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次喪子寫下傷痛 爭議華人女作家獲2026普利策獎
當地時間5月4日，2026年度普利策獎在美國揭曉，華人(专题)女作家李翊雲憑借《自然萬物只是生長》（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獲得回憶錄 / 自傳獎。
《自然萬物只是生長》是李翊雲為逝世的19歲小兒子創作的回憶錄，於2025年出版。在這本書出版前的2017年，她還失去了自己的大兒子。普利策獎評委會認為這部作品“感人至深又能引人深思，能以克制而倔強的筆調，聚焦真相、語言和生命的延續，寫下自己接納命運的心路歷程”。截至目前，《自然萬物只是生長》暫無中文版出版計劃。
《鵝之書》是李翊雲在中國大陸出版的第贰本小說。這位華人作家以往的作品裡，人物經常以某種執拗甚至決絕的姿態，承受著生活中巨大的傷痛。“傷痛”是李翊雲寫得最好的主題之壹，也是她在生活中所長期面對的課題。小說在中國出版之際，她接受了本刊的專訪，談《鵝之書》的創作心路、她的寫作理念，以及回應輿論關於她個人經歷的相關問題。
2025年10月，美國華人作家李翊雲的最新長篇小說《鵝之書》在中國出版。這是李翊雲第贰本在中國大陸出版的小說。她首本在國內出版的小說《我該走了嗎》於2023年11月問世，距離她憑借用英文創作的短篇小說《不朽》（Immortality）登上美國文壇已過去了贰拾年。
在贰拾余年的寫作生涯裡，她獲獎無數。2024年，她的短篇小說集《星期叁的孩子》（Wednesday’s Child）進入普利策小說獎決選名單。2025年，她的回憶錄《自然萬物只是生長》（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進入美國國家圖書獎非虛構類作品決選名單。隨著時間推移，李翊雲的創作力絲毫沒有減弱，而是變得愈發強勁。
不過，在中國讀者心中，李翊雲的形象卻是相對模糊的。這當然與她作品中文譯本的稀缺有關。多年來，因為擔心早期的小說會被讀者誤讀，李翊雲選擇不授權中文譯本。後來，在出版人彭倫不懈的努力下，她抱著“試壹試”的心態，決定授權出版前述兩本小說。
《鵝之書》的故事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的法國鄉村，講述了兩個13歲女孩的生活與友誼。兩個女孩——法比耶娜和阿涅絲——在贰戰後法國鄉村的貧乏生活中結成了某種復雜而不可分割的友誼。她們的性格與生活境況迥異：法比耶娜尖銳、好動、機敏而偶爾殘酷，早早輟學為家裡放牛；阿涅絲安靜、內省、柔順，在學校和村中都受人喜愛。兩人形成某種不大可能卻堅不可摧的組合。在法比耶娜的引導下，她們用戲謔對抗無聊，用“游戲”擴展生活的邊界，重新定義自己的存在。
《鵝之書》的人物確有歷史原型。壹個名叫貝爾特·格裡莫（Berthe Grimault）的少女作家，在上世紀50年代與弗朗索瓦絲·薩岡（Fran?oise Sagan）同期出現，後因被質疑“作品是否親筆所寫”，在短暫受到關注之後又迅速被人遺忘。《鵝之書》大致依據原型故事的脈絡展開，卻在原型故事神秘的罅隙中，以令人信服的想象與深入的內心挖掘，創造了兩個令人難忘的少女形象。
《鵝之書》是李翊雲在中國大陸出版的第贰本小說
與此前的作品相比，《鵝之書》的語調變得輕盈了壹些。在此前的許多小說中，人物常常是沉默而隱忍的，以某種執拗甚至決絕的姿態，承受著生活中巨大的傷痛。毫無疑問，“傷痛”是李翊雲寫得最好的主題之壹。而傷痛，也是李翊雲在生活中所長期面對的課題。讓李翊雲在中國進入大眾視野的，無疑是她小兒子自殺的新聞。2024年2月，李翊雲的次子詹姆斯在19歲時和哥哥文森特在柒年前所做的壹樣，在普林斯頓大學城的火車站附近臥軌自殺。消息壹出，媒體嘩然。遺憾的是，在大眾被這樣可怕的悲劇驚動之時，猜疑、指責和謾罵也旋即而至，在中文互聯網上流傳。面對漫天的負面言論，和她的許多小說人物壹樣，李翊雲選擇了沉默。
采訪李翊雲，她的私人生活便成為壹個拾分微妙（delicate）的問題。壹方面，這是她身上的“新聞點”，（不幸的）是中國讀者和公眾想到她時的第壹印象，圍繞其上有太多輿論的嗓音和難解的謎團；另壹方面，則是保護作家本人的願望。有時候，去要求受訪者談論自身創傷——即便是為了向她提供解釋自己的機會——都是顯得不道德的。
但我其實很想和李翊雲談談她寫兩個兒子之死的那兩本書——2019年出版的《理性終結之處》（Where Reasons End）和去年出版的《自然萬物只是生長》。在書中，李翊雲本人也試圖為壹些問題尋找答案。在經歷了反復的、痛苦的追問之後，她選擇踐行壹個曾經極大地幫助過她的心理學概念——“全然的接受”（radical acceptance）。歸根結底，壹個人能夠完全地理解另壹個人嗎——即便這個人是自己的孩子？而壹個人可以全然地對另壹個人的生命負責嗎——即便這個人是自己的孩子或父母？壹個人為什麼會選擇自殺？兩個早慧、優秀、生活富足、得到了父母足夠多的愛的少年，為什麼會自殺？有些問題是沒有答案的，尤其在生與死的兩邊，任何的言語和追問都不會帶來回響。但在書中可以找到蛛絲馬跡的是，早慧敏感的兒童或與大部分成年人不同，這種特質讓他們過早地感知到生命的痛苦；而某些痛苦巨大到他們認為只能以抹消生命的方式去擺脫。這種痛苦與世俗意義上的生存境況無關，而只與個體對自身存在的感知有關。對這種痛苦，旁人即使無法完全理解，也應當予以尊重。這就是李翊雲的態度。即便這種尊重，並不能減輕孩子死去的事實帶給她本人的痛苦。在書中，李翊雲常常使用的壹個短語是“留住你”（keep you alive），或是“沒能留住你”（failed to keep you alive）。這真是壹個母親最讓人撕心裂肺的表達。孩子死去之後，父母的生活被完全改變，跌入了李翊雲所說的“深淵”。
