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和中國可能因過度自信而走向戰爭"
在烏克蘭戰爭進入第伍個年頭，伊朗戰爭也不知將怎樣結束的背景下，本次國際縱橫的主題是：美國和中國會不會走向戰爭？
在接受法國“快報”采訪時，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大學的戰略學教授約書亞·羅夫納(Joshua Rovner)表示，美國和中國可能會因為過度自信而走向戰爭。
這位美國大學的戰略學教授認為，北京與華盛頓在新技術領域的競賽正在讓雙方都滋生出壹種危險的幻覺，從而可能將兩大強國推向戰爭。
修昔底德陷阱
在公元前431年至公元前404年之間發生的壹場重大沖突--伯羅奔尼撒(Péloponnèse)戰爭，撕裂了希臘世界。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在談及伯羅奔尼撒(Péloponnèse)戰爭時曾這樣寫道,“雅典的崛起及其讓斯巴達產生的恐懼，使戰爭不可避免。”
兩千多年後，哈佛大學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沿用這壹解讀，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這壹概念，並將其應用於21世紀。他認為，中國的崛起所引發的恐懼，可能會像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與斯巴達壹樣，推動華盛頓與北京走向戰爭。
都認為自己可以迅速戰勝對手
對於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戰略與國際關系教授約書亞·羅夫納(Joshua Rovner)來說，中美之間爆發公開沖突的風險，並不主要源於“修昔底德陷阱”，而在於雙方都有壹種共同的幻覺：都認為自己可以迅速戰勝對手。
約書亞·羅夫納告訴法國《快報》說：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其實還提出了另壹個同樣重要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壹場雙方都認為會很快結束的沖突，最終卻會拖延很多年而停不下來？自古以來，許多戰爭的持續時間都比最初預期的要更長。最近的例子就是烏克蘭戰爭，壹些評論者曾預測烏克蘭戰爭會迅速結束，而如今卻已經進入了第伍年。
原因在於有兩種因素交織在壹起：壹個是戰前的樂觀主義，這使交戰雙方都高估自身迅速取得勝利的能力；另壹個因素是交戰雙方都存在壹種希望，即不需要真正把對手的力量給耗盡，也能取得軍事勝利。
以伯羅奔尼撒戰爭為例，雅典是海上霸主，而斯巴達是陸上的強權。雙方都認為可以在不進入對方優勢領域的情況下擊敗對手。雅典希望通過對伯羅奔尼撒沿海發動襲擊，從而引發反斯巴達的起義而取勝；而斯巴達則試圖說服波斯參戰，利用其龐大的海軍對抗雅典。
不出所料，這兩種戰略都失敗了，雙方陷入僵局：雙方都是既無法贏得戰爭，也無法承認失敗。可是，由於雙方都已經投入了巨大的資源，它們都拒絕退出。這種惡性循環使戰爭持續了近叁拾年。
華盛頓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戰略與國際關系教授約書亞·羅夫納(Joshua Rovner)認為，今天的中美關系也處於類似的情況。今天的中國和美國與兩千多年前的雅典和斯巴達存在許多相似之處。美國在東亞占據海上優勢，不願在中國的領土上發動陸戰；而作為地區主要陸權國家的中國，則希望避免在東亞爆發大規模海戰。
中美兩國都大力投資於能夠幫助它們繞開對方優勢領域的技術。美國試圖通過破壞情報與通信能力來削弱中國的防御體系；中國則發展精准的遠程導彈和網絡進攻能力，以期迅速打擊美國，從而阻止美國動用強大的海軍力量。
換句話說，中國的思路是在戰爭壹開始就對美國造成沉重打擊，以期起到威懾作用。
革命性技術的出現，會同時激發希望與恐懼
然而，技術會助長大國的傲慢，從而加速走向戰爭。
約書亞·羅夫納表示，每當壹項革命性技術出現，都會同時激發希望與恐懼：掌握革命性的新技術，意味著可能在下壹場戰爭中取得決定性勝利，但對手也可能做到這壹點，壹旦落後於對手就有可能被擊敗。
這種情況在16世紀大型帆船興起時出現過，在20世紀戰略轟炸機問世時也出現過。通常，這種希望與恐懼的階段最終會被壹種“清醒”所取代，會最終進入“清醒期”：也就是說，人們會逐漸意識到，將這些技術真正轉化為有效的戰斗力是多麼的困難！
