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喪子寫下傷痛 爭議華人女作家獲2026普利策獎
李翊雲：其實這並不是壹個突然的轉變。很多年來，中國的出版人彭倫壹直在聯系我，每年都會問壹次。
正如你剛才說的，我的寫作題材已經變了，和中國沒有直接關系了，所以我就想，那我不妨試壹試。《我該走了嗎》是我第壹本在大陸出版的書，《鵝之書》是第贰本。對我來說，壹切都是可選擇的。後來又有壹本書，因為中國各種各樣的噪聲，我決定不出版了。
我的想法就是試試看，看看會怎麼樣。我的書有20多個語言的譯本，其他語言的譯本我都不會看，所以中文的譯本我也不看。但我對讀者的反應很感興趣，我對記者對我提的問題很感興趣。雖然《鵝之書》寫的是發生在法國的故事，但中國的讀者對它依然是很感興趣的。所以，並不存在什麼特別深刻的思想轉變。我只是想做壹個試驗，試壹試，看看是否可行。因為不是必選項，對我來說就比較放松。
叁聯生活周刊：我想問壹個比較復雜、也可能不完全公平的問題。在你看來，你母親對待你的方式，和壹部分中國輿論對待你的方式，是不是有某種共通之處？
李翊雲：不談我母親的事情。你既然問中國的輿論，我可以聊壹聊。我當然知道，公眾人物的私人生活會被大眾輿論當作談資，這是無法避免的。但是我的經歷是大眾虛構我的生活，把它們當作真相來傳播，然後用這些虛構之事來評判我。
我可以給你舉壹個例子。你可能也注意到了——我是壹直在關注這些言論的，因為我想知道這些輿論到底有多糟糕。
有壹個說法是說我大兒子留了遺書我們決定不看——這完全是編造的。我不知道陌生人怎麼會知道我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又有壹說我大兒子死的時候，我和我丈夫出去旅游了，把後事丟給了小兒子來處理。然後又有說我在整理大兒子遺物時，讓小兒子在壹旁看著。這些傳言越傳越生動。
我很困惑，直到壹年以後我才突然意識到是怎麼回事。肯定是有壹個讀過我英文書的、但又是很糟糕的讀者搬出來的這個細節。我在《理性終結之處》這本書裡寫到過，我在收拾大兒子遺物的時候，我家的狗在旁邊。我問狗說：“你還記得他嗎？”然後不知道什麼原因，在中國的敘事中，狗就變成了我的小兒子。這已經是很離譜的捏造了，但之後又變成了不是我在收拾遺物，而是我把所有事情交給了小兒子和“保姆”。這個“保姆”的說法也很滑稽，我們家從來沒有保姆。我們有壹個偶爾幫我們照看狗的dog sitter，我們出門旅行時她住在我們家照看。後來在壹些中國讀者的敘事裡，這個故事最終變成了：我們把小兒子留給保姆自己出門散心，然後我們家不僅兒子死了，“保姆”也死了。
這個跟我的母親是沒有關系的。我的壹個兒時的朋友跟我說，國內的媒體把你說得這麼糟糕，你為什麼不為自己辯護？我說，有什麼意義呢？人們常常覺得自己有壹種權利，可以基於虛構去審判壹個人。這種行為在我看來是徹頭徹尾的“特朗普(专题)式邏輯”。
叁聯生活周刊：非常無奈。我看《自然萬物只是生長》時，在書的最後，我能感受到你對這些言論的憤怒。即便你不直接跟媒體說，但你在書裡寫了你對這些言論的立場。你表態了。因為你對此是有感受的。
李翊雲：我並不覺得是憤怒。我天性很少憤怒，我想更確切地說我的觀點是不容忍。我在書裡說，我知道這些事情正在發生（I acknowledge it），但我不原諒，也不容忍（I don’t condone）。我的生活像壹面鏡子，總會有看客對之指手畫腳，但是他們看到的不是我或我的生活，只是他們內心的影像而已。
