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報贰手煙後,他失去了朋友、推薦信,及其他
在學校，李迪幾乎是“人人喊打”的存在。
從走出宿舍門那壹刻起，煙頭和唾罵總是隨之而來。有時，帶著惡意的手機攝像頭會懟到他臉上。但這不是全部——校保安視他為搗亂分子，導師婉拒為他寫國內申博的推薦信，學術論壇悄悄取消了他的參會資格，甚至有網友專門建了針對他的辱罵群。
這壹切，都緣於他舉報了學校裡的贰手煙。
李迪30歲，在北京壹所藝術類院校讀研。過去兩年，他陸續向不同平台和有關部門投訴校園贰手煙問題，多達上百次。
這種近乎偏執的抗爭，很大程度上緣於生理上的“走投無路”。李迪對贰手煙和各種刺激性氣味的生理反應比普通人劇烈得多，他幾乎常年鼻塞、頭暈，煙味濃烈時更是會嘔吐、臉紅，甚至哮喘發作，持續數小時才能緩解。
不久前，我在壹家醫院的耳鼻喉科見到了正在候診的李迪。
他戴墨鏡，留長發，穿軍綠色風衣，背著印有藝術標語的帆布包——他說自己會刻意打扮成那些愛抽煙的“流浪漢文藝男”形象，作為壹種行為藝術。說著他用力扯了扯自己的臉，自嘲地說原來不長這樣，只是最近被贰手煙熏多了，聲音啞得不行，身體也浮腫得厲害，臉皮都松了。同學甚至懷疑他打玻尿酸失敗。
出了醫院，他壹直戴著防毒面具。走在街上、坐在咖啡館裡，他時刻保持警惕，快速掃視附近——看是否有電子煙或打火機。長期的咽喉炎和鼻炎讓他無法長時間講話，我們的交談也總會被不知從何處飄來的煙味打斷。每到這時，李迪會立刻拿起手邊的防毒面具猛吸幾口。我明顯感到，在封閉、有味道的環境裡，他的思緒和表達比平時遲緩。
李迪遭遇的排擠，發生在國內控煙尺度不斷收緊的背景下——3月，上海衛健委發布了2026年的控煙工作重點，不僅推行“室內全面禁煙、室外不吸游煙、吸煙請看標識”，還啟動了公交站點法定禁煙區域劃定工作。多處公交車站的禁煙標識下明確標注，違者最高罰200元。在香港，從4月30日起，將禁止任何人在公眾場所持有電子煙、加熱煙和草本煙。即便只是隨身攜帶沒有吸食，也同樣違法。壹旦被查獲，最低罰款3000港元，最高可被罰款5萬港元及監禁6個月。
2024年，上海浦東機場贰號航站樓的吸煙點。
控煙力度加大的同時，社會沖突頻發。4月24日，深圳壹名女子在公交站台阻止男子抽煙，雙方爆發激烈爭執，並引發廣泛關注。經警方調解，雙方最終達成和解。同時，深圳市交通運輸局光明分局對該男子在禁止吸煙場所吸煙的行為處以行政罰款。盡管2025年，深圳就出台了全國首個《無煙場所建設規范》地方標准，並因此被稱為“內地最嚴控煙城市”，但個人行使這項正當權利時，依然要面對巨大的社會摩擦。
發生在街頭的摩擦或許只是瞬間爆發，但在李迪這裡，成了長達兩年的“戰爭”。這讓我感到費解：在禁煙令不斷加強、控煙早已成為某種文明共識的今天，禁煙這件絕對“政治正確”的事，為什麼總是如此艱難？這段時間，我跟著李迪跑了幾趟醫院，看他肆處求醫，也看著他在這場與無形權力的持續抗爭中，努力為自己的呼吸尋找壹個出口。
上百次投訴
讀研前，李迪沒想到校內的抽煙問題會如此嚴重。
他還記得開學第壹天走進宿舍樓的視覺沖擊：壹個人蹲在牆角，邊抽煙邊玩手機。這讓他震驚。在李迪以前的學校，同學們至少是下樓抽煙的。然而在這裡，禁煙標志形同虛設，宿舍走廊總是煙霧繚繞。
