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物最大海外寶庫,或將從公眾視野消失
最終，古斯塔夫六世和“中國研究委員會”提出了壹個計劃。他們建議，安特生將各個遺址中挖掘出的人類遺骸全部留給中國，而他在中國獲得的陶器、動物骨骼等，可以先運抵瑞典進行描述、研究。待研究工作完成後，瑞典方面會將安特生藏品中的“最多壹半”寄還給中國。此外，瑞典還保證，將創建壹個關於中國文物和藝術的博物館，將分得的中國文物傳承下去。
從現在的角度看，這個計劃有損中國人的利益，也並不公平。但在當時，中國剛剛建立起自己的考古學科，沒有能力獨立發掘和研究文化遺產，沒有相關的文物保護法，更沒有對文物的話語權。最後，“中國地質調查所”與瑞典簽署了協議，同意在未來將安特生的收藏平分。
負責操辦返還文物問題的安特生並沒有食言。回到瑞典，他就投入了文物的整理與博物館的籌建工作。1929年，安特生擔任館長的“遠東古物博物館”正式向公眾開放，其中的第壹批珍貴藏品，就是安特生帶回的約3萬件未修復的陶器、陶器碎片。而這座博物館，就是如今的東亞博物館的前身。
從1927年到1936年，安特生先後7次將1300多件文物返還給中國，返還的文物典藏在“中國地質調查所”下屬的“地質調查所陳列館”。可惜的是，抗戰爆發後，中國大地陷於戰火，安特生返還的絕大多數文物已經不知所終。此後的很長壹段時間裡，他的身份也變得模糊。
上圖：東亞博物館展廳展出中國古代繪畫，中間壹幅為北宋畫家易元吉的作品。(圖/網絡)；下左：瑞典東亞博物館展廳內展出半山文化墓葬場景復原。（圖/網絡）；下中：瑞典東亞博物館館藏中國陶制墓葬俑 圖/東亞博物館網站；下右：青銅琺琅杯，出產於中國宣德年間。圖/東亞博物館網站
幸運的是，經歷了漫長的時間，安特生當年返還給中國的文物還是現出了蹤跡。2005年，在中國地質博物館的藏品庫中，工作人員發現了叁個重量明顯輕於礦石標本的箱子。最終，他們在箱子中找到了壹些古陶器碎片。經過核對，研究者證實，這些文物應該是當年安特生和“中國地質調查所”聯合發掘、留在中國的成果。而箱中“混進”的壹件寫有特殊編號的陶器碎片，就在安特生返還給中國的文物清單上。
為何這些陶器、碎片會出現在北京？事實上，如今的中國地質博物館，前身就是創立於1916年的“地質礦產陳列館”，也是安特生返還文物的接收機構。抗戰期間，“地質礦產陳列館”的館藏在北京、重慶等地分別保存，戰後又在北京重新合並。這些館藏，成為中國地質博物館的藏品基礎，也是安特生文物可能出現在中國地質博物館藏品庫中的原因。
近年來，還有壹批安特生返還文物的近況在南京被公布出來。2024年，徐建清主編的《遠古之孑遺——南京博物院藏安特生考古資料》出版，書中指出，南京博物院壹直存有300多件安特生考古所得的石器、陶器，但長期以來沒有整理。後來，在整理、研究的過程中，中國地質博物館原常務副館長曹希平判斷，這300多件文物中有28件陶器，應該是安特生返還文物中的壹部分。此外，南京地質博物館內也有少量安特生文物。
借著這些模糊的信息，人們也只能推斷出，安特生文物出現在南京的原因，與抗戰爆發之前，“中國地質調查所”曾帶著“地質礦產陳列館”的部分收藏遷往南京有關。而安特生的經歷也能證實，他曾在1936年11月來到中國親自送還文物，參加活動，還在南京“中國地質調查所”見到了自己早年采集的仰韶文物。
活成“孤本”的瑞典東亞博物館
