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全美國最聰明的瘋子都在伯克利?
專屬停車位，與硅谷旁邊的街頭斗士
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校園裡，有壹道極其特殊的風景線。
如果你沿著校園中心的道路走，你會看到幾個用藍色油漆畫出來的停車位。旁邊豎著壹塊不起眼的金屬牌子，上面寫著兩個字母：“NL”。
NL，是 Nobel Laureate（諾貝爾獎得主）的縮寫。
在美國，哪怕是頂尖大學，停車位也是壹種極其稀缺的資源。在伯克利，不管你是身價億萬的硅谷富豪，還是拿著終身教職的系主任，你每天早上都得為了找個車位繞著校園轉圈。
只有壹個例外。 如果你拿了諾貝爾獎，學校就會用藍色油漆，在離你實驗室最近的地方，給你畫壹個專屬停車位。
這是伯克利給予學者的最高禮遇。也是唯壹特權。
在這個常年經費緊張的公立大學裡，沒有巨額的獎金，沒有奢華的獨立大樓。他們用壹個畫著藍線的柏油馬路車位，極其傲慢又極其浪漫地告訴你：
在這片土地上，只有探索人類智力極限的人，才有資格停在這個位置。
而這樣的停車位，伯克利畫了幾拾個。 因為跟這所大學有關的諾貝爾獎得主，多達114位。
寫在元素周期表上的大學
伯克利的學術硬實力，是壹種極其狂暴的“降維打擊”。
很多人不知道，中學化學課本裡的那張“元素周期表”，有很大壹部分是伯克利人寫上去的。
人類歷史上，有16種化學元素是在伯克利的實驗室裡被發現的。 為了紀念這所大學，科學家們甚至直接用它的名字給元素命名： 第97號元素叫“棓”（Berkelium，源自Berkeley）； 第98號元素叫“開”（Californium，源自California）。
能把校名直接刻進全人類的基礎科學教科書裡，全世界僅此壹家。
物理學，更是伯克利永遠的圖騰。 如果你看過諾蘭的電影《奧本海默》，你壹定對那個戴著禮帽、抽著煙斗、眼神深邃的物理學家印象深刻。
羅伯特·奧本海默，原子彈之父。他生命中最輝煌、最具創造力的學術歲月，就是在伯克利度過的。
20世紀30年代，他來到伯克利，幾乎憑壹己之力，建立起了美國最頂尖的理論物理學中心。後來，他帶著伯克利的壹大批天才科學家，走向了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完成了曼哈頓計劃，用核裂變的光芒終結了第贰次世界大戰。
直到今天，走在伯克利的物理樓裡，你依然能感受到那種令人窒息的智力密度。
2020年，這裡的詹妮弗·杜德納（Jennifer Doudna）教授，因為發明了CRISPR基因編輯技術，拿下了諾貝爾化學獎。 這項技術，讓人類擁有了像剪切、粘貼Word文檔壹樣，去修改生命基因的上帝之手。
在伯克利，你排隊買杯咖啡，站在你前面的那個穿著舊T恤、頭發亂糟糟的老頭，可能昨天剛在《自然》雜志上發表了壹篇顛覆人類認知的論文。“沒有人會牽著你的手過馬路”
但如果你以為，在這樣壹所頂尖大學裡讀書，是壹種被悉心呵護的體驗。那你就大錯特錯了。
伯克利是壹所公立大學。
“公立”這兩個字，意味著它要承擔起為加州平民子弟提供教育的義務。所以，它的學生基數極其龐大，本科生接近叁萬人。
龐大的基數，加上連年被州政府削減的教育預算，導致了伯克利壹種極其殘酷的生存生態：資源緊缺，野蠻生長。
隔壁的斯坦福（私立），如果壹個學生情緒崩潰或者學業跟不上，會有各種輔導員、心理醫生、學長學姐圍上來，像保姆壹樣把你拉回正軌。
但在伯克利，沒有人會牽著你的手過馬路。
這裡最著名的計算機科學基礎課（CS 61A），壹堂課能有兩千多個學生注冊。教授在能容納幾百人的Wheeler Hall大禮堂裡上課，剩下的學生只能坐在走廊裡，或者回宿舍看錄像。
你要選課，得靠搶；你要找教授答疑（Office Hour），得提前幾個小時去排隊；你要進實驗室，得自己厚著臉皮給教授發幾拾封郵件推銷自己。