以大型戰艦為例，壹些觀察者曾認為它們將帶來壯觀的海戰，並使勝者稱霸海洋。但事實證明，建造和維護壹支艦隊是壹項極其復雜的官僚工程；海軍還發現，協調戰艦作戰是異常困難的，因為這高度依賴天氣的情況。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艦船在軍事上的實際能力也逐漸顯露出局限。
人工智能與網絡空間：戰略傲慢
如今，中國和美國正在人工智能與網絡空間展開軍備競賽。雙方都希望利用這些新技術壓倒對手，同時又擔心被對方甩在後面。
然而，從網絡空間的實踐來看，這些技術存在明顯的局限，紙面上的設想在真實的戰爭中往往難以奏效。約書亞·羅夫納教授覺得人工智能也會如此。但目前中美尚沒有進入“清醒階段”，即尚沒有充分認識到只靠這些技術並不能贏得戰爭。
在白宮，有壹些人正處於壹種勝利主義的亢奮之中，尤其是在對委內瑞拉采取突襲行動並成功抓捕尼古拉斯·馬杜羅之後。在相關的突襲行動報告中，美國國防官員非常詳細地闡述其能力范圍非常大，軍方也強調其將情報與陸海空作戰整合的能力非常強。
但風險在於，這種戰術層面的自豪感可能演變為戰略層面的傲慢，使他們對自己在戰爭中壓倒對手的能力產生過度自信。中國方面同樣面臨這種風險。
從歷史上看，大國在戰爭初期往往都會過度自信。自18世紀以來，這類例子比比皆是：柒年戰爭、美國獨立戰爭、拿破侖戰爭，以及兩次世界大戰。因此，約書亞·羅夫納教授始終對那些寄希望於通過新技術實現快速、低成本勝利的戰略保持警惕。
積極的方面
約書亞·羅夫納教授還認為，中美重新拾起外交是壹個良好的開端。自去年以來，兩國展開了高層軍事對話，建立危機熱線。這是壹個積極的信號：在嚴重危機的時候，雙方可以拿起電話，直接溝通，從而避免誤判。類似的溝通也應該擴展到政治層面。
同時，中美存在另壹個更反直覺的辦法，是加強兩國競爭的“隱蔽維度”。中美情報機構早已展開激烈較量，這種競爭既發生在網絡空間，也通過傳統間諜活動發生在真實世界中。
乍看之下，這似乎不是好事。但實際上，這可能並不那麼糟糕：競爭越多發生在情報領域，就越少在公開的現實世界中發生。這類情報行動可以充當壹種“安全閥”，有助於控制緊張局勢，防止兩大強國滑向公開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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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法國“快報”采訪時，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大學的戰略學教授約書亞·羅夫納(Joshua Rovner)表示，美國和中國可能會因為過度自信而走向戰爭。
這位美國大學的戰略學教授認為，北京與華盛頓在新技術領域的競賽正在讓雙方都滋生出壹種危險的幻覺，從而可能將兩大強國推向戰爭。
修昔底德陷阱
在公元前431年至公元前404年之間發生的壹場重大沖突--伯羅奔尼撒(Péloponnèse)戰爭，撕裂了希臘世界。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在談及伯羅奔尼撒(Péloponnèse)戰爭時曾這樣寫道,“雅典的崛起及其讓斯巴達產生的恐懼，使戰爭不可避免。”
兩千多年後，哈佛大學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沿用這壹解讀，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這壹概念，並將其應用於21世紀。他認為，中國的崛起所引發的恐懼，可能會像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與斯巴達壹樣，推動華盛頓與北京走向戰爭。
都認為自己可以迅速戰勝對手
對於位於華盛頓的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戰略與國際關系教授約書亞·羅夫納(Joshua Rovner)來說，中美之間爆發公開沖突的風險，並不主要源於“修昔底德陷阱”，而在於雙方都有壹種共同的幻覺：都認為自己可以迅速戰勝對手。
約書亞·羅夫納告訴法國《快報》說：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其實還提出了另壹個同樣重要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壹場雙方都認為會很快結束的沖突，最終卻會拖延很多年而停不下來？自古以來，許多戰爭的持續時間都比最初預期的要更長。最近的例子就是烏克蘭戰爭，壹些評論者曾預測烏克蘭戰爭會迅速結束，而如今卻已經進入了第伍年。