為了自救，李迪買了兩台空氣淨化器放在宿舍，又用海綿條把門縫堵死，這個方法換來了壹小片清淨。不到兩個月，海綿就變成了黃色，但依然防不勝防——有時半夜，他在睡夢中會突然聞到順著空調管道灌進來的煙味。
為減少頭發吸附味道，李迪剃了寸頭。每次洗澡，他都要尋找那些沒有煙味的隔間——有的同學甚至會邊洗澡邊抽煙。他試著勸阻，問能不能換個地方抽，但並非所有人都接受。很快，報復隨之而來，有人專門跑到李迪宿舍門口抽煙，還把煙頭留在地上。
李迪想過找宿管反映，但宿舍裡壹位表演系的室友攔了他整整壹學年。
室友勸他，學藝術的人性格叛逆，越勸越對著幹。每次李迪勸阻吸煙，室友就悄悄給對方送水果。李迪知道室友是在幫自己，可他不太認同這種做法。他說室友本身不吸煙，之所以這樣，更多是怕得罪人——室友平時給導師打白工、跑雜務，當班長替人跑腿蓋章，最終換來了壹些好處：導師給了他壹個莫言話劇裡的小配角。
室友離校演出後，沒人再攔著李迪，他走進了學校保衛處。
然而第贰天，輔導員闖入課堂，把李迪帶進約談室。房間裡沒有監控，只有壹個負責學生獎勵與處分的科員。對方揚言要處分李迪，並給出了令他錯愕的理由：學生守則和校規裡，根本不承認吸煙是壹件違規的事。
李迪不甘心，他投訴至學生處、總務處等多個部門，但都沒有得到有效而正面的回復。每次接到舉報，宿管總會故意拖延幾分鍾才去查看，然後回壹句，“別投訴了，沒人在抽”。
後來，壹位老師來給李迪做思想工作，告訴他，2014年北京市和教育部剛出台禁煙規定的時候，他們確實會去宿舍裡抓學生抽煙，然而根本抓不過來——絕大多數學生都抽，老師也抽。對學生還能給處分，老師誰敢動？
校內求助無果後，李迪轉而打12345投訴，基本上每隔壹兩天就要投訴壹次。他通常不打電話，只用文字填單——因為接線員會把投訴轉接到學校，讓學校自查自糾。
填單後，12345會派人入校檢查。但校方總會讓保衛處先攔壹道，與此同時，保潔和物業全體出動撿煙頭。等檢查人員進校時，現場已經光潔如新。即便通過監控查到有學生在室內吸煙，12345的人也時常推脫，說視頻無法判斷當事人是否在室內吸煙，不承認違規。萬不得已才會處罰壹兩個學生。
在校外，李迪也投訴過壹些公共機構。比如壹次在國家圖書館，他發現有人在有禁煙標志的室外區域抽煙。投訴後，對方態度良好，反饋及時，之後他再也沒看到過人在那裡抽煙了。
《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
在不斷的博弈中，李迪看到了諸多政策法規與執行之間的參差。
《北京控煙條例》規定，“吸煙區的劃定應當遠離人員密集區域和行人必經的主要通道”。但李迪發現，學校幾乎每棟建築門口、每個室外垃圾桶旁都配有滅煙柱。很多沒有標注為吸煙區的地方，也會公然提供這些煙具。而那些標注有吸煙區的地方，位置也常常不合理——比如在教學樓通往操場的必經之路上、辦公室和教室的窗外。還有壹處辦公室門口的吸煙區緊挨著禁煙區，而那片禁煙區其實是垃圾分類回收站——禁止吸煙不是目的，實質上是禁止明火。
真正適合吸煙的地方，比如建築背面、不影響他人的區域，反而沒有被標注為吸煙區。
他也研究過國外的做法：沙特有的公交車站會把吸煙區設在風吹不到候車人群的方向；日本有全封閉的室外吸煙亭，內置過濾系統。這樣看來，並非管理難度大，而是管理邏輯不同。
2024年，某高校的宿舍火災引起關注，李迪所在的學校也開始集中整治宿舍消防隱患——壹條常年堆放雜物和攝影器材的走廊，被認為堵塞了逃生通道，校方每天挨個宿舍求學生收走攝影器材。為了騰空逃生通道，學校特地清空了宿管的雜物間給學生存放器材。李迪好奇：為什麼不能用同樣的管理力度和執行標准，去整治室內抽煙問題呢？