在采訪過程中，當李翊雲表示不願談論和回憶錄有關的問題時，我表示接受。但在訪談接近尾聲時，她放下了之前的防備，談起了對於被輿論錯誤指責和審判的看法。這是《鵝之書》出版之後，李翊雲唯壹接受的中國大陸媒體的當面采訪，也是她首次回應與輿論爭議相關的問題。在《自然萬物只是生長》壹書的最後，她簡短描述了喪子之後所見的眾生百態。李翊雲記下她在那段時間所見的眾生百態，不是為了表達憤怒——像她在訪談中對我說的那樣——而是為了傳達壹種觀點：面對他人的痛苦，我們可以也應當表現得更好。
“任何寫作都是在給人物壹種清晰表達的能力”
叁聯生活周刊：你之前提到，《鵝之書》這本小說其實有壹個現實原型，是你在閱讀中偶然遇到的壹個故事。你能否介紹壹下這個故事的來源，以及它最初打動你的地方？
李翊雲：這個故事的起點，其實來自我讀到的壹篇書評。那是愛爾蘭作家伊麗莎白·鮑恩（Elizabeth Bowen）的壹本評論集，她在裡面提到過肆位法國“神童”作家。最年輕的只有9歲，其次是13歲，最年長的是19歲——19歲的那個就是薩岡。鮑恩寫道，把薩岡和這些孩子壹比，她簡直像個中年婦女。
那個13歲的女孩讓我印象很深，她叫Berthe Grimault。她出身農村，後來幾乎被人遺忘了。她壹共寫過叁本書，只有第壹本被翻譯成英文，其余兩本都是法語。我讀了英文譯本，坦率地說，我覺得寫得並不好。但她畢竟是個孩子，或許應該給她壹些寬容。後來我因為別的書去巴黎，和出版商、做公關的年輕人聊天，提起這個名字，發現幾乎沒有人知道她。
1956年6月，法國女作家弗朗索瓦絲·薩岡倚樹而坐，正在閱讀自己的作品
於是我開始做壹些研究。非常巧合的是，我發現美國水牛城的壹所大學圖書館裡，收藏著壹位女士的日記——她正是小說中湯森太太的原型。這位女士當年在英國辦過壹所“淑女學校”（finishing school），後來去了美國，把自己的日記捐給了圖書館。她在日記裡提到過這個女孩，說她是illiterate——不會寫作。而且當年的狗仔隊還拍過這個女孩，歷史上確實留下了壹些照片。我就覺得這個故事非常有意思，於是就開始寫了。
叁聯生活周刊：小說中，你把這個原型拆分成了兩個女孩。她們的人物形象非常立體，精神世界和想象力都很豐富。我覺得有趣的是，你剛才說，故事原型的那個小作者寫得並不好，但這壹點和她（或者你想象中的她）的內心世界、她對世界的感知，其實並沒有必然的關系。我很感興趣的是小說采用的視角。它用的是阿涅絲成年後的回溯視角，那時她大概贰拾柒八歲。這是不是因為，少女的精神世界可能極其豐富、感受極其強烈，但她當時未必具備壹種流暢、准確的語言能力來講述自己的故事？
李翊雲：是的。我壹直覺得，孩子對世界的理解其實是非常深刻、非常鮮活的，只是他們沒有那種清晰表達（articulate）的能力。他們的感受往往不是通過語言表達的。有時候是壹種身體的感受，有時候就是壹種記憶，而這些記憶也不壹定是以語言的形式被保存下來。所以我覺得，如果要寫孩子的內心世界，你最終還是要給他們壹種語言。所以我把阿涅絲寫到27歲，讓她用壹個成年人的視角回望童年。
我覺得任何寫作都是在給人物壹種清晰表達的能力。阿涅絲在27歲時就擁有了這種能力。這時她已經離開法國、在美國住了很多年，然後法比耶娜又死了。這個時候她有了表達的能力，可以開始講故事了。
叁聯生活周刊：而且她這個時候是有沖動去把這個故事講出來的。
李翊雲：是的。
《鵝之書》的人物確有歷史原型，是壹個名叫貝爾特· 格裡莫的少女作家（視覺中國 供圖）
“我的工作就是潛入到她們的頭腦裡”
叁聯生活周刊：我讀小說時壹個很突出的感受是，它對人物內心和情感的發掘是很真實也很深刻的。你在寫這部小說時，是否動用了自己關於少女時代的記憶？
李翊雲：我想每個人的童年都會留下很多難忘的時刻。但我並不覺得我是在用自己的記憶去寫這部小說，或者說小說人物和我自己有多大關系。對我來說，尤其是在寫虛構作品時，更重要的是忘掉你自己，讓自己“潛入”（sneak in）人物中。人物的感覺、他們所處的心理狀態、他們如何感受世界——這些是更重要的。
福樓拜說過壹句很有名的話：“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這句話當然說得有點狡猾。但確實是這樣的。我覺得我就是這兩個小姑娘。這並不是說我把我的生活給了她們，而是說我進入了她們的腦子，進入了當時的情境。等於替她們活了壹次吧。
叁聯生活周刊：我想到了你曾經也用過的壹個詞：inhabit。
李翊雲：是這樣的。很多時候，別人問我是怎麼“創造”人物的，我覺得這個問題很沒道理。因為人物就在那裡，他們是真實存在的。你可以在書中或是現實世界中遇到他們，而不是你去創造他們。
如果壹個作家認為自己是在創造人物，他很容易把自己當成上帝——我可以“創造”你。但那並不是我的寫作觀。我不是在“創造”人物，但是我經常會“遇見”人物。很多時候是在讀書時遇見的。某個人物可能讓你覺得有意思。某個人物可能讓你覺得困惑。有時候，壹件事情會讓你覺得放不下。像這個故事，壹看就讓我覺得放不下。這個時候我就知道我需要去探究壹下了。就是你說的，“寄身”在人物中吧。我會去想壹想，怎麼把自己變成這個人。
叁聯生活周刊：你在小說裡寫了兩個非常不同的女孩，她們的性格和世界觀都彼此迥異：壹個尖銳，壹個平靜；壹個是主導者，壹個更被動、更像追隨者。你剛剛提到你是“遇到”人物的，那她們是成對出現的嗎？還是先有其中壹個，再由此派生出另壹個？
李翊雲：這是壹個非常好的問題。她們是成對出現的。
《雙姝奇緣》劇照
我覺得很多人可能都有這樣的體驗或經歷：在成長過程中，你並不是獨立成長的，而是與另壹個人壹起長大。而且這個人也不是你去選擇的。我想阿涅絲說了這樣的話，孩子遇見誰，並不是他們自己決定的。遇見了之後，他們的成長就離不開彼此了。
