，又会被问：你是不是太要强了？你以后怎么办？你不怕错过结婚生孩子吗？
我们当然说恋爱自由。可是她爱错了人，会被嘲笑眼光不好；她离开一个人，会被说不够忍耐；她重新爱上一个人，又会被质疑太轻浮、太不安分。
我们当然说生育自由。可是她不生，会被说自私；她生得晚，会被说冒险；她生了孩子还想继续做自己，又会被问：你怎么不多顾家一点？
我们当然说女人应该有自我。可是那个“自我”最好不要太锋利，不要太吵，不要太占地方，不要影响别人对她的想象。
于是很多女人最累的地方，不是没有路可走，而是每走一条路，都有人站在路边替她判分。
庐隐当年面对的，正是这种困境。
五四给了女人选择的语言，却没有取消世界对女人的审判。今天也是如此。我们拥有的选择比她多得多，可很多时候，选择之后的代价，仍然要女人自己一个人吞下去。
所以庐隐并不遥远。
她只是一个提前抵达的人。
她生在5月4日，死在5月。这个巧合太像一个隐喻：她仿佛就是为五四而来，又在五四的余震里燃尽。
我不想把她写成一个悲哀的人。
她敢爱，也敢退婚；敢结婚，也敢重新开始；敢写忧郁，也敢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她不是没有受伤。
程俊英后来回忆庐隐说，青年时代的庐隐原本是“最活泼好动”的人，后来再见，却觉得她变了。两次婚姻的波折、经济的困苦、现实的压迫，使她愤懑，也使她悲观。有人劝她带着孩子重新参加妇女运动，她却说，自己已经不想再站到妇女解放的前线去了。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灰心，却也是最真实的庐隐。因为她也会累，可这并不说明她失败，因为这是她真正反抗过的痕迹。
她受伤以后，仍然不肯把生命过成一口枯井。
这就够了。
庐隐这个名字，取的是“隐去庐山真面目”。
可是今天，我们希望她能被重新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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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接待她的店员，年约十六七岁，面露不屑，说：“庐隐女士吗？她的书我们店里没有，我们是不卖这类作家的著作的。”
苏雪林说：“什么缘故？庐隐不是很有名气的女作家吗？”
店员说：“她的时代究竟是过去了，她的名气也不过是过去那点子浮名罢了，目前这个时代是不需要她了。”
"我们不说需要不需要，只谈作品有没有价值，我觉得庐隐写得很不坏。"
"管她写得怎样好，思想不前进，便一文钱也不值！庐隐的书，现在没有青年爱看，因此本店也不卖。客人倘欢喜女作家，本店丁玲作品有的是，你只管选购好了。"
那个少年店员从书架上取下了几本丁玲的著作，送到苏雪林面前。苏雪林只有强作笑容，谢谢他的好意，踏出了那间书店。
那是1959年，距离庐隐去世，不过才过去了二十五年。
到了今天，恐怕绝大多数人压根没听说过庐隐这个名字。
她曾经是“五四”最早走上街头的女学生之一，也是那一代五四新女性的代表人物，她甚至恰巧出生在5月4日。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代表来到西单石驸马街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希望联络女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女高师同意接待。接待的方式却很奇特：男女学生代表被分别安排在大礼堂的两个角落，中间端坐着一位女学监，负责居中传话。男学生说一句，女学监传过去；女学生回一句，女学监再传回来。
听起来荒诞吗？