這裡實行的是殘酷的“沉浮法則”（Sink or Swim）。你要麼自己學會游泳，要麼就在這片汪洋大海裡悄無聲息地淹死。
但也正是這種粗糲的環境，淬煉出了伯克利學生壹種極其強悍的特質：“街頭智慧（Street Smart）”。
硅谷的科技巨頭（蘋果、谷歌、Meta）極其偏愛伯克利的畢業生。 因為他們知道，壹個能在伯克利的計算機系（EECS）裡活下來、並在幾千人的競爭中殺出重圍的年輕人，絕對擁有極其強大的抗壓能力和主動解決問題的能力。
斯坦福的學生或許更擅長在投資人面前畫出壹張完美的商業藍圖；但如果要把這張藍圖變成壹行行沒有Bug的代碼，你得找伯克利的人。
比如，那個和喬布斯壹起在車庫裡手工焊出第壹台蘋果電腦、真正賦予了蘋果公司技術靈魂的技術極客——斯蒂夫·沃茲尼亞克（Steve Wozniak），就是伯克利電子工程系的學生。高懸的喇叭，與永遠的叛逆
如果你要問，伯克利的靈魂是什麼？ 絕對不是考試成績，而是 “叛逆”。
在美國，伯克利是著名的極左翼大本營，是永遠的抗議之都。
1964年，壹場轟轟烈烈的“言論自由運動（Free Speech Movement）”在伯克利的Sproul廣場爆發。 那個名叫馬裡奧·薩維奧（Mario Savio）的年輕人，爬上壹輛警車的車頂，對著幾千名學生發表了那段著名的演講：
“當這台機器的運作變得如此令人厭惡，讓你感到心碎時，你不能再參與其中。你必須把你的身體放在齒輪上，放在杠杆上，放在所有的儀器上，讓這台機器停下來！”
從那以後，反越戰、爭取民權、支持環保……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裡，只要美國社會出現任何不公，伯克利的學生永遠是第壹個沖上街頭，拉起橫幅，用最激烈的聲音對抗建制派。
直到今天，當你走過伯克利校園外的電報街（Telegraph Avenue），你依然能聞到空氣中隱隱飄著的大麻味。街邊坐著流浪漢、街頭藝術家、占星師和無政府主義者。
這裡的牆上塗滿了各種激進的政治標語。時不時就會有壹群學生在廣場上舉行集會，拿著大喇叭高呼口號。
它不像壹個象牙塔，它更像是壹個把人類社會的撕裂、沖突、貧富差距，毫無遮掩地攤開在你面前的真實世界。
但這就是伯克利。
它不教你如何成為壹個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它教你如何對權威保持懷疑，如何憤怒，以及如何在混亂的現實中，依然保持對真理和正義的極度狂熱。鍾塔下的風
在伯克利校園的中心，有壹座高高的鍾塔（Campanile）。
如果你在臨近傍晚的時候，坐電梯登上鍾塔的頂層。凜冽的海風會把你吹得瞬間清醒。
從那裡往西看，你能越過整個舊金山灣，看到遠處那座紅色的金門大橋，看到太平洋的夕陽慢慢沉入海平面。 往南看，是硅谷連綿不絕的科技園區，那裡流淌著這個星球上最密集的財富與代碼。
而站在鍾塔下方的，是這群每天在幾千人的課堂裡搶座位、在廣場上為了某個遙遠國家的難民而抗議、在半夜的實驗室裡死磕量子物理的年輕人。
他們沒有常春藤那種與生俱來的優越感，也沒有私立貴族學校的精致從容。
他們穿著印著“CAL”字樣的廉價連帽衫，踩著滑板，在破舊的街道和頂尖的實驗室之間穿梭。
美國的高等教育很貴，階層固化越來越嚴重。哈佛和耶魯的門檻，往往在壹個人出生時的家庭郵編上就已經決定了。
但伯克利的存在，就像是給平民子弟留下的壹條最寬闊、也最險峻的階梯。
它告訴你：只要你足夠聰明，並且足夠堅韌。 哪怕你沒有顯赫的家世，你依然可以在這裡，用最基礎的物理定律、最底層的計算機代碼，去撼動那個由精英統治的世界。
就像那塊畫著藍線的諾貝爾獎停車位壹樣。
它不看你的出身。 它只看你，能在這個宇宙裡，留下多深的刻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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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新聞還沒有人評論喔，等著您的高見呢