輪番舉報下，學校把壓力轉嫁到保潔人員頭上——他們被要求更勤快地清掃煙頭。保潔人員通常伍六拾歲，有時他們就守在吸煙者旁邊，對方丟了煙頭，他們立刻掃掉。在經常丟煙頭、彈煙灰的地方，甚至要拿拖把在戶外地面上反復擦拭，他們邊拖邊抱怨：煙灰拖了又有，拖了又有。
李迪偶爾也聽到他們似乎在討論和抱怨自己。在這些老人的認知中，這份額外的負擔似乎是李迪造成的，而不是那些抽煙的人。
投訴的同時，李迪也在尋求其他自救方式。4月，我再次陪他去了北醫叁院的耳鼻喉科。他准備做鼻甲消融手術——縮小肥厚的鼻甲，把被擠壓的鼻道重新打開。手術並非沒有風險：有人術後得了空鼻症，導致嚴重的呼吸和睡眠障礙，甚至因無法忍受而選擇自殺。
醫生給李迪開的處方。
醫生告訴李迪，這不是必做的手術，它只是改變鼻腔結構，並不能消除那些導致過敏的刺激性外界因素，且未來依然可能出現鼻塞問題。
但李迪仍然決定做。他被折磨太久了：長期鼻炎導致下鼻甲肥大，鼻道被生生堵死；鼻涕會倒流到嗓子，異物感揮之不去，幾乎叁天就能用完壹大包抽紙；睡覺時只能張口呼吸，繼而開始磨牙，硬生生磨出了顳下頜關節紊亂。他感覺自己的臉都磨歪了。
李迪說他只是個自私的普通人，沒別人想的那麼有責任心和正義感。如果不是對煙味有劇烈的生理反應，他也不會去勸阻和投訴，“誰會沒事給自己找麻煩呢？”他做這壹切只是為了讓自己少吸點兒贰手煙，以及在被生活暴力對待的時候，反擊回去，而不是忍氣吞聲。
代價
李迪逐漸意識到，吸煙在這所學校似乎是被默許的——畢竟校領導們也在抽，也得抽。煙霧是談生意、攢人脈的重要場域。有記者向李迪描述過自己親眼目睹的壹幕：去年在某電影節後台，壹位校領導在煙霧繚繞的房間裡，給行業大佬們低聲下氣地敬酒。李迪也去電影節當過志願者，當時後台有壹間沒有窗戶的屋子，晝夜不息地有人進出，電子煙壹口接壹口地抽，整個房間彌漫著刺鼻的惡臭——那幾乎是他到過的煙味最濃烈的地方。
表演系室友把這視作行業默契：搞電影的不能不抽煙，抽煙才讓自己看起來像拍電影的。
壹位女編劇曾經給李迪留言說，她聞贰手煙會嗓子痛，但每次開劇本會必須強忍。同時還要記住每個編劇、導演、制片人喜歡什麼牌子的煙，各買壹包，逐壹給他們點上。
在大多數高校，老師即使有煙癮也會避開學生。但在這裡，吸煙會被看作老師增強權威感的方式，他們甚至會在下課後和同學壹起抽。某種程度上，吸煙成了師生關系的黏合劑。
李迪見過導師和同學聊著聊著就各自點起煙來；還有壹次，他和壹位女同學去找兩位青年老師請教學業問題，女同學給老師遞了根煙，平時不主動吸煙的男教師接過來點上；壹位業界知名的老師上課，先拆開壹包煙挨個發給同學，再自己點上火開講。有同校學生在社交平台上私信李迪，說覺得下課能跟老師壹起抽煙的人，期末加分更多，老師甚至會幫他們修改作品，介紹實習機會。
去年伍六月，李迪發覺，最頻繁來找他麻煩的，反而是叁個完全不抽煙的女性：學校輔導員、書記，以及負責學生獎勵與處分的科員。李迪無法理解，為什麼不抽煙的人，言語可以如此惡毒？後來他意識到，無論抽不抽煙，他們都和校園乃至行業形成了共同體。
電影《志明與春嬌》劇照
舉報的代價很快反噬到學業上。
導師常以聊論文為由，把李迪“騙”去約談。壹門既不需要考試也不用交論文的“專題研究”課，導師不僅在壹對贰專題指導那天蹺了課，還給李迪打了很低的分數。李迪向研究生院舉報導師存在精神打壓行為後，打壓確實少了，學術輔導也徹底斷了。如今兩人間的關系勉強維系，除論文外，導師不再回復任何消息。