这已经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所国立女子高等学校。学生们读着《新青年》，谈自由，谈恋爱，谈文学，谈中国的未来，可她们的学校依旧坚持用这样的方式保护她们，理由是——“男女授受不亲”。
她们要走向新时代，却还被旧时代隔在礼堂的另一端，直到十几天之后，女学生们才走上街头，主动进入这场时代洪流。
女学生参加1919年五四运动。
庐隐，就是从女高师走出来的。
今天的推送，我想说说这个被遗忘的人。
庐隐，1898年5月4日出生，1934年5月13日去世。
生死都在五月。
庐隐
她本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笔名庐隐，取的是“隐去庐山真面目”之意。
她出生那天，外祖母去世了，母亲认定她是灾星，始终不喜欢她，最后把她交给奶妈喂养。父亲甚至在她4岁的时候动过念头，要把她扔进河里。庐隐5岁那年，父亲去世，她被送到舅舅家，后来进了教会办的学校。
这是个一出生就被视为“不祥”的孩子。
那时候大家还不会知道，她后来会成为五四时期最高产的女作家之一。短短十三四年里，她写了近两百篇作品，小说、散文、书信、评论，几乎都留下了她的声音。
1919年，庐隐21岁，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那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所国立女子高等学校。
“五四”运动是在她入学那一年爆发的。整个知识界都在讨论女性应该得到什么：婚姻自主，教育平等，进入公共知识生活，经济独立，恋爱自由。
这些在今天听来理所当然的事，在1919年，每一条都是要争来争去的东西。不是写在报纸上就能实现，也不是被几位有名的先生们讲过一遍，女人们就真的拥有了。它们要落到一个女人的身体、生活、饭碗、家庭乃至一生的命运里，才知道到底有多重。
青年时代的庐隐（1924）
庐隐把“五四”的这些新女性口号，一条一条地活了出来。
她先爱过表哥林鸿俊。
家人不同意，她不肯退让，给母亲写信说：“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
这句话很庐隐。她要自己选，选错了也认。
可是，等她在女高师读了几年书，参加五四运动，读《新青年》，接触新文学，看见更大的世界之后，她又发现，自己和林鸿俊之间已经隔出一条河：她往前走了，他还停在原地，只想叫她不要工作了，和他结婚。
于是她主动退婚。
在旧式家庭看来，这当然又是不懂事，又是不孝顺，又是不安分。可庐隐坚持，因为她不是为了反抗而反抗。她争取婚约，是因为她当时相信那是爱情；她解除婚约，也是因为她诚实地承认，已经没有爱情了。
“五四”说婚姻自主，很多人只理解成“我要嫁给谁”。庐隐却把它理解得更彻底：我也有权不嫁给谁。
她也进入了原本根本不让女性参与的公共知识生活。
1921年1月4日北京中央公园文学研究会成立时合影。前排中立女性为黄英（即庐隐），前排左一为郭梦良。
1921年1月，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郑振铎、茅盾、叶圣陶都在，那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新文学团体之一。参会的人里，唯一的女性，是她。
那一年，她23岁。
她不是被时代推着走到那里去的。她是自己走进去的。一个从小被视为多余的女孩，终于在新文学的现场，给自己挣到了一把椅子。
后来，她爱上郭梦良。
郭梦良
郭梦良是北京大学学生，两人在福建同乡会相识。对庐隐来说，这几乎是她理想中的爱人：可以谈文学，谈人生，谈主义，也谈灵魂。
可偏偏郭梦良已经有妻室。
