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平均年龄58岁":香港的士司机,与养老的方向盘
张钰坚管理的车队,是香港的士行业高龄化的一个缩影。
两百多个司机,平均年龄60岁,70岁以上的司机占比接近三成,最年长的司机79岁,还有位八十多岁的老司机,两个月前因为身体原因,主动提出了退休。“我劝他别开了,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还让家人担心。”张钰坚说。
张钰坚的工作,从来没有真正的下班时间。
有一天晚上,张钰坚刚躺下想睡觉,电话就响了。一个司机在跑马地撞了护栏,人没事,但车头瘪了一块。他一边安抚司机,一边联系拖车和修车厂。等处理完,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再想睡,电话又响了。这回是另一个司机问交租的事。
“这就是我的生活,司机们遇到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我就是车队的‘大家长’。”七十多岁的张钰坚苦笑,“这种随时待命的节奏,已经习惯了。”
说话间,一位头发花白的司机走过来,一屁股坐在塑胶凳上,叹气道:“一天才赚350块,光车租就要500块,茶餐厅随便吃顿饭都不便宜。”
张钰坚拍拍他的肩膀,只是让他把记录卡拿出来签名。司机接过钥匙,嘟囔着走向车子。
在他的车队里,这些头发已经花白的老司机们,他们中有曾经的写字楼白领,有曾经的工厂老师傅,有曾经的餐饮从业者,来自各行各业,却最终都因为相似的困境,坐上了的士的驾驶座。
“不是不想退休,是退不下来”
62岁的黄健强,是车队里的“新人”

对于未来,73岁的郑金辉没有太多的想法,“走一步看一步吧,能做一天是一天”。(王瑭琳/摄)
“并非所有老年人到了年纪就一定会选择退休,而出租车行业的工作模式相对自由,能够满足这部分老年人的需求。”
对于香港街头大量银发司机的现象,香港城市大学人文社科院副院长王小虎观察到,部分老年人到了退休年龄后,待在家里会觉得生活沉闷,希望有事情可做,实现自身价值。
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许多老年人如果没有工作,很容易陷入贫困。
在香港,低收入群体入住公屋、享受免费公立医疗,基本生活有保障。“但在香港这样高生活成本的城市,整体收入水平依然难以覆盖日常开支。”在王小虎的过往调研中,香港的贫富差距极大,贫困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老年群体。
70岁的陈锦辉,就是这群“退不下来”的老人之一。
二十年前,陈锦辉是香港某外资银行的文员,每天穿着熨得笔挺的白衬衫、打着领带上班,出入中环的甲级写字楼。在旁人眼里,是体面又稳定的“白领阶层”。
2014年,银行启动全面数字化升级,对着满屏幕的英文指令和复杂的操作流程,陈锦辉感觉不太适应。在领导多次约谈下,最终签了离职协议。那年他58岁。
失业后的日子,比想象的难得多。
陈锦辉试过应征银行的“大堂经理”,面试方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婉拒说岗位需要“更年轻的形象”。餐厅、茶餐厅的侍应岗位常年缺人,可全日站立、不停走动的工作强度,让陈锦辉年轻时落下的膝关节旧疾承受不住,试工半天就疼得走不动路。
兜兜转转,陈锦辉发现,自己面前只剩下开的士这一条路。
像陈锦辉这样的情况,在香港的劳工市场里屡见不鲜。
香港工会联合会的一项调查显示,50岁以上失业者再就业薪资普遍缩水 30%以上,保安、清洁等岗位也竞争激烈,开的士成了他们为数不多的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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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两百多个司机,平均年龄60岁,70岁以上的司机占比接近三成,最年长的司机79岁,还有位八十多岁的老司机,两个月前因为身体原因,主动提出了退休。“我劝他别开了,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还让家人担心。”张钰坚说。
张钰坚的工作,从来没有真正的下班时间。
有一天晚上,张钰坚刚躺下想睡觉,电话就响了。一个司机在跑马地撞了护栏,人没事,但车头瘪了一块。他一边安抚司机,一边联系拖车和修车厂。等处理完,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再想睡,电话又响了。这回是另一个司机问交租的事。
“这就是我的生活,司机们遇到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我就是车队的‘大家长’。”七十多岁的张钰坚苦笑,“这种随时待命的节奏,已经习惯了。”
说话间,一位头发花白的司机走过来,一屁股坐在塑胶凳上,叹气道:“一天才赚350块,光车租就要500块,茶餐厅随便吃顿饭都不便宜。”
张钰坚拍拍他的肩膀,只是让他把记录卡拿出来签名。司机接过钥匙,嘟囔着走向车子。
在他的车队里,这些头发已经花白的老司机们,他们中有曾经的写字楼白领,有曾经的工厂老师傅,有曾经的餐饮从业者,来自各行各业,却最终都因为相似的困境,坐上了的士的驾驶座。
“不是不想退休,是退不下来”
62岁的黄健强,是车队里的“新人”

对于未来,73岁的郑金辉没有太多的想法,“走一步看一步吧,能做一天是一天”。(王瑭琳/摄)
“并非所有老年人到了年纪就一定会选择退休,而出租车行业的工作模式相对自由,能够满足这部分老年人的需求。”
对于香港街头大量银发司机的现象,香港城市大学人文社科院副院长王小虎观察到,部分老年人到了退休年龄后,待在家里会觉得生活沉闷,希望有事情可做,实现自身价值。
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许多老年人如果没有工作,很容易陷入贫困。
在香港,低收入群体入住公屋、享受免费公立医疗,基本生活有保障。“但在香港这样高生活成本的城市,整体收入水平依然难以覆盖日常开支。”在王小虎的过往调研中,香港的贫富差距极大,贫困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老年群体。
70岁的陈锦辉,就是这群“退不下来”的老人之一。
二十年前,陈锦辉是香港某外资银行的文员,每天穿着熨得笔挺的白衬衫、打着领带上班,出入中环的甲级写字楼。在旁人眼里,是体面又稳定的“白领阶层”。
2014年,银行启动全面数字化升级,对着满屏幕的英文指令和复杂的操作流程,陈锦辉感觉不太适应。在领导多次约谈下,最终签了离职协议。那年他58岁。
失业后的日子,比想象的难得多。
陈锦辉试过应征银行的“大堂经理”,面试方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婉拒说岗位需要“更年轻的形象”。餐厅、茶餐厅的侍应岗位常年缺人,可全日站立、不停走动的工作强度,让陈锦辉年轻时落下的膝关节旧疾承受不住,试工半天就疼得走不动路。
兜兜转转,陈锦辉发现,自己面前只剩下开的士这一条路。
像陈锦辉这样的情况,在香港的劳工市场里屡见不鲜。
香港工会联合会的一项调查显示,50岁以上失业者再就业薪资普遍缩水 30%以上,保安、清洁等岗位也竞争激烈,开的士成了他们为数不多的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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