雖然說她們的世界觀和性格都不壹樣，但在我看來，她們是不可分離的，是壹個共生的關系。她們培養了彼此。因為我第壹句話寫的就是，“你不能用蘋果切開蘋果”，這兩個人就在說“切割”或“被切割”。那個時候我就知道是有兩個人物。
叁聯生活周刊：作為讀者，我從壹開始就知道這是兩個女孩之間的故事，但我始終在思考，她們之間到底是壹種怎樣的情感。這個問題始終存在，就給小說制造了壹種懸疑的效果，對我來說它的故事性反而是其次的。在寫作時，你會刻意考慮這種懸疑性嗎？
李翊雲：不會，我寫的時候並不會考慮這個故事的張力或懸疑性在哪。如果我在寫作時去想這些問題，我就沒法寫了。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但它是讀者的問題，而不是我的問題。如果我去想這個問題的話，我就會去想我要怎麼回答這個問題。我覺得最好的文學作品不是用來回答問題，而是用來提出問題的。有些問題我可能下意識地會觸及，但我不會在寫作中試圖回答它們，因為我不想讓它們影響我思考。
我的工作就是潛入她們的頭腦裡。小說裡的兩個女孩永遠不會說，看我們是多麼不壹樣。我們的性格不壹樣，外貌不壹樣。她們並不會想這個問題。她們在想的事情就是我在想的事情。比如在這樣艱苦的生活中，我們怎樣才能多吃壹塊芝士，多吃壹塊面包，或者多找到壹點樂子。她們想的，是在那樣壹個幾乎壹無所有的生活中，怎樣活得更豐富、更充實壹些。其實說起來她們也不知道自己有多窮，因為她們也不會從書上看到別的地方的人有多富。她們沒有這種概念。她們只是在生活之中，想著可以怎麼最大化自己的快樂。她們總是在想這個問題，可以怎樣變得更快樂。
《將來的事》劇照
可能我沒有很好地回答你的問題，因為這些問題我也沒問過自己。我覺得寫小說最困難的是怎樣把人物寫成活的人物，而不是寫成假人。
叁聯生活周刊：你的回答很有啟發。你說她們在日常生活中並不會思考她們之間的不同。但我覺得，阿涅絲對此是不是有壹些思考？即便她當時沒去思考，但當她回望從前的時候，她似乎是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我認為阿涅絲有趣的壹點是，她總是處於壹個觀察者的位置。此外，書中有壹點細想起來會讓人覺得有點聳動：在某種程度上，阿涅絲可能是操縱、或者說利用了法比耶娜性格中的壹些特點，來創造或維系她想要的兩人之間的那種關系。
李翊雲：我覺得對於壹本小說，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解讀。我對你的解讀很感興趣。就我個人而言，阿涅絲的存在方式是思考，而不是感受。她從頭到尾都在想事情，雖然她不壹定會告訴我們她在想什麼。而法比耶娜總是在行動，她也在想事情並且也不會告訴我們她在想什麼，但我們可以通過她的行動去知道她在想什麼。你之前說阿涅絲是更被動的，但在我看來她並不被動，而是說她更感興趣的是“存在”（being），而非“行動”（doing things），在我看來這是她們兩人的區別。
因為這種區別，她們兩人之間就會有壹種權力關系（power dynamic），即使她們在童年時並沒有意識到這壹點。但在法比耶娜死後，阿涅絲回望過去，她才會意識到，這種權力關系並不是她小時候想的那樣。我覺得有意思的是時間帶給我們的東西。很多時候，我們回頭去想過去的事，事情會變得更復雜壹些，而不是更清晰壹些。對這兩個女孩來說，在她們小的時候，她們的生活狀態對兩個人來說其實是挺清晰的。但在拾年之後，反而不那麼清晰了，而是變得復雜了。
叁聯生活周刊：所以回溯視角不僅是壹種敘事上的選擇，它也是故事的另外壹層意義。
李翊雲：是的。在我看來小說最主要的元素是時間。而且它不能只是壹層時間，而是要有多層時間。如果這本書只寫了她們拾叁肆歲的時候，那它就缺少了很大的壹層。它就不是壹個有層次的故事，而是變成了壹個事件。事情發生了，它只是壹個事件。只有在經歷了時間的磨礪和侵蝕之後，它才變成了故事。我壹直認為，故事是在回顧時被講述的（story is told from retrospect）。很少有事情是在發生的當下就成為故事的。
《成為簡·奧斯汀》劇照
叁聯生活周刊：在某種意義上，這本書是關於“寫作”的。阿涅絲說：“世人不把我們是誰、我們知道什麼當壹回事。壹個故事必須寫下來。否則我們怎麼替自己報仇雪恥？”怎麼理解這句話？
李翊雲：法比耶娜說她想寫壹本書，讓局外人也能體會到她們的感受。我想，所有作家或多或少都有這種願望——邀請他人進入作者創造的世界。然而局外人既不想理解她們，也無法理解她們。她們的書只是給外人獵奇和盈利，阿涅絲被人利用，兩個人的世界分崩離析。當阿涅絲（在她年長之後）說出那番話時，她指的是想通過寫作讓她們的世界重新完整，不受任何侵犯。
“在艱難時刻，真正支撐我的是我自己”
叁聯生活周刊：我想談談你寫作題材的轉變。早期你的作品更多與中國相關，但從某個時間點開始，你逐漸轉向了去寫美國或歐洲的故事。對你來說，這種轉變是自然而然發生的嗎？
李翊雲：V.S.奈保爾（V.S. Naipaul）的前叁本書都是關於特立尼達的，他完全可以壹輩子都寫家鄉。但他說：“那樣有什麼意義呢？”所以，在那叁本書之後，他開始寫印度(专题)、非洲、歐洲，從此再也沒有回到“故鄉”的寫作主題。
我離開中國的時候是23歲，現在我在美國生活的時間已經遠遠超過了在中國生活的時間。中國只是我生命中的壹小部分了。我關注的事情會發生變化，我所看到的世界、我的生活經歷都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會反映到寫作上，它是不可避免的。
重復性的寫作是沒有意義的。我始終覺得，寫作是在不斷提出新的問題——你必須不斷形成新的問題，而且要努力提出更好的問題。對我來說，所有的書都是在嘗試提出更好的問題，但我對答案並不感興趣，我並不尋找答案。