原因在於有兩種因素交織在壹起：壹個是戰前的樂觀主義，這使交戰雙方都高估自身迅速取得勝利的能力；另壹個因素是交戰雙方都存在壹種希望，即不需要真正把對手的力量給耗盡，也能取得軍事勝利。
以伯羅奔尼撒戰爭為例，雅典是海上霸主，而斯巴達是陸上的強權。雙方都認為可以在不進入對方優勢領域的情況下擊敗對手。雅典希望通過對伯羅奔尼撒沿海發動襲擊，從而引發反斯巴達的起義而取勝；而斯巴達則試圖說服波斯參戰，利用其龐大的海軍對抗雅典。
不出所料，這兩種戰略都失敗了，雙方陷入僵局：雙方都是既無法贏得戰爭，也無法承認失敗。可是，由於雙方都已經投入了巨大的資源，它們都拒絕退出。這種惡性循環使戰爭持續了近叁拾年。
華盛頓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戰略與國際關系教授約書亞·羅夫納(Joshua Rovner)認為，今天的中美關系也處於類似的情況。今天的中國和美國與兩千多年前的雅典和斯巴達存在許多相似之處。美國在東亞占據海上優勢，不願在中國的領土上發動陸戰；而作為地區主要陸權國家的中國，則希望避免在東亞爆發大規模海戰。
中美兩國都大力投資於能夠幫助它們繞開對方優勢領域的技術。美國試圖通過破壞情報與通信能力來削弱中國的防御體系；中國則發展精准的遠程導彈和網絡進攻能力，以期迅速打擊美國，從而阻止美國動用強大的海軍力量。
換句話說，中國的思路是在戰爭壹開始就對美國造成沉重打擊，以期起到威懾作用。
革命性技術的出現，會同時激發希望與恐懼
然而，技術會助長大國的傲慢，從而加速走向戰爭。
約書亞·羅夫納表示，每當壹項革命性技術出現，都會同時激發希望與恐懼：掌握革命性的新技術，意味著可能在下壹場戰爭中取得決定性勝利，但對手也可能做到這壹點，壹旦落後於對手就有可能被擊敗。
這種情況在16世紀大型帆船興起時出現過，在20世紀戰略轟炸機問世時也出現過。通常，這種希望與恐懼的階段最終會被壹種“清醒”所取代，會最終進入“清醒期”：也就是說，人們會逐漸意識到，將這些技術真正轉化為有效的戰斗力是多麼的困難！
以大型戰艦為例，壹些觀察者曾認為它們將帶來壯觀的海戰，並使勝者稱霸海洋。但事實證明，建造和維護壹支艦隊是壹項極其復雜的官僚工程；海軍還發現，協調戰艦作戰是異常困難的，因為這高度依賴天氣的情況。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艦船在軍事上的實際能力也逐漸顯露出局限。
人工智能與網絡空間：戰略傲慢
如今，中國和美國正在人工智能與網絡空間展開軍備競賽。雙方都希望利用這些新技術壓倒對手，同時又擔心被對方甩在後面。
然而，從網絡空間的實踐來看，這些技術存在明顯的局限，紙面上的設想在真實的戰爭中往往難以奏效。約書亞·羅夫納教授覺得人工智能也會如此。但目前中美尚沒有進入“清醒階段”，即尚沒有充分認識到只靠這些技術並不能贏得戰爭。
在白宮，有壹些人正處於壹種勝利主義的亢奮之中，尤其是在對委內瑞拉采取突襲行動並成功抓捕尼古拉斯·馬杜羅之後。在相關的突襲行動報告中，美國國防官員非常詳細地闡述其能力范圍非常大，軍方也強調其將情報與陸海空作戰整合的能力非常強。
但風險在於，這種戰術層面的自豪感可能演變為戰略層面的傲慢，使他們對自己在戰爭中壓倒對手的能力產生過度自信。中國方面同樣面臨這種風險。
從歷史上看，大國在戰爭初期往往都會過度自信。自18世紀以來，這類例子比比皆是：柒年戰爭、美國獨立戰爭、拿破侖戰爭，以及兩次世界大戰。因此，約書亞·羅夫納教授始終對那些寄希望於通過新技術實現快速、低成本勝利的戰略保持警惕。
積極的方面
約書亞·羅夫納教授還認為，中美重新拾起外交是壹個良好的開端。自去年以來，兩國展開了高層軍事對話，建立危機熱線。這是壹個積極的信號：在嚴重危機的時候，雙方可以拿起電話，直接溝通，從而避免誤判。類似的溝通也應該擴展到政治層面。
同時，中美存在另壹個更反直覺的辦法，是加強兩國競爭的“隱蔽維度”。中美情報機構早已展開激烈較量，這種競爭既發生在網絡空間，也通過傳統間諜活動發生在真實世界中。
乍看之下，這似乎不是好事。但實際上，這可能並不那麼糟糕：競爭越多發生在情報領域，就越少在公開的現實世界中發生。這類情報行動可以充當壹種“安全閥”，有助於控制緊張局勢，防止兩大強國滑向公開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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