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陷在矛盾里。庐隐当然知道，自己追求的“自由恋爱”，很可能伤害另一个女人。她曾经想把这段感情停留在精神相许的层面，可感情不是文章里的命题，不会因为道理清楚，就自动归位。
这也是“五四”爱情最尴尬的地方：它教一个女人争取爱情，却未必教她如何面对爱情里另一个女人的痛苦。
1923年，她还是和郭梦良结了婚。
这件事引来很多非议。母亲因此承受亲友冷嘲，最后郁郁而终；家人一度与她断绝关系。对庐隐来说，这是她为“自由恋爱”付出的第一笔沉重代价。
她以为自己冲破的是礼教，后来才发现，冲破礼教之后，生活并不会立刻变成理想国。
婚后，她随郭梦良回福建探亲，与郭的原配同处一个屋檐之下。那种尴尬、羞惭、难堪，比任何舆论都更具体。她曾写信给好友，说过去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蜜月尚可，过后则一言难尽。
这几乎可以看作庐隐一生爱情观的转折。
更残酷的是，这段婚姻也没有给她太长的安稳。
1925年，郭梦良因病去世，留下庐隐和刚刚才生下不过十个月大的女儿。
庐隐长女黄薇萱
她忽然成了寡妇，成了单身母亲。
一个五四女作家，读过新书，参加过新文学团体，写过恋爱自由，喊过女性解放，最后还是要一个人抱着孩子，面对房租、米价、稿费和世人的眼光。
上海工部局女中教员合影（1931-1934年间），前排右二为庐隐
不过，她靠自己的笔养活了自己和孩子。她带着女儿，辗转福州、上海、北京，一边教书，一边写稿，没有停下来等谁来救。
后来，她又遇见李唯建。
李唯建比她小九岁，是青年诗人，也是在她最灰暗的时候出现的人。郭梦良死后，庐隐长期陷在悲哀、疲惫和自我怀疑里。
李唯建的出现，对她来说，不只是新的恋爱，更像是一个人死里逃生后，忽然又看见一点光。
庐隐与李唯建
这段恋情同样不被看好。
一个成名女作家，一个寡居的母亲，一个比她小九岁的青年诗人，在当时当然会引来议论。她自己也犹豫过、挣扎过，可最后，她还是选择了他。
这一次，她爱的不是某个完美的理想对象，而是重新开始的勇气。
受过伤的女人，难道就只能守着伤口过一生吗？做过寡妇，做过母亲，经历过非议，难道就没有资格再爱一次、再被爱一次吗？
1930年，庐隐和李唯建结婚。
婚后他们曾去日本，庐隐在那里写下《东京小品》。那几年，她的文字里出现了少有的轻松和调侃。她像是终于短暂地从“悲哀的女作家”里走出来，开始学习做一个比较快乐的人。
可命运给她的时间太少了。
说到这里，你可能还是不太知道她是什么样子的。
因为庐隐后来留在文学史里的样子，常常是灰色的：早年不被母亲喜爱，婚恋坎坷，中年早逝，作品里又总是写不快乐的女人。于是我们很容易以为，她本人也是一个整天蹙着眉头、对月伤怀的悲剧人物。
可真正认识她的人，并不这样看她。
邵洵美是她的“麻友”，曾经为《庐隐自传》写序。我觉得他那几句话，是对庐隐最准确的画像：
“庐隐的天真，使你疑心‘时光’不一定会在每一个人心上走过；喝酒是她爱的，写文章是她爱的，打麻雀是她爱的，唯建是她爱的。”
——邵洵美
喝酒，写文章，打麻将，爱人。
这不是一个单薄的悲剧人物，恰恰相反，这是一个活得非常充分的复杂的人。
她不是那种温柔、娴静、规规矩矩的新女性。她很大声，很爽快，也很有攻击性。苏雪林说她“一生英风飒爽”；冯沅君说她有“微近男性的谈吐，时似傲慢的举措”；谢冰莹回忆她，说她高兴起来就哈哈大笑，烦闷时就痛饮几杯，伤心时大哭一场，看不顺眼的事便破口大骂。
这才像庐隐。
她不是幽怨的，她是痛快的。
她不是柔弱的，她是有火气的。
她不是被命运拖着走的，她是一路拍着桌子走过去的。
女高师时代，她和王世瑛、陈定秀、程俊英形影不离。四个女学生都热爱文学，参加游行，演讲，办刊物，读新书，程俊英后来回忆，五四以后，她们几个人成立过一个叫“露沙社”的小团体，想做一点“唤醒妇女”的工作。起初有十几个人，后来大家纷纷散去，只剩下程俊英、庐隐、王世瑛、陈定秀四个人继续支撑刊物《露沙》。于是，这四个女学生便被同学们称作“四公子”。