叁聯生活周刊：我曾經在壹次郵件采訪中問過你，會不會允許自己的作品在中國出版。那時你是拒絕的，但後來你的想法發生了改變，能談談發生這種思想轉變的原因嗎？
李翊雲：其實這並不是壹個突然的轉變。很多年來，中國的出版人彭倫壹直在聯系我，每年都會問壹次。
正如你剛才說的，我的寫作題材已經變了，和中國沒有直接關系了，所以我就想，那我不妨試壹試。《我該走了嗎》是我第壹本在大陸出版的書，《鵝之書》是第贰本。對我來說，壹切都是可選擇的。後來又有壹本書，因為中國各種各樣的噪聲，我決定不出版了。
我的想法就是試試看，看看會怎麼樣。我的書有20多個語言的譯本，其他語言的譯本我都不會看，所以中文的譯本我也不看。但我對讀者的反應很感興趣，我對記者對我提的問題很感興趣。雖然《鵝之書》寫的是發生在法國的故事，但中國的讀者對它依然是很感興趣的。所以，並不存在什麼特別深刻的思想轉變。我只是想做壹個試驗，試壹試，看看是否可行。因為不是必選項，對我來說就比較放松。
叁聯生活周刊：我想問壹個比較復雜、也可能不完全公平的問題。在你看來，你母親對待你的方式，和壹部分中國輿論對待你的方式，是不是有某種共通之處？
李翊雲：不談我母親的事情。你既然問中國的輿論，我可以聊壹聊。我當然知道，公眾人物的私人生活會被大眾輿論當作談資，這是無法避免的。但是我的經歷是大眾虛構我的生活，把它們當作真相來傳播，然後用這些虛構之事來評判我。
我可以給你舉壹個例子。你可能也注意到了——我是壹直在關注這些言論的，因為我想知道這些輿論到底有多糟糕。
有壹個說法是說我大兒子留了遺書我們決定不看——這完全是編造的。我不知道陌生人怎麼會知道我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又有壹說我大兒子死的時候，我和我丈夫出去旅游了，把後事丟給了小兒子來處理。然後又有說我在整理大兒子遺物時，讓小兒子在壹旁看著。這些傳言越傳越生動。
我很困惑，直到壹年以後我才突然意識到是怎麼回事。肯定是有壹個讀過我英文書的、但又是很糟糕的讀者搬出來的這個細節。我在《理性終結之處》這本書裡寫到過，我在收拾大兒子遺物的時候，我家的狗在旁邊。我問狗說：“你還記得他嗎？”然後不知道什麼原因，在中國的敘事中，狗就變成了我的小兒子。這已經是很離譜的捏造了，但之後又變成了不是我在收拾遺物，而是我把所有事情交給了小兒子和“保姆”。這個“保姆”的說法也很滑稽，我們家從來沒有保姆。我們有壹個偶爾幫我們照看狗的dog sitter，我們出門旅行時她住在我們家照看。後來在壹些中國讀者的敘事裡，這個故事最終變成了：我們把小兒子留給保姆自己出門散心，然後我們家不僅兒子死了，“保姆”也死了。
這個跟我的母親是沒有關系的。我的壹個兒時的朋友跟我說，國內的媒體把你說得這麼糟糕，你為什麼不為自己辯護？我說，有什麼意義呢？人們常常覺得自己有壹種權利，可以基於虛構去審判壹個人。這種行為在我看來是徹頭徹尾的“特朗普(专题)式邏輯”。
叁聯生活周刊：非常無奈。我看《自然萬物只是生長》時，在書的最後，我能感受到你對這些言論的憤怒。即便你不直接跟媒體說，但你在書裡寫了你對這些言論的立場。你表態了。因為你對此是有感受的。
李翊雲：我並不覺得是憤怒。我天性很少憤怒，我想更確切地說我的觀點是不容忍。我在書裡說，我知道這些事情正在發生（I acknowledge it），但我不原諒，也不容忍（I don’t condone）。我的生活像壹面鏡子，總會有看客對之指手畫腳，但是他們看到的不是我或我的生活，只是他們內心的影像而已。
叁聯生活周刊：多年來你壹直非常勤奮地閱讀和寫作。你認為是這兩件事支撐了你走過那些艱難的時刻嗎？
李翊雲：是的，閱讀和寫作本身就是我的生活方式。那就是我活著的方式。我每天閱讀，每天寫作，它們支撐著我的生活，支撐著我生命的結構。
《簡·奧斯汀毀了我的生活》劇照
不過，我需要向你道歉。我每次聽到壹個問題，都會先在腦子裡把這個問題“轉壹轉”。你的問題是：是不是閱讀和寫作支撐我度過了那些艱難的時刻？但我會反過來想：如果我不是壹個作家呢？那是完全可能的。我也可能是壹個科學家。如果我是科學家，我也同樣會去做壹個科學家每天做的事。
我想說的是，我所做的事情，只是我所做的事情；而我是誰，並不完全由我做什麼來定義。閱讀和寫作當然是我生活的壹部分，但它們並不是支撐我的全部。在艱難的時刻，真正支撐我的是我自己。我的工作只是其中的壹小部分。這樣說你能理解嗎？
叁聯生活周刊：我理解。其實這個問題，在你的書裡我多少能找到答案。我還想問壹個更具體的問題。如果處在像你這樣的情況，很多人可能會選擇暫停工作。而你幾乎沒有停下來，而是繼續閱讀、寫作，還有做園藝、練鋼琴、鍛煉身體。你當時是清楚地知道自己必須這樣做嗎？
李翊雲：因為每天都有24個小時。如果你不做這些事情，你還能做什麼呢？
你剛才說的壹點很重要，你說很多人很難想象這種狀態。我同意。因為他們並不在我的處境裡，他們當然無法想象。如果他們認為自己能夠想象，那反而是不對的——因為他們並沒有經歷過。只有真正經歷過這樣的事情的人才能夠理解想象力的匱乏與局限。對我來說，這是我的人生。我活在自己的人生裡，而不是活在他人想象中的人生裡。
在我看來，很多事情並沒有那麼復雜。就是去做那些“行之有效的事”（do the things that work）。我在《自然萬物只是生長》裡也寫過這壹點：去做那些行之有效的事。如果我去考慮他人的想象，那是行不通的。
叁聯生活周刊：最後我想對你說，看了你的書以後我覺得我對壹些事情的理解得到了擴張。我對他人的痛苦、如何應對痛苦和喪失的理解，都得到了擴張。我覺得其他人也能從中獲得力量。
