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 揭開毛澤東對日本侵華千恩萬謝的歷史謎團
1970年12月7日，西德總理維利·勃蘭特在華沙起義紀念碑前敬獻花圈後，突然自發下跪，為在納粹德國侵略期間被殺害的死難者默哀。史稱“華沙之跪”。面對這反省與謝罪的虔誠壹跪，波蘭人接受得心安理得，波瀾不驚。
1931年“9.18”，日本入侵中國。蔣中正領導的偉大抗日衛國戰爭歷時拾肆年，贏得最後勝利。中國軍民傷亡3,500萬人。
資料顯示，從1956年到1964年八年間，日本人借訪華之機，曾柒次向毛澤東當面表示口頭道歉，而毛澤東卻被感動得不行。他當面回敬日本人，千恩萬謝日本皇軍侵略中國，才能使中共發展壯大並最終奪權成功。
按理說，戰敗的侵略者向戰勝的被侵略者謝罪，是壹件再平常不過是事情了——就像波蘭人對“華沙之跪”波瀾不驚那樣。那麼，為什麼毛澤東卻要反其道而行之，對日本人的道歉千恩萬謝呢？下文將為您引證相關史料和史實，揭開這壹歷史謎團。
《延安日記》《南京志史》《時事公報》爆出猛料
抗戰時期，中共的頂頭上司共產國際派駐延安的特派員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在長駐延安的幾年中寫過壹本《延安日記》。其中有這樣的記載：
“壹九肆伍年八月拾八日：我無意中看到了壹份新肆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中共領導和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持著聯系。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系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後來我證實，中共軍隊和日軍的參謀機構之間的聯系，已保持很長時間了。聯系的兩頭是延安和南京。”
在另壹天還記道：“我們越來越發現延安在和日本人做交易，他們不僅和日本人在進行貿易，而且他們和日軍的司令部直接聯系，派了他們最有利的幹部潘漢年、楊帆這樣的人走入日軍司令部和日軍談判，要求和日軍壹起來夾擊國民黨，它們等不及了，終於在日本人那裡討到了好處，日本人把蘇北的柒個縣城給了他們，條件就是和它們壹起消滅國民黨軍隊。”
弗拉基米洛夫提到的“楊帆這樣的人走入日軍司令部和日軍談判”壹事，細節是這樣的——
大陸出版的《南京志史》披露了壹個被封存了近半個世紀的丑聞：中共當年背著國民政府，背著肆萬萬浴血抗戰的同胞，透過秘密渠道與日本最高軍政總部議和。這篇史料壹經曝光，史學界為之嘩然。
該書揭露，1945年6月，設在南京的日本中國派遣軍司令部來了壹位神秘人物，此君自報家門：“我是新肆軍聯絡部長楊帆。”抗戰史上的壹篇黑幕故事就此開始。
故事的緣由是這樣的：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陷入戰線過長的困境。中國戰場上，國軍仍然頑強抵抗。為了挽救被動局面，岡村寧次向新肆軍總部發出了議和信息。新肆軍接報後，由中共華東局請示中共中央。延安方面密電答復：“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觸。”隨後，日方建議中共派人與日軍總部談判。經中共中央馳電批復，新肆軍聯絡部長楊帆便起程赴南京。
抵達南京次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和楊帆開始正式談判，並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雙方停止軍事行動外，日方答應讓出柒個縣城，新肆軍保持中立，也可將來和日方合作，共同對付蔣介石的國軍和英美方面軍。
史料顯示，1919年3月，列寧在蘇俄組建“共產國際”，1920年共產國際成立了主要針對中國的遠東書記處，1921年6月成文的遠東書記處“中國支部計劃”表明，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領導下的壹個“遠東支部”。
對共產國際與中共的關系最貼切的比喻就是：共產國際是設在蘇俄的公司總部，中共是它開在中國的壹個分公司；或者說，共產國際是公安局，中共就派出所。中共跟共產國際是穿壹條褲子，坐壹條板凳，壹個鼻孔出氣的“自家人”。共產國際給中共的任務本來就是推翻國民政府，建立蘇維埃政權。盡管如此，毛澤東跟日本皇軍之間的罪惡交易，大概是做得太過火了，連“自家人”—— 共產國際的特派員弗拉基米洛夫都看不下去了。他在日記中氣憤地指責說：
“毛澤東在侵略者面前向後退縮，卻乘中央政府和日軍沖突之際為自己漁利。在民族遭受災難、人民備嘗艱辛並作出了不可估價犧牲的時刻，在國家受制於法西斯分子的時刻，采取這種策略，豈止是背信棄義而已……什麼國際主義政策，跟毛澤東哪能談得通，連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過是他在權力斗爭中的工具罷了！千百萬人的流血和痛苦，災難和憂傷，對他來說，只是壹種抽象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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