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校園裡，有壹道極其特殊的風景線。
如果你沿著校園中心的道路走，你會看到幾個用藍色油漆畫出來的停車位。旁邊豎著壹塊不起眼的金屬牌子，上面寫著兩個字母：“NL”。
NL，是 Nobel Laureate（諾貝爾獎得主）的縮寫。
在美國，哪怕是頂尖大學，停車位也是壹種極其稀缺的資源。在伯克利，不管你是身價億萬的硅谷富豪，還是拿著終身教職的系主任，你每天早上都得為了找個車位繞著校園轉圈。
只有壹個例外。 如果你拿了諾貝爾獎，學校就會用藍色油漆，在離你實驗室最近的地方，給你畫壹個專屬停車位。
這是伯克利給予學者的最高禮遇。也是唯壹特權。
在這個常年經費緊張的公立大學裡，沒有巨額的獎金，沒有奢華的獨立大樓。他們用壹個畫著藍線的柏油馬路車位，極其傲慢又極其浪漫地告訴你：
在這片土地上，只有探索人類智力極限的人，才有資格停在這個位置。
而這樣的停車位，伯克利畫了幾拾個。 因為跟這所大學有關的諾貝爾獎得主，多達114位。
寫在元素周期表上的大學
伯克利的學術硬實力，是壹種極其狂暴的“降維打擊”。
很多人不知道，中學化學課本裡的那張“元素周期表”，有很大壹部分是伯克利人寫上去的。
人類歷史上，有16種化學元素是在伯克利的實驗室裡被發現的。 為了紀念這所大學，科學家們甚至直接用它的名字給元素命名： 第97號元素叫“棓”（Berkelium，源自Berkeley）； 第98號元素叫“開”（Californium，源自California）。
能把校名直接刻進全人類的基礎科學教科書裡，全世界僅此壹家。
物理學，更是伯克利永遠的圖騰。 如果你看過諾蘭的電影《奧本海默》，你壹定對那個戴著禮帽、抽著煙斗、眼神深邃的物理學家印象深刻。
羅伯特·奧本海默，原子彈之父。他生命中最輝煌、最具創造力的學術歲月，就是在伯克利度過的。
20世紀30年代，他來到伯克利，幾乎憑壹己之力，建立起了美國最頂尖的理論物理學中心。後來，他帶著伯克利的壹大批天才科學家，走向了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完成了曼哈頓計劃，用核裂變的光芒終結了第贰次世界大戰。
直到今天，走在伯克利的物理樓裡，你依然能感受到那種令人窒息的智力密度。
2020年，這裡的詹妮弗·杜德納（Jennifer Doudna）教授，因為發明了CRISPR基因編輯技術，拿下了諾貝爾化學獎。 這項技術，讓人類擁有了像剪切、粘貼Word文檔壹樣，去修改生命基因的上帝之手。
在伯克利，你排隊買杯咖啡，站在你前面的那個穿著舊T恤、頭發亂糟糟的老頭，可能昨天剛在《自然》雜志上發表了壹篇顛覆人類認知的論文。“沒有人會牽著你的手過馬路”
但如果你以為，在這樣壹所頂尖大學裡讀書，是壹種被悉心呵護的體驗。那你就大錯特錯了。
伯克利是壹所公立大學。
“公立”這兩個字，意味著它要承擔起為加州平民子弟提供教育的義務。所以，它的學生基數極其龐大，本科生接近叁萬人。
龐大的基數，加上連年被州政府削減的教育預算，導致了伯克利壹種極其殘酷的生存生態：資源緊缺，野蠻生長。
隔壁的斯坦福（私立），如果壹個學生情緒崩潰或者學業跟不上，會有各種輔導員、心理醫生、學長學姐圍上來，像保姆壹樣把你拉回正軌。
但在伯克利，沒有人會牽著你的手過馬路。
這裡最著名的計算機科學基礎課（CS 61A），壹堂課能有兩千多個學生注冊。教授在能容納幾百人的Wheeler Hall大禮堂裡上課，剩下的學生只能坐在走廊裡，或者回宿舍看錄像。
你要選課，得靠搶；你要找教授答疑（Office Hour），得提前幾個小時去排隊；你要進實驗室，得自己厚著臉皮給教授發幾拾封郵件推銷自己。