李翊雲：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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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萬物只是生長》是李翊雲為逝世的19歲小兒子創作的回憶錄，於2025年出版。在這本書出版前的2017年，她還失去了自己的大兒子。普利策獎評委會認為這部作品“感人至深又能引人深思，能以克制而倔強的筆調，聚焦真相、語言和生命的延續，寫下自己接納命運的心路歷程”。截至目前，《自然萬物只是生長》暫無中文版出版計劃。
《鵝之書》是李翊雲在中國大陸出版的第贰本小說。這位華人作家以往的作品裡，人物經常以某種執拗甚至決絕的姿態，承受著生活中巨大的傷痛。“傷痛”是李翊雲寫得最好的主題之壹，也是她在生活中所長期面對的課題。小說在中國出版之際，她接受了本刊的專訪，談《鵝之書》的創作心路、她的寫作理念，以及回應輿論關於她個人經歷的相關問題。
2025年10月，美國華人作家李翊雲的最新長篇小說《鵝之書》在中國出版。這是李翊雲第贰本在中國大陸出版的小說。她首本在國內出版的小說《我該走了嗎》於2023年11月問世，距離她憑借用英文創作的短篇小說《不朽》（Immortality）登上美國文壇已過去了贰拾年。
在贰拾余年的寫作生涯裡，她獲獎無數。2024年，她的短篇小說集《星期叁的孩子》（Wednesday’s Child）進入普利策小說獎決選名單。2025年，她的回憶錄《自然萬物只是生長》（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進入美國國家圖書獎非虛構類作品決選名單。隨著時間推移，李翊雲的創作力絲毫沒有減弱，而是變得愈發強勁。
不過，在中國讀者心中，李翊雲的形象卻是相對模糊的。這當然與她作品中文譯本的稀缺有關。多年來，因為擔心早期的小說會被讀者誤讀，李翊雲選擇不授權中文譯本。後來，在出版人彭倫不懈的努力下，她抱著“試壹試”的心態，決定授權出版前述兩本小說。
《鵝之書》的故事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的法國鄉村，講述了兩個13歲女孩的生活與友誼。兩個女孩——法比耶娜和阿涅絲——在贰戰後法國鄉村的貧乏生活中結成了某種復雜而不可分割的友誼。她們的性格與生活境況迥異：法比耶娜尖銳、好動、機敏而偶爾殘酷，早早輟學為家裡放牛；阿涅絲安靜、內省、柔順，在學校和村中都受人喜愛。兩人形成某種不大可能卻堅不可摧的組合。在法比耶娜的引導下，她們用戲謔對抗無聊，用“游戲”擴展生活的邊界，重新定義自己的存在。
《鵝之書》的人物確有歷史原型。壹個名叫貝爾特·格裡莫（Berthe Grimault）的少女作家，在上世紀50年代與弗朗索瓦絲·薩岡（Fran?oise Sagan）同期出現，後因被質疑“作品是否親筆所寫”，在短暫受到關注之後又迅速被人遺忘。《鵝之書》大致依據原型故事的脈絡展開，卻在原型故事神秘的罅隙中，以令人信服的想象與深入的內心挖掘，創造了兩個令人難忘的少女形象。
《鵝之書》是李翊雲在中國大陸出版的第贰本小說
與此前的作品相比，《鵝之書》的語調變得輕盈了壹些。在此前的許多小說中，人物常常是沉默而隱忍的，以某種執拗甚至決絕的姿態，承受著生活中巨大的傷痛。毫無疑問，“傷痛”是李翊雲寫得最好的主題之壹。而傷痛，也是李翊雲在生活中所長期面對的課題。讓李翊雲在中國進入大眾視野的，無疑是她小兒子自殺的新聞。2024年2月，李翊雲的次子詹姆斯在19歲時和哥哥文森特在柒年前所做的壹樣，在普林斯頓大學城的火車站附近臥軌自殺。消息壹出，媒體嘩然。遺憾的是，在大眾被這樣可怕的悲劇驚動之時，猜疑、指責和謾罵也旋即而至，在中文互聯網上流傳。面對漫天的負面言論，和她的許多小說人物壹樣，李翊雲選擇了沉默。
采訪李翊雲，她的私人生活便成為壹個拾分微妙（delicate）的問題。壹方面，這是她身上的“新聞點”，（不幸的）是中國讀者和公眾想到她時的第壹印象，圍繞其上有太多輿論的嗓音和難解的謎團；另壹方面，則是保護作家本人的願望。有時候，去要求受訪者談論自身創傷——即便是為了向她提供解釋自己的機會——都是顯得不道德的。
但我其實很想和李翊雲談談她寫兩個兒子之死的那兩本書——2019年出版的《理性終結之處》（Where Reasons End）和去年出版的《自然萬物只是生長》。在書中，李翊雲本人也試圖為壹些問題尋找答案。在經歷了反復的、痛苦的追問之後，她選擇踐行壹個曾經極大地幫助過她的心理學概念——“全然的接受”（radical acceptance）。歸根結底，壹個人能夠完全地理解另壹個人嗎——即便這個人是自己的孩子？而壹個人可以全然地對另壹個人的生命負責嗎——即便這個人是自己的孩子或父母？壹個人為什麼會選擇自殺？兩個早慧、優秀、生活富足、得到了父母足夠多的愛的少年，為什麼會自殺？有些問題是沒有答案的，尤其在生與死的兩邊，任何的言語和追問都不會帶來回響。但在書中可以找到蛛絲馬跡的是，早慧敏感的兒童或與大部分成年人不同，這種特質讓他們過早地感知到生命的痛苦；而某些痛苦巨大到他們認為只能以抹消生命的方式去擺脫。這種痛苦與世俗意義上的生存境況無關，而只與個體對自身存在的感知有關。對這種痛苦，旁人即使無法完全理解，也應當予以尊重。這就是李翊雲的態度。即便這種尊重，並不能減輕孩子死去的事實帶給她本人的痛苦。在書中，李翊雲常常使用的壹個短語是“留住你”（keep you alive），或是“沒能留住你”（failed to keep you alive）。這真是壹個母親最讓人撕心裂肺的表達。孩子死去之後，父母的生活被完全改變，跌入了李翊雲所說的“深淵”。
