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肯被驯服的人:世界视野下的中国流亡者经验
早在五十年代，流亡美国的犹太知识人以及参与救援人员，就举办了以“文化迁移”为主题的研讨会。六十年代中后期，因着对德国历史的反思，流亡成为一种跨学科研究。八十年代以来，在“抢救历史”运动中，“流亡社会学”已成为一个专门性学科领域。
关于苏俄时期的流亡作家，日本很早就接触到这个问题。我的大学同事研究满洲国时期的白俄流亡者，研究布尔什维克政权下，1922 年被驱逐出故土，乘坐“哲学船”流亡德国的知识人。我常和朋友去着名的“MOROZOFF”（莫罗佐夫）咖啡店，那里的巧克力很有名，是因为 1917 年“十月革命”，俄罗斯人莫罗佐夫携家逃亡哈尔滨，然后又流亡日本神户，给落脚地带来了西式点心。在日本学术界，纳粹下的德语知识人流亡，以及东欧、苏联时期知识人流亡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启发，让我慢慢获得了一个更大的视点：怎样把中国的流亡者，放到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历史和思想史脉络中去考察，并与那些已广受瞩目的流亡作家传统进行比较。
关于知识分子和流亡，萨义德和阿伦特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概念资源，但我在书里并不只是重复他们的论述。我真正要引出来的是“流亡知识分子”的“流亡”，不只是一般意义上身体离开故土，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持续、内在的流动状态。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流亡其实是不会终结的。身体上的流亡也许有结束的一天，但精神内部的流亡是永恒的。
就像松本教授在一篇关于我这本书的书评中所说，只有作为一个“永远的流亡者”，知识分子才可能始终保持反思、保持距离、保持批判性，也才能不断保存自己的文化，并使自己的文化之根继续生长、丰富。很多人理解流亡者时，会觉得他们夹在两种文化之间：他或她既没有真正融入所在国，又仿佛已经和祖国诀别，似乎已经被从原有的文化土壤中连根拔起，变成一棵快要枯死的树。但恰恰不是这样。正因为身处两种文化之间，流亡知识分子反而获得了一种双重视角——既能够以母国的视点看世界，又能够以世界的视点重新看待自己的母国。
江 ：你书里把中国流亡者遭遇的处境概括成“多重复合的困难”。这具体包括哪些？
刘 ：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语言。对作家、诗人、人文知识分子来说，语言是一条巨大的沟壑。尤其是四十多岁以后流亡的人，更难跨过去。我读过一位日本诗人饭岛耕一的诗歌《弗朗西斯科· 戈雅的第一个字母》，非常口语化，“我在外国（法国）住了半年，想写诗的心情，一次都没有。母国语中，是从‘母’与‘国’中割断的半年，我没有受伤，但我几乎没有写诗的必要”。这位日本诗人还不是因为流亡，而是客居。那么流亡者呢，不是半年，而是有可能一生成为自己“存在之根”的流放者。所谓“四不像”，没进入西方，却脱离了东方 ；外语学不好，中文却退化。其中一个例外是哈金。他的写作是用大无畏的精神冒险写作，在语言与语言的空隙间写作——流亡者或者客居者，可以在这里作出贡献。但哈金这样的成功者很少。当然代际也会不同，流亡者的下一代，或者新世代的离散者，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就不会困惑。
第二个是经济。早年的很多流亡者，原本在中国都有身份、地位、稿费、组织保障。到了海外，一切都没了。不管曾经在中国多有名，很多人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怎么买二手车、怎么修旧房子、怎么找工作、怎么吃饭。我后来发现，很多人之所以能活下来，都离不开他们的太太。这个我在书里也谈到了。没有这些女性在后面支撑，很多男性流亡知识分子在生活上会非常艰难。
第三个是心理上的落差。像严家其先生，他在八十年代是参与设计中国未来的人。到了美国以后，最初还有学校请他讲演，后来慢慢连基金都申请不到。他自己也知道，他原来的知识结构和英美学界不接轨，语言又不够。这种心理落差是很大的。他一开始甚至做过外卖，他的妻子非常了不起，做巡访护士和家庭看护的工作。
还有身份认同。你要不要拿美国国籍？要不要继续说“祖国”这个词？这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严家其在妻子加入美国国籍后的十年才决定申请美籍。后来拿了美国国籍以后，他说自己不再用“我国”这个词。这不是词语的小变化，而是认同方式的一种变化。这次美国华裔花式滑冰运动员刘美贤的父亲刘俊也说，他拿到美籍之后，改原名“刘俊国”为“刘俊”，因为那“国”不是自由民主的“国”。
