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 从哈佛到中国高校,一场跨越半世纪的"文科裁员潮"
简单回溯近千年的大学史，人文学科一度塑就了大学的辉煌，也以其思想启蒙与文化观念更新，对近代科学革命、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的兴起厥功至伟。关注人的存在状态尤其是人的精神存在，秉持价值关怀立场，检视社会不公与人的异化，是人文学科永恒的主题。即使在科学昌明、技术发达的当今社会，人类对外部世界以及自身作为生理性存在的科学认知，并不能回答人活着以及工作与生活的意义问题，技术发达与物质的相对丰裕，也未必能为人们带来心神安定与幸福感，反而不断加剧了内卷的焦虑。总之，百年前的科玄之争至今还在延续，人类的价值迷失与精神困扰不仅没有得到解除，而且在这个加速时代正面临更严峻的危机，更需要人文学科的在场。
尤其是在如今这个数字智能时代，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GenAI）所带来的影响，就短期效应而言，它似乎为大学的人文学科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有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可能加剧学生专业选择的理工科转向。过去10年间，美国大学人文学科领域学生减少了35%，而计算机科学与计算机工程专业分别增加了120%与75%。特别是在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等名校，计算机科学已经成为选择人数最多的前两个专业之一。［34］然而，就长远而言，由GenAI所引发的教育生态改变、工作生活状态变迁以及GenAI存在的偏见与伦理等问题，或许更需要人文学科的介入。“人工智能只是让过去的知识唾手可得，它更需要人文学科来训练学生创造性思考、解决问题、信息综合、处理分歧、提出问题和提出新想法的能力。”［35］甚至有迹象表明，在就业市场中拥有人文学科学位的学生比理工科与擅长编程的毕业生更有吸引力，因为文科生更能够以人性化的视角审视这种新技术。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甚至认为，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学科更不可缺位，它应在人工智能发展中扮演领导角色，“哲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艺术家曾经是工业革命中技术进展中的重要参与者与贡献者，在今天，他们以及其他人文学者将延续这一传统，基于伦理、历史、创意以及文化立场为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影响提供更深刻的理解”［36］。故而，就此意义而言，如果仅仅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即时变化盲目压缩大学中的人文学科资源，不仅仅是一种缺乏智慧的短视行为，更是一种无视大学传统及其作为社会思想文化源头的鲁莽之举。
皮尔斯指出，大学作为学术机构，其认识论的价值（epistemic value）无非有如下三个范畴：就理论、理念与假设的属性而言，包括“不同理论与背景知识的连贯性、解释力、预测力、简约性”；就学者的群体属性而言，包括“学术真诚、智力谦逊、开放精神、同行信任和才智”；就学者与其面对的现实之间关系而言，包括“洞察力、有正当理由的信念、知识、理性信仰与理解”。他认为尽管有不同侧重，但是人文学科在这些价值追求上与科学无别，甚至因为这些价值本身就是人文学科的研究关注，它可能比科学做得更好。［37］事实也证明，自科学理论与工程技术实用之术逐渐成为大学中的显学以来，没有一定实力的人文学科支撑，很少有大学能够真正成为国际上闻名遐迩的学府。即使以理工见长的知名高校，如麻省理工学院，也设有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提供包括哲学、文学、音乐、戏剧艺术、各种外国语言的本科专业与辅修专业项目，以及历史、哲学与语言学等博士学位项目。没有人文学科的润泽，一所大学或许在某些领域不乏卓越表现，却至少在其人才培养过程中欠缺某种思想灵动、精神氛围与文化底蕴。这也是如斯坦福、麻省理工与加州理工等以理工与实用之学创校，随后却纷纷设立人文学科的缘由所在。近些年来，中国诸多传统上具有理工特色与优势的知名大学，反而愈加重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培植与成长，或许多少源于其寻根情结，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对大学何以为大学的清醒认知与意识自觉。
至于如何摆脱当前大学人文学科所面临的现实困局，结合上述有关危机分析以及当下中国特定语境，本文认为，以人文学科资源的重组和开放共享，拓展与释放它的普惠性教育价值，或许是人文学科摆脱当前危机的基本路径，具体如下。
第一，结合就业市场的信号反馈压缩相关人文本科专业，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不宜采取自上而下的简单撤销方式，而应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的方式，由学校与院系沟通，根据专业长远前景以及毕业生未来生涯发展，理性审慎地制订务实的调整方案。譬如，可以为相关专业的存续预留时间，允许其结合学生诉求与外部经济社会需求进行专业改造。对此，麻省理工学院根据其办学特色，将哲学与技术伦理、艺术与数字技术、历史与听觉视觉媒介结合的本科专业改造方案，颇为值得学习借鉴。此外，人文学科本科专业的取舍，不能完全遵从外部市场逻辑，而是应尊重学生专业与课程学习的自主选择。