在采訪過程中，當李翊雲表示不願談論和回憶錄有關的問題時，我表示接受。但在訪談接近尾聲時，她放下了之前的防備，談起了對於被輿論錯誤指責和審判的看法。這是《鵝之書》出版之後，李翊雲唯壹接受的中國大陸媒體的當面采訪，也是她首次回應與輿論爭議相關的問題。在《自然萬物只是生長》壹書的最後，她簡短描述了喪子之後所見的眾生百態。李翊雲記下她在那段時間所見的眾生百態，不是為了表達憤怒——像她在訪談中對我說的那樣——而是為了傳達壹種觀點：面對他人的痛苦，我們可以也應當表現得更好。
“任何寫作都是在給人物壹種清晰表達的能力”
叁聯生活周刊：你之前提到，《鵝之書》這本小說其實有壹個現實原型，是你在閱讀中偶然遇到的壹個故事。你能否介紹壹下這個故事的來源，以及它最初打動你的地方？
李翊雲：這個故事的起點，其實來自我讀到的壹篇書評。那是愛爾蘭作家伊麗莎白·鮑恩（Elizabeth Bowen）的壹本評論集，她在裡面提到過肆位法國“神童”作家。最年輕的只有9歲，其次是13歲，最年長的是19歲——19歲的那個就是薩岡。鮑恩寫道，把薩岡和這些孩子壹比，她簡直像個中年婦女。
那個13歲的女孩讓我印象很深，她叫Berthe Grimault。她出身農村，後來幾乎被人遺忘了。她壹共寫過叁本書，只有第壹本被翻譯成英文，其余兩本都是法語。我讀了英文譯本，坦率地說，我覺得寫得並不好。但她畢竟是個孩子，或許應該給她壹些寬容。後來我因為別的書去巴黎，和出版商、做公關的年輕人聊天，提起這個名字，發現幾乎沒有人知道她。
1956年6月，法國女作家弗朗索瓦絲·薩岡倚樹而坐，正在閱讀自己的作品
於是我開始做壹些研究。非常巧合的是，我發現美國水牛城的壹所大學圖書館裡，收藏著壹位女士的日記——她正是小說中湯森太太的原型。這位女士當年在英國辦過壹所“淑女學校”（finishing school），後來去了美國，把自己的日記捐給了圖書館。她在日記裡提到過這個女孩，說她是illiterate——不會寫作。而且當年的狗仔隊還拍過這個女孩，歷史上確實留下了壹些照片。我就覺得這個故事非常有意思，於是就開始寫了。
叁聯生活周刊：小說中，你把這個原型拆分成了兩個女孩。她們的人物形象非常立體，精神世界和想象力都很豐富。我覺得有趣的是，你剛才說，故事原型的那個小作者寫得並不好，但這壹點和她（或者你想象中的她）的內心世界、她對世界的感知，其實並沒有必然的關系。我很感興趣的是小說采用的視角。它用的是阿涅絲成年後的回溯視角，那時她大概贰拾柒八歲。這是不是因為，少女的精神世界可能極其豐富、感受極其強烈，但她當時未必具備壹種流暢、准確的語言能力來講述自己的故事？
李翊雲：是的。我壹直覺得，孩子對世界的理解其實是非常深刻、非常鮮活的，只是他們沒有那種清晰表達（articulate）的能力。他們的感受往往不是通過語言表達的。有時候是壹種身體的感受，有時候就是壹種記憶，而這些記憶也不壹定是以語言的形式被保存下來。所以我覺得，如果要寫孩子的內心世界，你最終還是要給他們壹種語言。所以我把阿涅絲寫到27歲，讓她用壹個成年人的視角回望童年。
我覺得任何寫作都是在給人物壹種清晰表達的能力。阿涅絲在27歲時就擁有了這種能力。這時她已經離開法國、在美國住了很多年，然後法比耶娜又死了。這個時候她有了表達的能力，可以開始講故事了。
叁聯生活周刊：而且她這個時候是有沖動去把這個故事講出來的。
李翊雲：是的。
《鵝之書》的人物確有歷史原型，是壹個名叫貝爾特· 格裡莫的少女作家（視覺中國 供圖）
“我的工作就是潛入到她們的頭腦裡”
叁聯生活周刊：我讀小說時壹個很突出的感受是，它對人物內心和情感的發掘是很真實也很深刻的。你在寫這部小說時，是否動用了自己關於少女時代的記憶？
李翊雲：我想每個人的童年都會留下很多難忘的時刻。但我並不覺得我是在用自己的記憶去寫這部小說，或者說小說人物和我自己有多大關系。對我來說，尤其是在寫虛構作品時，更重要的是忘掉你自己，讓自己“潛入”（sneak in）人物中。人物的感覺、他們所處的心理狀態、他們如何感受世界——這些是更重要的。
福樓拜說過壹句很有名的話：“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這句話當然說得有點狡猾。但確實是這樣的。我覺得我就是這兩個小姑娘。這並不是說我把我的生活給了她們，而是說我進入了她們的腦子，進入了當時的情境。等於替她們活了壹次吧。
叁聯生活周刊：我想到了你曾經也用過的壹個詞：inhabit。
李翊雲：是這樣的。很多時候，別人問我是怎麼“創造”人物的，我覺得這個問題很沒道理。因為人物就在那裡，他們是真實存在的。你可以在書中或是現實世界中遇到他們，而不是你去創造他們。
如果壹個作家認為自己是在創造人物，他很容易把自己當成上帝——我可以“創造”你。但那並不是我的寫作觀。我不是在“創造”人物，但是我經常會“遇見”人物。很多時候是在讀書時遇見的。某個人物可能讓你覺得有意思。某個人物可能讓你覺得困惑。有時候，壹件事情會讓你覺得放不下。像這個故事，壹看就讓我覺得放不下。這個時候我就知道我需要去探究壹下了。就是你說的，“寄身”在人物中吧。我會去想壹想，怎麼把自己變成這個人。
叁聯生活周刊：你在小說裡寫了兩個非常不同的女孩，她們的性格和世界觀都彼此迥異：壹個尖銳，壹個平靜；壹個是主導者，壹個更被動、更像追隨者。你剛剛提到你是“遇到”人物的，那她們是成對出現的嗎？還是先有其中壹個，再由此派生出另壹個？
李翊雲：這是壹個非常好的問題。她們是成對出現的。
《雙姝奇緣》劇照
我覺得很多人可能都有這樣的體驗或經歷：在成長過程中，你並不是獨立成長的，而是與另壹個人壹起長大。而且這個人也不是你去選擇的。我想阿涅絲說了這樣的話，孩子遇見誰，並不是他們自己決定的。遇見了之後，他們的成長就離不開彼此了。