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是中国人的思乡。“乡”这个字，对中国人特别大。很多人的软肋都在这里：你要不要写个检讨换取一次回国机会？要不要为了见父母妥协一点？这个问题，很多中国流亡者都绕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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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关于苏俄时期的流亡作家，日本很早就接触到这个问题。我的大学同事研究满洲国时期的白俄流亡者，研究布尔什维克政权下，1922 年被驱逐出故土，乘坐“哲学船”流亡德国的知识人。我常和朋友去着名的“MOROZOFF”（莫罗佐夫）咖啡店，那里的巧克力很有名，是因为 1917 年“十月革命”，俄罗斯人莫罗佐夫携家逃亡哈尔滨，然后又流亡日本神户，给落脚地带来了西式点心。在日本学术界，纳粹下的德语知识人流亡，以及东欧、苏联时期知识人流亡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启发，让我慢慢获得了一个更大的视点：怎样把中国的流亡者，放到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历史和思想史脉络中去考察，并与那些已广受瞩目的流亡作家传统进行比较。
关于知识分子和流亡，萨义德和阿伦特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概念资源，但我在书里并不只是重复他们的论述。我真正要引出来的是“流亡知识分子”的“流亡”，不只是一般意义上身体离开故土，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持续、内在的流动状态。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的流亡其实是不会终结的。身体上的流亡也许有结束的一天，但精神内部的流亡是永恒的。
就像松本教授在一篇关于我这本书的书评中所说，只有作为一个“永远的流亡者”，知识分子才可能始终保持反思、保持距离、保持批判性，也才能不断保存自己的文化，并使自己的文化之根继续生长、丰富。很多人理解流亡者时，会觉得他们夹在两种文化之间：他或她既没有真正融入所在国，又仿佛已经和祖国诀别，似乎已经被从原有的文化土壤中连根拔起，变成一棵快要枯死的树。但恰恰不是这样。正因为身处两种文化之间，流亡知识分子反而获得了一种双重视角——既能够以母国的视点看世界，又能够以世界的视点重新看待自己的母国。
江 ：你书里把中国流亡者遭遇的处境概括成“多重复合的困难”。这具体包括哪些？
刘 ：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语言。对作家、诗人、人文知识分子来说，语言是一条巨大的沟壑。尤其是四十多岁以后流亡的人，更难跨过去。我读过一位日本诗人饭岛耕一的诗歌《弗朗西斯科· 戈雅的第一个字母》，非常口语化，“我在外国（法国）住了半年，想写诗的心情，一次都没有。母国语中，是从‘母’与‘国’中割断的半年，我没有受伤，但我几乎没有写诗的必要”。这位日本诗人还不是因为流亡，而是客居。那么流亡者呢，不是半年，而是有可能一生成为自己“存在之根”的流放者。所谓“四不像”，没进入西方，却脱离了东方 ；外语学不好，中文却退化。其中一个例外是哈金。他的写作是用大无畏的精神冒险写作，在语言与语言的空隙间写作——流亡者或者客居者，可以在这里作出贡献。但哈金这样的成功者很少。当然代际也会不同，流亡者的下一代，或者新世代的离散者，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就不会困惑。
第二个是经济。早年的很多流亡者，原本在中国都有身份、地位、稿费、组织保障。到了海外，一切都没了。不管曾经在中国多有名，很多人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怎么买二手车、怎么修旧房子、怎么找工作、怎么吃饭。我后来发现，很多人之所以能活下来，都离不开他们的太太。这个我在书里也谈到了。没有这些女性在后面支撑，很多男性流亡知识分子在生活上会非常艰难。
第三个是心理上的落差。像严家其先生，他在八十年代是参与设计中国未来的人。到了美国以后，最初还有学校请他讲演，后来慢慢连基金都申请不到。他自己也知道，他原来的知识结构和英美学界不接轨，语言又不够。这种心理落差是很大的。他一开始甚至做过外卖，他的妻子非常了不起，做巡访护士和家庭看护的工作。
还有身份认同。你要不要拿美国国籍？要不要继续说“祖国”这个词？这是一个很纠结的问题。严家其在妻子加入美国国籍后的十年才决定申请美籍。后来拿了美国国籍以后，他说自己不再用“我国”这个词。这不是词语的小变化，而是认同方式的一种变化。这次美国华裔花式滑冰运动员刘美贤的父亲刘俊也说，他拿到美籍之后，改原名“刘俊国”为“刘俊”，因为那“国”不是自由民主的“国”。
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是中国人的思乡。“乡”这个字，对中国人特别大。很多人的软肋都在这里：你要不要写个检讨换取一次回国机会？要不要为了见父母妥协一点？这个问题，很多中国流亡者都绕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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