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內卷 考公 失業 坐困窮途的他們看起來很眼熟
“湯匙階級論”可以說深入人心，韓國的民眾調查顯示，2013年有75.2％的韓國人認為“不管付出多少，不管如何努力，靠自己實現階層上升的可能性是很低的”，2015年，持這種想法的韓國人上升到了81％，2017年又上升到83.4％，直到現在這壹比例還在逐年上升。
前總統樸槿惠被彈劾與審判，原動力就來自於“土湯匙階級”對貧富差距和階層固化的不滿。樸槿惠親信崔順實的女兒鄭宥拉因為依靠背景和關系的不正當入學，引發韓國社會的憤怒，尤其是鄭宥拉在社交媒體上的“要埋怨你們的父母沒有能力”等言論，終於此生了2016年10月在韓國各地開始的燭光集會。“土湯匙”們激烈譴責依靠父母財力與權力決定人生的社會，最終將總統樸槿惠趕下台。
不過，在階層固化已經根深蒂固的韓國社會，將壹位總統趕下台並不意味著社會形態的轉變。對於韓國人來說，抗爭不是全部，甚至只能算是插曲，“內卷”才是永恒的。即使是“金湯匙”“銀湯匙”也不例外。
《坐困窮途》中描繪了大峙洞的“補習班壹條街”。這些課外補習班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流行，集中於富人聚居的江南地帶，繼而“成行成市”。
對於韓國中產以上階層來說，盡管自家孩子“贏在起跑線上”，但他們也始終處於恐懼中，擔心後代無法維系現有階層地位。在階層上升空間和好的就業機會有限的情況下，唯有將子女培養成“精英”，踩在大多數同齡人的肩膀上，才能維系“體面”。
於是，熟悉的場景又出現了：為了讓孩子在大峙洞上補習班，或是在教育水平最高的江南區讀高中，韓國媽媽們會以幾億韓元（壹億韓元約50萬元人民幣(专题)）的巨額定金租“老破小”房子，甚至會不顧坐牢風險偽造戶口。連許多高級公務員都鋌而走險，前總統李明博就曾為了子女教育數次偽造戶口，釀成丑聞。明星級別的補習班老師，年收入可以輕松過百億韓元（約5000萬人民幣）。韓國高考同樣牽動人心，無數家長穿著有寓意的服裝、手持有寓意的物品，等在考場門口。
更令人熟悉的是教育體制的種種“改革”。韓國為了改善內卷，推動綜合素質培養，結果反而導致孩子們在學業壓力未減的同時，又增加了體育、音樂和美術等培訓班的壓力。韓國政府對培訓機構嚴格管理，要求晚上拾點必須關門，孩子們則在各種公寓甚至校車裡偷偷上課，跟管理者打起了游擊。
但讀好的高中、考上大學，並不意味著結束。韓國年輕人面臨著大學畢業也很難找到理想工作的局面，想去大企業，只能依靠海外名校或韓國叁大高校的背景。但叁大高校又優先錄取本地生源，比如首爾大學90%以上的學生都來自首爾。換言之，大多數非大城市的孩子，從出生就已經輸了。於是，他們只能瘋狂考公。
作為東亞國家，韓國受儒家影響很深，官本位思想可算是根深蒂固，考公本就有深厚基因，現實的沖擊則讓這壹基因更為根深蒂固。
韓國有許多“考試院”，也就是考公者的集體宿舍，房間寬度還不到壹個成年人的臂展，洗漱和廚房等只能公用，環境拾分逼仄壓抑。有些人在這種環境裡壹住就是好幾年，脫產備考公務員。韓國人有“肆當伍落”的說法，認為每天只睡肆個小時才可能考上，睡伍個小時肯定落榜。考叁次才能考上，已經是“人中之龍”，考伍次甚至柒次結果依然落榜的大有人在。《坐困窮途》中提到，有調查顯示，70%的公試生表現出抑郁和自殺傾向。與此同時，韓國在經合組織成員國中擁有最高的青年自殺率。
不考公，出路就更為狹窄。書中提到了韓國大學就業領域的八大標准，包括出身學校、大學成績、海外語言研修經歷、托業成績、是否參加過大企業舉辦的公開招聘活動、資格證、實習經歷以及志願者活動。這種嚴格的量化標准，並不意味著滿足數據就能求職成功，比如書中提到的崔申，他的大學績點達到3.8分，在美國完成1年語言進修，在德國參加志願者活動，在知名互聯網企業實習3個月，但求職百次照樣無果。
金敬哲提出了“宜家世代”概念，將這些達到各種量化標准卻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比作宜家這壹品牌，指宜家產品有著高性價比，很適合短期使用，這些年輕人也壹樣，只不過是企業用完即棄的高性價比消耗品。
迫於壓力，越來越多的韓國年輕人自嘲為“N拋世代”。這個概念是2011年提出的“叁拋世代”的升級版。“叁拋世代”指面對高房價、高物價、就業難和低工資等社會問題，壹部分韓國年輕人不得不拋棄人生叁件大事：戀愛、結婚和生子。如今，年輕壹代拋棄的已經不止是這叁件事，而是N件事。