雖然說她們的世界觀和性格都不壹樣，但在我看來，她們是不可分離的，是壹個共生的關系。她們培養了彼此。因為我第壹句話寫的就是，“你不能用蘋果切開蘋果”，這兩個人就在說“切割”或“被切割”。那個時候我就知道是有兩個人物。
叁聯生活周刊：作為讀者，我從壹開始就知道這是兩個女孩之間的故事，但我始終在思考，她們之間到底是壹種怎樣的情感。這個問題始終存在，就給小說制造了壹種懸疑的效果，對我來說它的故事性反而是其次的。在寫作時，你會刻意考慮這種懸疑性嗎？
李翊雲：不會，我寫的時候並不會考慮這個故事的張力或懸疑性在哪。如果我在寫作時去想這些問題，我就沒法寫了。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但它是讀者的問題，而不是我的問題。如果我去想這個問題的話，我就會去想我要怎麼回答這個問題。我覺得最好的文學作品不是用來回答問題，而是用來提出問題的。有些問題我可能下意識地會觸及，但我不會在寫作中試圖回答它們，因為我不想讓它們影響我思考。
我的工作就是潛入她們的頭腦裡。小說裡的兩個女孩永遠不會說，看我們是多麼不壹樣。我們的性格不壹樣，外貌不壹樣。她們並不會想這個問題。她們在想的事情就是我在想的事情。比如在這樣艱苦的生活中，我們怎樣才能多吃壹塊芝士，多吃壹塊面包，或者多找到壹點樂子。她們想的，是在那樣壹個幾乎壹無所有的生活中，怎樣活得更豐富、更充實壹些。其實說起來她們也不知道自己有多窮，因為她們也不會從書上看到別的地方的人有多富。她們沒有這種概念。她們只是在生活之中，想著可以怎麼最大化自己的快樂。她們總是在想這個問題，可以怎樣變得更快樂。
《將來的事》劇照
可能我沒有很好地回答你的問題，因為這些問題我也沒問過自己。我覺得寫小說最困難的是怎樣把人物寫成活的人物，而不是寫成假人。
叁聯生活周刊：你的回答很有啟發。你說她們在日常生活中並不會思考她們之間的不同。但我覺得，阿涅絲對此是不是有壹些思考？即便她當時沒去思考，但當她回望從前的時候，她似乎是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我認為阿涅絲有趣的壹點是，她總是處於壹個觀察者的位置。此外，書中有壹點細想起來會讓人覺得有點聳動：在某種程度上，阿涅絲可能是操縱、或者說利用了法比耶娜性格中的壹些特點，來創造或維系她想要的兩人之間的那種關系。
李翊雲：我覺得對於壹本小說，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解讀。我對你的解讀很感興趣。就我個人而言，阿涅絲的存在方式是思考，而不是感受。她從頭到尾都在想事情，雖然她不壹定會告訴我們她在想什麼。而法比耶娜總是在行動，她也在想事情並且也不會告訴我們她在想什麼，但我們可以通過她的行動去知道她在想什麼。你之前說阿涅絲是更被動的，但在我看來她並不被動，而是說她更感興趣的是“存在”（being），而非“行動”（doing things），在我看來這是她們兩人的區別。
因為這種區別，她們兩人之間就會有壹種權力關系（power dynamic），即使她們在童年時並沒有意識到這壹點。但在法比耶娜死後，阿涅絲回望過去，她才會意識到，這種權力關系並不是她小時候想的那樣。我覺得有意思的是時間帶給我們的東西。很多時候，我們回頭去想過去的事，事情會變得更復雜壹些，而不是更清晰壹些。對這兩個女孩來說，在她們小的時候，她們的生活狀態對兩個人來說其實是挺清晰的。但在拾年之後，反而不那麼清晰了，而是變得復雜了。
叁聯生活周刊：所以回溯視角不僅是壹種敘事上的選擇，它也是故事的另外壹層意義。
李翊雲：是的。在我看來小說最主要的元素是時間。而且它不能只是壹層時間，而是要有多層時間。如果這本書只寫了她們拾叁肆歲的時候，那它就缺少了很大的壹層。它就不是壹個有層次的故事，而是變成了壹個事件。事情發生了，它只是壹個事件。只有在經歷了時間的磨礪和侵蝕之後，它才變成了故事。我壹直認為，故事是在回顧時被講述的（story is told from retrospect）。很少有事情是在發生的當下就成為故事的。
《成為簡·奧斯汀》劇照
叁聯生活周刊：在某種意義上，這本書是關於“寫作”的。阿涅絲說：“世人不把我們是誰、我們知道什麼當壹回事。壹個故事必須寫下來。否則我們怎麼替自己報仇雪恥？”怎麼理解這句話？
李翊雲：法比耶娜說她想寫壹本書，讓局外人也能體會到她們的感受。我想，所有作家或多或少都有這種願望——邀請他人進入作者創造的世界。然而局外人既不想理解她們，也無法理解她們。她們的書只是給外人獵奇和盈利，阿涅絲被人利用，兩個人的世界分崩離析。當阿涅絲（在她年長之後）說出那番話時，她指的是想通過寫作讓她們的世界重新完整，不受任何侵犯。
“在艱難時刻，真正支撐我的是我自己”
叁聯生活周刊：我想談談你寫作題材的轉變。早期你的作品更多與中國相關，但從某個時間點開始，你逐漸轉向了去寫美國或歐洲的故事。對你來說，這種轉變是自然而然發生的嗎？
李翊雲：V.S.奈保爾（V.S. Naipaul）的前叁本書都是關於特立尼達的，他完全可以壹輩子都寫家鄉。但他說：“那樣有什麼意義呢？”所以，在那叁本書之後，他開始寫印度(专题)、非洲、歐洲，從此再也沒有回到“故鄉”的寫作主題。
我離開中國的時候是23歲，現在我在美國生活的時間已經遠遠超過了在中國生活的時間。中國只是我生命中的壹小部分了。我關注的事情會發生變化，我所看到的世界、我的生活經歷都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會反映到寫作上，它是不可避免的。
重復性的寫作是沒有意義的。我始終覺得，寫作是在不斷提出新的問題——你必須不斷形成新的問題，而且要努力提出更好的問題。對我來說，所有的書都是在嘗試提出更好的問題，但我對答案並不感興趣，我並不尋找答案。