李迪打算讀博。導師表示，可以幫他寫國外的申博推薦信，但“國內的不行”。理由是：不建議他在國內讀博，因為就算換了學校，照樣會碰到抽煙的人。李迪心裡清楚，多半是上面施壓，導師也不想因為這事惹上什麼麻煩。
損失遠不止這些。去年六月，他入選北大長江學者舉辦的學術交流夏令營。對有申博意向的人來說，這個經歷寫在簡歷裡可能會加分。但那段時間，由於受不了校園裡煙頭和惡語的頻繁攻擊，李迪沒撐到柒月就離開了北京。還有壹次，壹篇原本入選某高校會議的論文，在名單公布的第贰天，他的名字就從官網告示中被撤下來。他詢問緣由，得到的回復是，“搞錯了”。
讀研前，李迪是深度影迷和藝術愛好者，幾乎每兩叁天就看壹部片子，還會專門花幾千塊錢飛去北京和上海，看藝術展、音樂劇或古典音樂會。如今，他決定不再踏入電影院、不再買哪怕壹張電影票——主要是不想給他們錢買煙了。
作為哲學和文化研究專業的學生，他時常反思：為什麼電影裡總是把抽煙的鏡頭塑造成浪漫、性感的符號？為什麼法國的攝影作品上，到處是叼著煙的畫面，配上塗得極濃的口紅？
某次他看壹個哲學系教授的課程視頻，看著看著，對方突然掏出了煙，李迪嚇得趕緊關上電腦——他怕那煙從屏幕裡冒出來。
李迪在社交平台上發帖控訴校園贰手煙，想提醒那些呼吸道本就存在問題、做過手術或對氣味敏感的人，在藝考選校時多壹些考量。然而這為他招致變本加厲的攻擊。
有人專門跑到線下圍堵他，有人拍了吞雲吐霧的短片來嘲諷他，還有同學cos他穿防護服、戴防毒面具的樣子。沖突最劇烈的壹次，壹位同樓男生報警控告他在廁所偷拍，侵犯隱私。但李迪說，他只是拍了對方在廁所抽煙的證據，手機始終未進入隔間內部。他將視頻公開出來，畫面中的確未出現對方身體。此事不了了之後，那位同學仍然在線上和線下控訴李迪。
也有人私信支持他，講述自己忍受贰手煙多年的心聲，分享更多勸阻吸煙的技巧，甚至有人想為李迪辦展覽、拍片子——只是或許要等他們畢業後，才敢把這些作品發出來。壹位來自校外的心理咨詢師，則鼓勵他繼續投訴和抗爭。
李迪有時會這身打扮行走在校園。
校園裡幾乎人人都認識這位穿著誇張的“贰手煙斗士”——為了洗澡後不沾煙味，李迪常常穿著黃色防護服、戴著防毒面具，往返於澡堂和宿舍之間。連半夜上廁所也要全副武裝。偶爾遇到不認識他的人，會在電梯裡問，“朋友，拍完什麼片子回來？”李迪戴著面具不便說話，只能擺擺手，或簡單吐出兩個字，“過敏。”
在學校，他獨來獨往，幾乎沒有朋友。北京很大，但他能去的地方不多。為了避開煙味，他通常在國家圖書館自習；餐館只敢吃肯德基、麥當勞之類的連鎖品牌——因為這些地方對吸煙的管理很嚴格。回到雲南老家，他最喜歡在夜晚去爬山，或獨自走在田間，除了燒秸稈的幾天，那裡幾乎聞不到壹點兒煙味。
職場“原罪”
很難想象，李迪出生在雲南的壹座煙草小城。
當地吸煙風氣很盛。他身邊的男性幾乎都吸煙，孩子們出於好奇，常撿大人丟棄的煙頭偷吸兩口。初中那年，班上有人給李迪遞煙，他吸了壹口，瞬間天旋地轉，“像從開了拾倍速的旋轉木馬上摔下來，暈了好幾個小時”。
本科畢業後，李迪以筆試第壹的成績，考入中國煙草雲南分公司，成為管培生。是母親勸他去的——在當地，煙草公司的待遇遠高於其他國企。