有条件的高校应践行学习自由的理念，开放专业选择与专业转换空间，为具有人文学科偏好与兴趣、有志于人文学科学术职业发展的本科生提供机会和留有余地；同时应允许有自我决断能力的学生，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自主制订个性化培养方案，打破课程学习选择的传统专业边界乃至院系壁垒，支持人文学科专业本科生选修其他专业与院系课程、辅修以及微专业项目，以增强人文学科学生未来职业生涯发展的适应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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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尤其是在如今这个数字智能时代，由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GenAI）所带来的影响，就短期效应而言，它似乎为大学的人文学科带来更大的负面影响。有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可能加剧学生专业选择的理工科转向。过去10年间，美国大学人文学科领域学生减少了35%，而计算机科学与计算机工程专业分别增加了120%与75%。特别是在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等名校，计算机科学已经成为选择人数最多的前两个专业之一。［34］然而，就长远而言，由GenAI所引发的教育生态改变、工作生活状态变迁以及GenAI存在的偏见与伦理等问题，或许更需要人文学科的介入。“人工智能只是让过去的知识唾手可得，它更需要人文学科来训练学生创造性思考、解决问题、信息综合、处理分歧、提出问题和提出新想法的能力。”［35］甚至有迹象表明，在就业市场中拥有人文学科学位的学生比理工科与擅长编程的毕业生更有吸引力，因为文科生更能够以人性化的视角审视这种新技术。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甚至认为，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文学科更不可缺位，它应在人工智能发展中扮演领导角色，“哲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艺术家曾经是工业革命中技术进展中的重要参与者与贡献者，在今天，他们以及其他人文学者将延续这一传统，基于伦理、历史、创意以及文化立场为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影响提供更深刻的理解”［36］。故而，就此意义而言，如果仅仅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即时变化盲目压缩大学中的人文学科资源，不仅仅是一种缺乏智慧的短视行为，更是一种无视大学传统及其作为社会思想文化源头的鲁莽之举。
皮尔斯指出，大学作为学术机构，其认识论的价值（epistemic value）无非有如下三个范畴：就理论、理念与假设的属性而言，包括“不同理论与背景知识的连贯性、解释力、预测力、简约性”；就学者的群体属性而言，包括“学术真诚、智力谦逊、开放精神、同行信任和才智”；就学者与其面对的现实之间关系而言，包括“洞察力、有正当理由的信念、知识、理性信仰与理解”。他认为尽管有不同侧重，但是人文学科在这些价值追求上与科学无别，甚至因为这些价值本身就是人文学科的研究关注，它可能比科学做得更好。［37］事实也证明，自科学理论与工程技术实用之术逐渐成为大学中的显学以来，没有一定实力的人文学科支撑，很少有大学能够真正成为国际上闻名遐迩的学府。即使以理工见长的知名高校，如麻省理工学院，也设有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提供包括哲学、文学、音乐、戏剧艺术、各种外国语言的本科专业与辅修专业项目，以及历史、哲学与语言学等博士学位项目。没有人文学科的润泽，一所大学或许在某些领域不乏卓越表现，却至少在其人才培养过程中欠缺某种思想灵动、精神氛围与文化底蕴。这也是如斯坦福、麻省理工与加州理工等以理工与实用之学创校，随后却纷纷设立人文学科的缘由所在。近些年来，中国诸多传统上具有理工特色与优势的知名大学，反而愈加重视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培植与成长，或许多少源于其寻根情结，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对大学何以为大学的清醒认知与意识自觉。
至于如何摆脱当前大学人文学科所面临的现实困局，结合上述有关危机分析以及当下中国特定语境，本文认为，以人文学科资源的重组和开放共享，拓展与释放它的普惠性教育价值，或许是人文学科摆脱当前危机的基本路径，具体如下。
第一，结合就业市场的信号反馈压缩相关人文本科专业，固然有其合理性，但不宜采取自上而下的简单撤销方式，而应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的方式，由学校与院系沟通，根据专业长远前景以及毕业生未来生涯发展，理性审慎地制订务实的调整方案。譬如，可以为相关专业的存续预留时间，允许其结合学生诉求与外部经济社会需求进行专业改造。对此，麻省理工学院根据其办学特色，将哲学与技术伦理、艺术与数字技术、历史与听觉视觉媒介结合的本科专业改造方案，颇为值得学习借鉴。此外，人文学科本科专业的取舍，不能完全遵从外部市场逻辑，而是应尊重学生专业与课程学习的自主选择。有条件的高校应践行学习自由的理念，开放专业选择与专业转换空间，为具有人文学科偏好与兴趣、有志于人文学科学术职业发展的本科生提供机会和留有余地；同时应允许有自我决断能力的学生，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自主制订个性化培养方案，打破课程学习选择的传统专业边界乃至院系壁垒，支持人文学科专业本科生选修其他专业与院系课程、辅修以及微专业项目，以增强人文学科学生未来职业生涯发展的适应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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