叁聯生活周刊：多年來你壹直非常勤奮地閱讀和寫作。你認為是這兩件事支撐了你走過那些艱難的時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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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你剛才說的，我的寫作題材已經變了，和中國沒有直接關系了，所以我就想，那我不妨試壹試。《我該走了嗎》是我第壹本在大陸出版的書，《鵝之書》是第贰本。對我來說，壹切都是可選擇的。後來又有壹本書，因為中國各種各樣的噪聲，我決定不出版了。
我的想法就是試試看，看看會怎麼樣。我的書有20多個語言的譯本，其他語言的譯本我都不會看，所以中文的譯本我也不看。但我對讀者的反應很感興趣，我對記者對我提的問題很感興趣。雖然《鵝之書》寫的是發生在法國的故事，但中國的讀者對它依然是很感興趣的。所以，並不存在什麼特別深刻的思想轉變。我只是想做壹個試驗，試壹試，看看是否可行。因為不是必選項，對我來說就比較放松。
叁聯生活周刊：我想問壹個比較復雜、也可能不完全公平的問題。在你看來，你母親對待你的方式，和壹部分中國輿論對待你的方式，是不是有某種共通之處？
李翊雲：不談我母親的事情。你既然問中國的輿論，我可以聊壹聊。我當然知道，公眾人物的私人生活會被大眾輿論當作談資，這是無法避免的。但是我的經歷是大眾虛構我的生活，把它們當作真相來傳播，然後用這些虛構之事來評判我。
我可以給你舉壹個例子。你可能也注意到了——我是壹直在關注這些言論的，因為我想知道這些輿論到底有多糟糕。
有壹個說法是說我大兒子留了遺書我們決定不看——這完全是編造的。我不知道陌生人怎麼會知道我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又有壹說我大兒子死的時候，我和我丈夫出去旅游了，把後事丟給了小兒子來處理。然後又有說我在整理大兒子遺物時，讓小兒子在壹旁看著。這些傳言越傳越生動。
我很困惑，直到壹年以後我才突然意識到是怎麼回事。肯定是有壹個讀過我英文書的、但又是很糟糕的讀者搬出來的這個細節。我在《理性終結之處》這本書裡寫到過，我在收拾大兒子遺物的時候，我家的狗在旁邊。我問狗說：“你還記得他嗎？”然後不知道什麼原因，在中國的敘事中，狗就變成了我的小兒子。這已經是很離譜的捏造了，但之後又變成了不是我在收拾遺物，而是我把所有事情交給了小兒子和“保姆”。這個“保姆”的說法也很滑稽，我們家從來沒有保姆。我們有壹個偶爾幫我們照看狗的dog sitter，我們出門旅行時她住在我們家照看。後來在壹些中國讀者的敘事裡，這個故事最終變成了：我們把小兒子留給保姆自己出門散心，然後我們家不僅兒子死了，“保姆”也死了。
這個跟我的母親是沒有關系的。我的壹個兒時的朋友跟我說，國內的媒體把你說得這麼糟糕，你為什麼不為自己辯護？我說，有什麼意義呢？人們常常覺得自己有壹種權利，可以基於虛構去審判壹個人。這種行為在我看來是徹頭徹尾的“特朗普(专题)式邏輯”。
叁聯生活周刊：非常無奈。我看《自然萬物只是生長》時，在書的最後，我能感受到你對這些言論的憤怒。即便你不直接跟媒體說，但你在書裡寫了你對這些言論的立場。你表態了。因為你對此是有感受的。
李翊雲：我並不覺得是憤怒。我天性很少憤怒，我想更確切地說我的觀點是不容忍。我在書裡說，我知道這些事情正在發生（I acknowledge it），但我不原諒，也不容忍（I don’t condone）。我的生活像壹面鏡子，總會有看客對之指手畫腳，但是他們看到的不是我或我的生活，只是他們內心的影像而已。
叁聯生活周刊：多年來你壹直非常勤奮地閱讀和寫作。你認為是這兩件事支撐了你走過那些艱難的時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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