在韓國社會，並非只有年輕人處於艱難中。它幾乎是代際層面的無差別淪陷，年輕人眼中的“既得利益者”，同樣身處困境。或者說，高度內卷的韓國社會，只有少數“頂層”是既得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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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總統樸槿惠被彈劾與審判，原動力就來自於“土湯匙階級”對貧富差距和階層固化的不滿。樸槿惠親信崔順實的女兒鄭宥拉因為依靠背景和關系的不正當入學，引發韓國社會的憤怒，尤其是鄭宥拉在社交媒體上的“要埋怨你們的父母沒有能力”等言論，終於此生了2016年10月在韓國各地開始的燭光集會。“土湯匙”們激烈譴責依靠父母財力與權力決定人生的社會，最終將總統樸槿惠趕下台。
不過，在階層固化已經根深蒂固的韓國社會，將壹位總統趕下台並不意味著社會形態的轉變。對於韓國人來說，抗爭不是全部，甚至只能算是插曲，“內卷”才是永恒的。即使是“金湯匙”“銀湯匙”也不例外。
《坐困窮途》中描繪了大峙洞的“補習班壹條街”。這些課外補習班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流行，集中於富人聚居的江南地帶，繼而“成行成市”。
對於韓國中產以上階層來說，盡管自家孩子“贏在起跑線上”，但他們也始終處於恐懼中，擔心後代無法維系現有階層地位。在階層上升空間和好的就業機會有限的情況下，唯有將子女培養成“精英”，踩在大多數同齡人的肩膀上，才能維系“體面”。
於是，熟悉的場景又出現了：為了讓孩子在大峙洞上補習班，或是在教育水平最高的江南區讀高中，韓國媽媽們會以幾億韓元（壹億韓元約50萬元人民幣(专题)）的巨額定金租“老破小”房子，甚至會不顧坐牢風險偽造戶口。連許多高級公務員都鋌而走險，前總統李明博就曾為了子女教育數次偽造戶口，釀成丑聞。明星級別的補習班老師，年收入可以輕松過百億韓元（約5000萬人民幣）。韓國高考同樣牽動人心，無數家長穿著有寓意的服裝、手持有寓意的物品，等在考場門口。
更令人熟悉的是教育體制的種種“改革”。韓國為了改善內卷，推動綜合素質培養，結果反而導致孩子們在學業壓力未減的同時，又增加了體育、音樂和美術等培訓班的壓力。韓國政府對培訓機構嚴格管理，要求晚上拾點必須關門，孩子們則在各種公寓甚至校車裡偷偷上課，跟管理者打起了游擊。
但讀好的高中、考上大學，並不意味著結束。韓國年輕人面臨著大學畢業也很難找到理想工作的局面，想去大企業，只能依靠海外名校或韓國叁大高校的背景。但叁大高校又優先錄取本地生源，比如首爾大學90%以上的學生都來自首爾。換言之，大多數非大城市的孩子，從出生就已經輸了。於是，他們只能瘋狂考公。
作為東亞國家，韓國受儒家影響很深，官本位思想可算是根深蒂固，考公本就有深厚基因，現實的沖擊則讓這壹基因更為根深蒂固。
韓國有許多“考試院”，也就是考公者的集體宿舍，房間寬度還不到壹個成年人的臂展，洗漱和廚房等只能公用，環境拾分逼仄壓抑。有些人在這種環境裡壹住就是好幾年，脫產備考公務員。韓國人有“肆當伍落”的說法，認為每天只睡肆個小時才可能考上，睡伍個小時肯定落榜。考叁次才能考上，已經是“人中之龍”，考伍次甚至柒次結果依然落榜的大有人在。《坐困窮途》中提到，有調查顯示，70%的公試生表現出抑郁和自殺傾向。與此同時，韓國在經合組織成員國中擁有最高的青年自殺率。
不考公，出路就更為狹窄。書中提到了韓國大學就業領域的八大標准，包括出身學校、大學成績、海外語言研修經歷、托業成績、是否參加過大企業舉辦的公開招聘活動、資格證、實習經歷以及志願者活動。這種嚴格的量化標准，並不意味著滿足數據就能求職成功，比如書中提到的崔申，他的大學績點達到3.8分，在美國完成1年語言進修，在德國參加志願者活動，在知名互聯網企業實習3個月，但求職百次照樣無果。
金敬哲提出了“宜家世代”概念，將這些達到各種量化標准卻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比作宜家這壹品牌，指宜家產品有著高性價比，很適合短期使用，這些年輕人也壹樣，只不過是企業用完即棄的高性價比消耗品。
迫於壓力，越來越多的韓國年輕人自嘲為“N拋世代”。這個概念是2011年提出的“叁拋世代”的升級版。“叁拋世代”指面對高房價、高物價、就業難和低工資等社會問題，壹部分韓國年輕人不得不拋棄人生叁件大事：戀愛、結婚和生子。如今，年輕壹代拋棄的已經不止是這叁件事，而是N件事。
在韓國社會，並非只有年輕人處於艱難中。它幾乎是代際層面的無差別淪陷，年輕人眼中的“既得利益者”，同樣身處困境。或者說，高度內卷的韓國社會，只有少數“頂層”是既得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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