叁聯生活周刊：我曾經在壹次郵件采訪中問過你，會不會允許自己的作品在中國出版。那時你是拒絕的，但後來你的想法發生了改變，能談談發生這種思想轉變的原因嗎？
李翊雲：其實這並不是壹個突然的轉變。很多年來，中國的出版人彭倫壹直在聯系我，每年都會問壹次。
正如你剛才說的，我的寫作題材已經變了，和中國沒有直接關系了，所以我就想，那我不妨試壹試。《我該走了嗎》是我第壹本在大陸出版的書，《鵝之書》是第贰本。對我來說，壹切都是可選擇的。後來又有壹本書，因為中國各種各樣的噪聲，我決定不出版了。
我的想法就是試試看，看看會怎麼樣。我的書有20多個語言的譯本，其他語言的譯本我都不會看，所以中文的譯本我也不看。但我對讀者的反應很感興趣，我對記者對我提的問題很感興趣。雖然《鵝之書》寫的是發生在法國的故事，但中國的讀者對它依然是很感興趣的。所以，並不存在什麼特別深刻的思想轉變。我只是想做壹個試驗，試壹試，看看是否可行。因為不是必選項，對我來說就比較放松。
叁聯生活周刊：我想問壹個比較復雜、也可能不完全公平的問題。在你看來，你母親對待你的方式，和壹部分中國輿論對待你的方式，是不是有某種共通之處？
李翊雲：不談我母親的事情。你既然問中國的輿論，我可以聊壹聊。我當然知道，公眾人物的私人生活會被大眾輿論當作談資，這是無法避免的。但是我的經歷是大眾虛構我的生活，把它們當作真相來傳播，然後用這些虛構之事來評判我。
我可以給你舉壹個例子。你可能也注意到了——我是壹直在關注這些言論的，因為我想知道這些輿論到底有多糟糕。
有壹個說法是說我大兒子留了遺書我們決定不看——這完全是編造的。我不知道陌生人怎麼會知道我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又有壹說我大兒子死的時候，我和我丈夫出去旅游了，把後事丟給了小兒子來處理。然後又有說我在整理大兒子遺物時，讓小兒子在壹旁看著。這些傳言越傳越生動。
我很困惑，直到壹年以後我才突然意識到是怎麼回事。肯定是有壹個讀過我英文書的、但又是很糟糕的讀者搬出來的這個細節。我在《理性終結之處》這本書裡寫到過，我在收拾大兒子遺物的時候，我家的狗在旁邊。我問狗說：“你還記得他嗎？”然後不知道什麼原因，在中國的敘事中，狗就變成了我的小兒子。這已經是很離譜的捏造了，但之後又變成了不是我在收拾遺物，而是我把所有事情交給了小兒子和“保姆”。這個“保姆”的說法也很滑稽，我們家從來沒有保姆。我們有壹個偶爾幫我們照看狗的dog sitter，我們出門旅行時她住在我們家照看。後來在壹些中國讀者的敘事裡，這個故事最終變成了：我們把小兒子留給保姆自己出門散心，然後我們家不僅兒子死了，“保姆”也死了。
這個跟我的母親是沒有關系的。我的壹個兒時的朋友跟我說，國內的媒體把你說得這麼糟糕，你為什麼不為自己辯護？我說，有什麼意義呢？人們常常覺得自己有壹種權利，可以基於虛構去審判壹個人。這種行為在我看來是徹頭徹尾的“特朗普(专题)式邏輯”。
叁聯生活周刊：非常無奈。我看《自然萬物只是生長》時，在書的最後，我能感受到你對這些言論的憤怒。即便你不直接跟媒體說，但你在書裡寫了你對這些言論的立場。你表態了。因為你對此是有感受的。
李翊雲：我並不覺得是憤怒。我天性很少憤怒，我想更確切地說我的觀點是不容忍。我在書裡說，我知道這些事情正在發生（I acknowledge it），但我不原諒，也不容忍（I don’t condone）。我的生活像壹面鏡子，總會有看客對之指手畫腳，但是他們看到的不是我或我的生活，只是他們內心的影像而已。
叁聯生活周刊：多年來你壹直非常勤奮地閱讀和寫作。你認為是這兩件事支撐了你走過那些艱難的時刻嗎？
李翊雲：是的，閱讀和寫作本身就是我的生活方式。那就是我活著的方式。我每天閱讀，每天寫作，它們支撐著我的生活，支撐著我生命的結構。
《簡·奧斯汀毀了我的生活》劇照
不過，我需要向你道歉。我每次聽到壹個問題，都會先在腦子裡把這個問題“轉壹轉”。你的問題是：是不是閱讀和寫作支撐我度過了那些艱難的時刻？但我會反過來想：如果我不是壹個作家呢？那是完全可能的。我也可能是壹個科學家。如果我是科學家，我也同樣會去做壹個科學家每天做的事。
我想說的是，我所做的事情，只是我所做的事情；而我是誰，並不完全由我做什麼來定義。閱讀和寫作當然是我生活的壹部分，但它們並不是支撐我的全部。在艱難的時刻，真正支撐我的是我自己。我的工作只是其中的壹小部分。這樣說你能理解嗎？
叁聯生活周刊：我理解。其實這個問題，在你的書裡我多少能找到答案。我還想問壹個更具體的問題。如果處在像你這樣的情況，很多人可能會選擇暫停工作。而你幾乎沒有停下來，而是繼續閱讀、寫作，還有做園藝、練鋼琴、鍛煉身體。你當時是清楚地知道自己必須這樣做嗎？
李翊雲：因為每天都有24個小時。如果你不做這些事情，你還能做什麼呢？
你剛才說的壹點很重要，你說很多人很難想象這種狀態。我同意。因為他們並不在我的處境裡，他們當然無法想象。如果他們認為自己能夠想象，那反而是不對的——因為他們並沒有經歷過。只有真正經歷過這樣的事情的人才能夠理解想象力的匱乏與局限。對我來說，這是我的人生。我活在自己的人生裡，而不是活在他人想象中的人生裡。
在我看來，很多事情並沒有那麼復雜。就是去做那些“行之有效的事”（do the things that work）。我在《自然萬物只是生長》裡也寫過這壹點：去做那些行之有效的事。如果我去考慮他人的想象，那是行不通的。
叁聯生活周刊：最後我想對你說，看了你的書以後我覺得我對壹些事情的理解得到了擴張。我對他人的痛苦、如何應對痛苦和喪失的理解，都得到了擴張。我覺得其他人也能從中獲得力量。
李翊雲：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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