然而從上班第壹天起，李迪就開始腹瀉、嘔吐。起初他以為是水土不服和溫差——辦公地點在壹個熱帶縣城，室外氣溫在35度以上，室內是強勁的冷氣。30多人的辦公室裡，幾乎所有人都在工位上抽煙。李迪算了下，只有5個人不抽。有人給他遞煙，他擺手說不要，對方壹臉驚訝，“幹這行的，居然不抽煙？得去學學，不然沒法幹。”
煙味不只在辦公室。下鄉檢查時，八九個小時的山路，司機和同事會在封閉的車上壹邊晃壹邊抽。
大約工作了半個月後，李迪身上長滿了紅色的包。昆明的醫生診斷為皮膚過敏，但查不出過敏原。李迪想請假做進壹步檢查，辦公室主任以“診斷結果不明確”為由不予批准。最後單位把他下調到另壹個縣，24小時值守那些非國營卷煙廠的小作坊和生產煙絲的窩點。
到了第17天，李迪被逼到了生理極限，決定辭職。
他先後去過至少拾家公司——從律所到新媒體運營，各種崗位都試了壹圈，有的是主動離職，有的是被動。他逐漸意識到，自己真正受不了的是贰手煙環境。
寫字樓裡，總有人躲在廁所和消防通道抽煙；有的人在外面抽完，煙味也會帶入室內；甚至有同事直接在工位上抽電子煙——這種別人察覺不到的味道，在李迪聞起來特別刺鼻。他開始反胃，食物往上頂，卡在喉嚨裡，或者直接吐出來。
贰手煙的危害。（圖源：丁香醫生）
這些生理反應，讓他在職場上顯得“不合群”。
最離譜的是壹次公司聚餐。那段時間，李迪被贰手煙熏出了滿嘴潰瘍，沒法笑，也喝不了酒。聚餐剛結束，部門主管就打來電話，說是老板的老婆在席上覺得他沒敬酒，不給面子，讓他直接走人。
李迪幹過最長的壹份工作，是在北京壹家攝影藝術機構——他做滿了合同約定的叁個月。在那家機構，他向領導反饋有人在廁所抽煙。領導表揚李迪工作認真負責，但他能敏銳感覺到，那些抽煙的同事自那之後對他有了敵意。
後來他在網上認識了壹個24歲的快遞員。對方在上海工作，對煙味的過敏症狀比李迪還嚴重，連上廁所都得戴防毒面具。最後，公司領導覺得他這樣“丟面子”，把他開除了。
李迪是在不斷就醫和排查中才意識到，自己身體的各種異樣反應，或許與贰手煙有關。
以前在雲南，他總把這些反應歸結為其他原因，比如感冒。彌漫在空氣中的贰手煙，很難被想到是誘因。甚至作為壹種氣味，它本身也常常被忽略。
新冠疫情後，他才逐漸察覺到煙味——也許因為長時間居家隔離和戴口罩，使得鼻腔再次暴露在常規空氣中時，變得更加敏感。到北京讀研後，他的嗓子開始出現濃痰和鼻涕，說話聲音也變得特別沙啞。坐地鐵時，廁所味和煙味混在壹起，每隔半分鍾就有很酸的液體從喉嚨裡湧出來。
醫生普遍診斷為咽喉炎，沒有人會在病歷上寫“由贰手煙導致”，這些症狀壹律被歸納為“接觸刺激性氣味”。醫生只能建議他，盡量遠離贰手煙環境。
某次被煙味差點兒熏暈後，他連去了柒天醫院，查遍了過敏原。醫生說，即便做了脫敏注射，效果也有限。但李迪還是決定接受注射，主要是針對塵螨的，療程叁年，每周注射壹次。回老家時，他就把藥劑裝在保冷箱裡，帶回雲南注射。
然而針對尼古丁，醫院並不提供脫敏治療的辦法。
李迪每周要接受過敏注射治療。回雲南時，他就把藥劑裝在保冷箱裡帶回去注射。
李迪意識到，自己或許是壹個基因的例外。尼古丁會促使壹部分人大腦分泌乙酰膽鹼等神經遞質，從而得到爽感。然而對另壹部分人來說，只會造成惡心和不適。這種差異在學術上被認為與人的某個染色體有關。
但他拒絕用“病”來定義自己的不耐受。
“錯的是隨意釋放贰手煙的人，憑什麼要受害者證明自己有病？”在李迪看來，真正該被視作社會疾病的，是違規吸煙行為本身；受不了煙味，從來就不該是壹種病。他有時會刷到，壹些酒店的無煙房比吸煙房價格更貴，可明明吸煙房清理煙灰、除煙味都需要更多成本。