这个称呼本身就很妙。
“公子”原本属于男人的世界。战国四公子，是宾客、游侠、政治和声名的世界。可到了五四，北京女高师的几个女学生偏偏也要做“公子”。她们不愿只做小姐，不愿只做女儿，不愿只做未来的妻子。她们要谈学问，要上街，要写文章，要拥有朋友和同盟，要在公共世界里给自己取一个男人才配拥有的名字。
苏雪林后来写“四公子”，说陈定秀美，王世瑛俏，程俊英静，庐隐则“雄而有侠气”。在她们中间，庐隐最不像一个传统闺秀。她豪爽，热烈，交游广，被同学们称作“孟尝君”。有人回忆她，走路跳跳蹦蹦，谈笑声隔着几间房都能听见。
1929年春，庐隐（中）与友人程俊英（左）、罗静轩（右）合影
我们今天回看“五四”女性，常常只记得她们的眼泪、病痛、恋爱和夭折，却忘了她们当年也曾经那样明亮、淘气、雄心勃勃。她们不是从一开始就准备好成为悲剧人物的。她们最初是想做“公子”的。
庐隐后来写稿，也带着这种痛快劲。
她从不太打草稿。有时学生在教室里作文，她坐在讲台上写稿，两小时能写两千三四百字。编辑登门索稿，她可以一面吸烟，一面同人谈话，一面不停地写，当场交稿。
这样的人，你很难想象她整天只会叹气。
可她的书，调子确实忧郁。《海滨故人》《或人的悲哀》《灵海潮汐》，一听名字，就有一种潮湿的、灰蓝色的气息。她的小说里，总有那么多不快乐的女子。她们不是没有读过书，不是没有爱过人，也不是没有反抗过命运。恰恰相反，她们什么都试过了，才发现新女性的痛苦，并不比旧女性少。
旧女性的痛苦，是不能选择。
新女性的痛苦，是终于可以选择，却没有人为选择之后的人生负责。
庐隐写的忧郁，不是小女子的多愁善感。那是整整一代五四女性的精神天气。
她们从礼教里冲出来，却没有真正进入平等；她们从家庭里走出来，却还要被婚姻和社会舆论追赶；她们进入学校，进入文学，进入公共生活，却依然要回答一个老问题：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好女人”？
难怪茅盾说：“读庐隐的全部著作，就仿佛在呼吸着五四时期的空气。”那个空气是什么？是一代青年忽然看见了新的可能，又发现旧的东西还在；新路还没修好，旧路已经不想走了，人就悬在中间。
庐隐的忧郁，正是这种悬在中间的忧郁。
但她本人并没有被忧郁吞掉。
她写完了，回家打麻将。
她哭完了，继续喝酒。
她被人议论，照样恋爱。
她被生活逼到墙角，仍然写稿，教书，养孩子。
所以我说，她其实一点都不悲哀。
悲哀的是那个时代：它把自由拿给女人看，却没有把自由之后的生活一并交给她们。
1934年5月13日，庐隐第三次临产。
为了节省费用，她没有一开始就去医院，而是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的家中分娩。力竭时，子宫破裂，大出血。等李唯建意识到事态严重，把她送进医院，已经抢救不及。
她死前留下一句话：不要追究产婆的责任。
走到最后，还是不记人的过。这是她。
她死时，才刚过36岁生日。
36岁，还是一个人刚刚开始真正明白自己的年纪。可庐隐已经写了十几年，爱过两次，结过两次婚，生过孩子，做过教师，做过编辑，做过作家，走过北京、福州、上海、东京……
她简直把自己活成了一块试验田，把“五四”给新女性许诺过的每一种生活都试了一遍。
她不是没有活够。
她是活得太急，太用力，太超前。
可是，我仍旧不愿意把庐隐的死写成一场个人悲剧。
庐隐女士遗孤：黄薇萱（左），幼女瀛仙（右）
她当然死于难产，死于一次失败的分娩，死于医疗条件和贫困，也死于那个时代对女性身体的轻忽。
可是，如果往更深一层看，庐隐其实也死于“五四新女性”的双重命运。