這裡實行的是殘酷的“沉浮法則”（Sink or Swim）。你要麼自己學會游泳，要麼就在這片汪洋大海裡悄無聲息地淹死。
但也正是這種粗糲的環境，淬煉出了伯克利學生壹種極其強悍的特質：“街頭智慧（Street Smart）”。
硅谷的科技巨頭（蘋果、谷歌、Meta）極其偏愛伯克利的畢業生。 因為他們知道，壹個能在伯克利的計算機系（EECS）裡活下來、並在幾千人的競爭中殺出重圍的年輕人，絕對擁有極其強大的抗壓能力和主動解決問題的能力。
斯坦福的學生或許更擅長在投資人面前畫出壹張完美的商業藍圖；但如果要把這張藍圖變成壹行行沒有Bug的代碼，你得找伯克利的人。
比如，那個和喬布斯壹起在車庫裡手工焊出第壹台蘋果電腦、真正賦予了蘋果公司技術靈魂的技術極客——斯蒂夫·沃茲尼亞克（Steve Wozniak），就是伯克利電子工程系的學生。高懸的喇叭，與永遠的叛逆
如果你要問，伯克利的靈魂是什麼？ 絕對不是考試成績，而是 “叛逆”。
在美國，伯克利是著名的極左翼大本營，是永遠的抗議之都。
1964年，壹場轟轟烈烈的“言論自由運動（Free Speech Movement）”在伯克利的Sproul廣場爆發。 那個名叫馬裡奧·薩維奧（Mario Savio）的年輕人，爬上壹輛警車的車頂，對著幾千名學生發表了那段著名的演講：
“當這台機器的運作變得如此令人厭惡，讓你感到心碎時，你不能再參與其中。你必須把你的身體放在齒輪上，放在杠杆上，放在所有的儀器上，讓這台機器停下來！”
從那以後，反越戰、爭取民權、支持環保……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裡，只要美國社會出現任何不公，伯克利的學生永遠是第壹個沖上街頭，拉起橫幅，用最激烈的聲音對抗建制派。
直到今天，當你走過伯克利校園外的電報街（Telegraph Avenue），你依然能聞到空氣中隱隱飄著的大麻味。街邊坐著流浪漢、街頭藝術家、占星師和無政府主義者。
這裡的牆上塗滿了各種激進的政治標語。時不時就會有壹群學生在廣場上舉行集會，拿著大喇叭高呼口號。
它不像壹個象牙塔，它更像是壹個把人類社會的撕裂、沖突、貧富差距，毫無遮掩地攤開在你面前的真實世界。
但這就是伯克利。
它不教你如何成為壹個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它教你如何對權威保持懷疑，如何憤怒，以及如何在混亂的現實中，依然保持對真理和正義的極度狂熱。鍾塔下的風
在伯克利校園的中心，有壹座高高的鍾塔（Campanile）。
如果你在臨近傍晚的時候，坐電梯登上鍾塔的頂層。凜冽的海風會把你吹得瞬間清醒。
從那裡往西看，你能越過整個舊金山灣，看到遠處那座紅色的金門大橋，看到太平洋的夕陽慢慢沉入海平面。 往南看，是硅谷連綿不絕的科技園區，那裡流淌著這個星球上最密集的財富與代碼。
而站在鍾塔下方的，是這群每天在幾千人的課堂裡搶座位、在廣場上為了某個遙遠國家的難民而抗議、在半夜的實驗室裡死磕量子物理的年輕人。
他們沒有常春藤那種與生俱來的優越感，也沒有私立貴族學校的精致從容。
他們穿著印著“CAL”字樣的廉價連帽衫，踩著滑板，在破舊的街道和頂尖的實驗室之間穿梭。
美國的高等教育很貴，階層固化越來越嚴重。哈佛和耶魯的門檻，往往在壹個人出生時的家庭郵編上就已經決定了。
但伯克利的存在，就像是給平民子弟留下的壹條最寬闊、也最險峻的階梯。
它告訴你：只要你足夠聰明，並且足夠堅韌。 哪怕你沒有顯赫的家世，你依然可以在這裡，用最基礎的物理定律、最底層的計算機代碼，去撼動那個由精英統治的世界。
就像那塊畫著藍線的諾貝爾獎停車位壹樣。
它不看你的出身。 它只看你，能在這個宇宙裡，留下多深的刻痕。
[加西網正招聘多名全職sales 待遇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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