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物最大海外寶庫,或將從公眾視野消失
而瑞典國家財產委員會的漲價，似乎也有自己的理由。該機構在官方網站的說明中提到：長期以來，他們的房租定價壹直低於市場水平，並不符合市場化運營的規律，這是他們提出大幅漲價的原因。而且，該機構沒有進行補貼或者資助的權力。在他們看來，博物館想要獲得資金支持，應該去爭取國家預算或者議會撥款，而不是向他們訴苦。
這不是東亞博物館第壹次面臨關停的命運。早在2016年9月，時任世界文化博物館負責人安·福林就曾提議關閉東亞博物館，將其與民族志博物館、地中海博物館合並。當時，她給出的理由也是“沒錢負擔”。後來，因為遭遇了強烈抗議，博物館才得以幸存至今。
而現在，危險似乎真的來臨了。這壹次，壹些政界人士也開始為東亞博物館積極發聲。斯德哥爾摩市反對黨領袖揚·約翰松稱，如果城區租金太高，兩座博物館可以考慮搬遷到郊區，但絕對不能選擇壹關了之。他強調，斯德哥爾摩是享譽北歐的文化之都，政府相關機構卻要主動提高租金，逼迫文化機構搬遷、關停。這樣的做法，對城市的文化吸引力是壹種打擊。
盡管世界文化博物館方面已經保證，無論結果如何，東亞博物館、地中海博物館的館藏都會被完好保存，但人們依然對這些文物的去向憂心不已。目前，瑞典官方對這件事的態度還沒有最終塵埃落定。
與中國考古學的“緣分”
100多年前的壹天，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第壹次來到中國河南澠池縣仰韶村。面對著厚厚的黃土層，他感到自己的心髒在狂跳。他伸出手，感受土壤的松散、碎裂。很快，他發現土壤中布滿了陶器碎片，花幾分鍾的時間，他就找到了壹片繪制著黑色花紋的暗紅色碎陶片。這壹切讓他覺得簡直“不可想象”。他也確定，這片土地上將有重大發現。
安特生與中國考古學、中國文物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他是東亞博物館的奠基人和首任館長。如今，東亞博物館內那些令人牽掛的核心館藏，很多都是他千裡迢迢從中國寄回的。而他在中國的考古研究活動，他與文物之間千絲萬縷的緣分，背後也有壹段傳奇、曲折的歷史。
1914年，學習地質出身的安特生應北洋政府之邀，來中國擔任“農商部礦政顧問”，任務是替中國人“找礦”。他壹邊研究礦產問題，壹邊到山西、北京等地收集古生物化石，收獲頗豐。慢慢地，安特生的研究興趣從古生物轉向了古代人類文明，考古活動中的豐富證據讓他確信，他能在這個領域有重大發現。
位於斯凱普霍爾門島的瑞典東亞博物館(黃色建築) 圖/東亞博物館網站
1920年，安特生的助手劉長山在河南澠池縣發現了大量陶器。此後，安特生前往考察，確定了彩陶和石器的存在。1921年10月，安特生和地質學家袁復禮、奧地利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等人共同對仰韶村遺址展開發掘。他們在17個發掘點，約30萬平方米的空間中，發現了大批令人震撼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石器、骨器、陶器和蚌器。
很快，這個遺址被命名為“仰韶文化”。在這壹過程中，安特生向合作的中國學者傳授了科學、嚴謹的工作手法，為中國的考古學建設打下了基礎。很快，在“中國地質調查所”所長丁文江的安排下，安特生主導了甘肅等地的考古調查，“馬家窯文化”“齊家坪遺址”等遺址相繼被發現。
到了1925年，安特生和中國的合作告壹段落，他手中的文物如何處理也成了問題。雖然安特生在中國的活動得到了授權，但這些文物並不能歸屬他個人所有。除此之外，他的活動還得到了瑞典“中國研究委員會”的資助，“中國研究委員會”的主席，正是考古學專業出身、對中國文物極度狂熱的瑞典王儲古斯塔夫六世。因此，瑞典方面也希望能占有這批在中國發現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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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東亞博物館第壹次面臨關停的命運。早在2016年9月，時任世界文化博物館負責人安·福林就曾提議關閉東亞博物館，將其與民族志博物館、地中海博物館合並。當時，她給出的理由也是“沒錢負擔”。後來，因為遭遇了強烈抗議，博物館才得以幸存至今。
而現在，危險似乎真的來臨了。這壹次，壹些政界人士也開始為東亞博物館積極發聲。斯德哥爾摩市反對黨領袖揚·約翰松稱，如果城區租金太高，兩座博物館可以考慮搬遷到郊區，但絕對不能選擇壹關了之。他強調，斯德哥爾摩是享譽北歐的文化之都，政府相關機構卻要主動提高租金，逼迫文化機構搬遷、關停。這樣的做法，對城市的文化吸引力是壹種打擊。
盡管世界文化博物館方面已經保證，無論結果如何，東亞博物館、地中海博物館的館藏都會被完好保存，但人們依然對這些文物的去向憂心不已。目前，瑞典官方對這件事的態度還沒有最終塵埃落定。
與中國考古學的“緣分”
100多年前的壹天，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第壹次來到中國河南澠池縣仰韶村。面對著厚厚的黃土層，他感到自己的心髒在狂跳。他伸出手，感受土壤的松散、碎裂。很快，他發現土壤中布滿了陶器碎片，花幾分鍾的時間，他就找到了壹片繪制著黑色花紋的暗紅色碎陶片。這壹切讓他覺得簡直“不可想象”。他也確定，這片土地上將有重大發現。
安特生與中國考古學、中國文物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他是東亞博物館的奠基人和首任館長。如今，東亞博物館內那些令人牽掛的核心館藏，很多都是他千裡迢迢從中國寄回的。而他在中國的考古研究活動，他與文物之間千絲萬縷的緣分，背後也有壹段傳奇、曲折的歷史。
1914年，學習地質出身的安特生應北洋政府之邀，來中國擔任“農商部礦政顧問”，任務是替中國人“找礦”。他壹邊研究礦產問題，壹邊到山西、北京等地收集古生物化石，收獲頗豐。慢慢地，安特生的研究興趣從古生物轉向了古代人類文明，考古活動中的豐富證據讓他確信，他能在這個領域有重大發現。
位於斯凱普霍爾門島的瑞典東亞博物館(黃色建築) 圖/東亞博物館網站
1920年，安特生的助手劉長山在河南澠池縣發現了大量陶器。此後，安特生前往考察，確定了彩陶和石器的存在。1921年10月，安特生和地質學家袁復禮、奧地利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等人共同對仰韶村遺址展開發掘。他們在17個發掘點，約30萬平方米的空間中，發現了大批令人震撼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石器、骨器、陶器和蚌器。
很快，這個遺址被命名為“仰韶文化”。在這壹過程中，安特生向合作的中國學者傳授了科學、嚴謹的工作手法，為中國的考古學建設打下了基礎。很快，在“中國地質調查所”所長丁文江的安排下，安特生主導了甘肅等地的考古調查，“馬家窯文化”“齊家坪遺址”等遺址相繼被發現。
到了1925年，安特生和中國的合作告壹段落，他手中的文物如何處理也成了問題。雖然安特生在中國的活動得到了授權，但這些文物並不能歸屬他個人所有。除此之外，他的活動還得到了瑞典“中國研究委員會”的資助，“中國研究委員會”的主席，正是考古學專業出身、對中國文物極度狂熱的瑞典王儲古斯塔夫六世。因此，瑞典方面也希望能占有這批在中國發現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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