她们被鼓励去读书，去恋爱，去工作，去写作，去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可是与此同时，她们仍然要做妻子，要做母亲，要照料家庭，要承受舆论，要把所有后果自己咽下去。
旧时代要求女人牺牲。
新时代要求女人独立。
可是我们看看庐隐，没有人告诉她，这两件事原来可以同时压在一个人身上。
所以，庐隐不是“失败的五四女性”。
恰恰相反，她是把五四理想执行得太彻底的人。
据说，李大钊有一次和程俊英聊起庐隐，李感叹：“她那顽强的反抗精神，是可贵的，如果用于革命，该多好啊！”
我觉得李大钊这句话对，但不全对。庐隐的反抗，是一种女性的革命。
她真的相信女性可以选择自己的婚姻。
她真的相信女性可以进入公共生活。
她真的相信女性可以靠写作养活自己。
她真的相信受过伤的女人还有权利重新开始。
她真的相信一个女人可以不只做女儿、妻子、母亲，也可以做“公子”、做作家、做一个有声有色的人。
因为真的相信，于是她被生活撞得头破血流。
庐隐去世的1934年，有一个和庐隐很相似的女人正在从青岛前往上海，她的名字叫萧红，你看，新女性的火种，就是这样渐渐燃烧起来的。
可是，今天的我们是如何评价她们的呢？
我们把萧红称作“贱人”。
我们已经不记得庐隐的名字了，就像1959年苏雪林在书店里遇到的那个小伙计说的那样：
“她的时代过去了，目前这个时代不需要她了。”
可是，时代真的不需要庐隐吗？
我觉得恰恰相反。
我们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新看见她。
我们当然赞美女性独立。可是一个女人真的太独立，又会被说她不好相处，最经常讲的“不像个女人”。
我们当然鼓励女性追求事业。可是她把工作放在前面，又会被问：你是不是太要强了？你以后怎么办？你不怕错过结婚生孩子吗？
我们当然说恋爱自由。可是她爱错了人，会被嘲笑眼光不好；她离开一个人，会被说不够忍耐；她重新爱上一个人，又会被质疑太轻浮、太不安分。
我们当然说生育自由。可是她不生，会被说自私；她生得晚，会被说冒险；她生了孩子还想继续做自己，又会被问：你怎么不多顾家一点？
我们当然说女人应该有自我。可是那个“自我”最好不要太锋利，不要太吵，不要太占地方，不要影响别人对她的想象。
于是很多女人最累的地方，不是没有路可走，而是每走一条路，都有人站在路边替她判分。
庐隐当年面对的，正是这种困境。
五四给了女人选择的语言，却没有取消世界对女人的审判。今天也是如此。我们拥有的选择比她多得多，可很多时候，选择之后的代价，仍然要女人自己一个人吞下去。
所以庐隐并不遥远。
她只是一个提前抵达的人。
她生在5月4日，死在5月。这个巧合太像一个隐喻：她仿佛就是为五四而来，又在五四的余震里燃尽。
我不想把她写成一个悲哀的人。
她敢爱，也敢退婚；敢结婚，也敢重新开始；敢写忧郁，也敢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她不是没有受伤。
程俊英后来回忆庐隐说，青年时代的庐隐原本是“最活泼好动”的人，后来再见，却觉得她变了。两次婚姻的波折、经济的困苦、现实的压迫，使她愤懑，也使她悲观。有人劝她带着孩子重新参加妇女运动，她却说，自己已经不想再站到妇女解放的前线去了。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灰心，却也是最真实的庐隐。因为她也会累，可这并不说明她失败，因为这是她真正反抗过的痕迹。
她受伤以后，仍然不肯把生命过成一口枯井。
这就够了。
庐隐这个名字，取的是“隐去庐山真面目”。
可是今天，我们希望她能被重新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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