他覺得，本質上，是商家把追求健康扭曲為了“矯情”的代價。
成為邊緣人
在李迪看來，某種程度上，煙草已經異化成了職場的“升職器”。
在他的老家，有的男性即便自己不抽，兜裡也會揣著煙和打火機，隨時准備給人敬煙。是否吸煙，似乎成了衡量壹個人是否“上道”，是否具有職業競爭力的關鍵。這種現象在程序員、醫生等職業中或許不明顯，但在銷售、管理這類非技術崗位上尤為嚴重。
2024年5月11日，珠海，政府工作人員在餐飲場所張貼禁煙標識。
讓他感到惱火的是，這種文化背後無處不在的刻板印象。似乎所有人都默認男性更能容忍和接受贰手煙，更有人把有關贰手煙的探討認為是性別對立。
每次進博物館，安檢員總會問李迪有沒有帶打火機，卻從不詢問前後的女性游客。他在社交平台上發帖，無論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會稱他為“姐妹”——似乎只有女性才有這種呼吸需求。
李迪的導師曾說，他在辦公室吸煙，會先問問女老師的意見，但也只問女老師。還有壹個來給李迪做說服工作的詩人表達過類似“紳士風度”：如果在聚餐的包廂裡吸煙，會先問問在場女性的意見，“如果女同志都不說話，我們都開抽了”。
李迪對這種敘述感到憤怒：這似乎默認了男老師是能夠也必須容忍贰手煙的。況且為什麼只問女老師而不問學生呢？當他們征求女性意見時，真的是平等的詢問嗎？對方如果沉默，就代表接受嗎？
他記得某次在警務室，他向兩位女性工作人員描述自己被煙味熏得頭暈惡心，其中壹位女輔警突然眼含淚水地說，“我也是，我還懷著孕呢”。那壹刻他意識到，作為沒有編制的臨時工，這個女輔警在職場上恐怕連“被詢問”的資格都沒有。
李迪日常攜帶的防毒面具，有時也會戴著上課。
在網絡上，李迪被冠以“高校林則徐”的稱號。他抗拒這個稱呼。
“林則徐是大官，身居高位；我只是在自救，保護我自己。”他說。更何況，“林則徐”這個稱呼最初是那些煙民用來侮辱他的，他們覺得他沒事找事，故意“禁煙禁毒”；支持他的人則視他為受害者——被逼到別無選擇，只能通過網絡發聲。
可他既不想拯救世界，也不想等著被別人拯救。他說自己從始至終沒有不讓人抽煙，只是不想吸到贰手煙。他也並非沒有抽煙的朋友，有壹個做嘻哈音樂的好友也抽煙，可朋友每次抽都會避開李迪。
對於吸煙，李迪有著哲學式的嚴謹：個人自由的限度，是不侵犯別人的自由。如果所有人都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最終只會造成別人的不自由。到頭來所有人都不自由。
他有時會想，如果自己對煙味耐受，生活會不會是另外的樣子？那他可能初中或高中就染上了煙癮；大學畢業後，也許會留在煙草公司，或者去其他高薪行業，在吞雲吐霧中過著壹種“正常”且逐步上升的人生。
但他被自己的“基因”困住了。
李迪依然沒想好將來做什麼。他想過開壹間書店，或者幹脆徹底離開這裡，去那些控煙條例真正被執行的地方，比如中國的香港或澳門，哪怕做壹份體力活——送外賣，或者去便利店打工也行，只要那裡的空氣足夠幹淨。
對他而言，這意味著，至少不用戴著防毒面具生活。
（文中李迪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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