瑞典與中國簽訂的文物協議，客觀上讓中國考古學界開始有了明確的權利意識。1926年，考古學家李濟與袁復禮在山西南部發現了夏縣西陰村遺址。當時，李濟的考古工作受到了美國弗利爾藝術館的資助，但他堅持與對方簽訂協議，約定發掘工作必須由中國學者主持，發掘出土的文物也必須全部留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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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從現在的角度看，這個計劃有損中國人的利益，也並不公平。但在當時，中國剛剛建立起自己的考古學科，沒有能力獨立發掘和研究文化遺產，沒有相關的文物保護法，更沒有對文物的話語權。最後，“中國地質調查所”與瑞典簽署了協議，同意在未來將安特生的收藏平分。
負責操辦返還文物問題的安特生並沒有食言。回到瑞典，他就投入了文物的整理與博物館的籌建工作。1929年，安特生擔任館長的“遠東古物博物館”正式向公眾開放，其中的第壹批珍貴藏品，就是安特生帶回的約3萬件未修復的陶器、陶器碎片。而這座博物館，就是如今的東亞博物館的前身。
從1927年到1936年，安特生先後7次將1300多件文物返還給中國，返還的文物典藏在“中國地質調查所”下屬的“地質調查所陳列館”。可惜的是，抗戰爆發後，中國大地陷於戰火，安特生返還的絕大多數文物已經不知所終。此後的很長壹段時間裡，他的身份也變得模糊。
上圖：東亞博物館展廳展出中國古代繪畫，中間壹幅為北宋畫家易元吉的作品。(圖/網絡)；下左：瑞典東亞博物館展廳內展出半山文化墓葬場景復原。（圖/網絡）；下中：瑞典東亞博物館館藏中國陶制墓葬俑 圖/東亞博物館網站；下右：青銅琺琅杯，出產於中國宣德年間。圖/東亞博物館網站
幸運的是，經歷了漫長的時間，安特生當年返還給中國的文物還是現出了蹤跡。2005年，在中國地質博物館的藏品庫中，工作人員發現了叁個重量明顯輕於礦石標本的箱子。最終，他們在箱子中找到了壹些古陶器碎片。經過核對，研究者證實，這些文物應該是當年安特生和“中國地質調查所”聯合發掘、留在中國的成果。而箱中“混進”的壹件寫有特殊編號的陶器碎片，就在安特生返還給中國的文物清單上。
為何這些陶器、碎片會出現在北京？事實上，如今的中國地質博物館，前身就是創立於1916年的“地質礦產陳列館”，也是安特生返還文物的接收機構。抗戰期間，“地質礦產陳列館”的館藏在北京、重慶等地分別保存，戰後又在北京重新合並。這些館藏，成為中國地質博物館的藏品基礎，也是安特生文物可能出現在中國地質博物館藏品庫中的原因。
近年來，還有壹批安特生返還文物的近況在南京被公布出來。2024年，徐建清主編的《遠古之孑遺——南京博物院藏安特生考古資料》出版，書中指出，南京博物院壹直存有300多件安特生考古所得的石器、陶器，但長期以來沒有整理。後來，在整理、研究的過程中，中國地質博物館原常務副館長曹希平判斷，這300多件文物中有28件陶器，應該是安特生返還文物中的壹部分。此外，南京地質博物館內也有少量安特生文物。
借著這些模糊的信息，人們也只能推斷出，安特生文物出現在南京的原因，與抗戰爆發之前，“中國地質調查所”曾帶著“地質礦產陳列館”的部分收藏遷往南京有關。而安特生的經歷也能證實，他曾在1936年11月來到中國親自送還文物，參加活動，還在南京“中國地質調查所”見到了自己早年采集的仰韶文物。
活成“孤本”的瑞典東亞博物館
瑞典與中國簽訂的文物協議，客觀上讓中國考古學界開始有了明確的權利意識。1926年，考古學家李濟與袁復禮在山西南部發現了夏縣西陰村遺址。當時，李濟的考古工作受到了美國弗利爾藝術館的資助，但他堅持與對方簽訂協議，約定發掘工作必須由中國學者主持，發掘出土的文物也必須全部留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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