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判决率降至25年来最低水平,意味着什么

与会学者及律师还谈及法庭审判形式化问题。韩旭表示,当前,律师在调查取证、申请证人出庭、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等方面的权利落实不充分,相关申请往往难以得到回应;另外,证人出庭率低、二审普遍不开庭审理、法官忽视辩方律师的辩护,使得庭审难以真正成为查明事实和检验证据的关键环节。


韩旭还提到,近年来推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质上压缩了辩护的空间。被告人一旦认罪,案件更容易沿有罪路径推进。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斯伟江也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2018年实施以来,与无罪率走低形成叠加效应。在整体无罪率已极低的背景下,被告人通常出于风险考量更倾向于选择认罪,以换取从宽处理。毛立新则从辩护实践出发表示,认罪认罚进一步强化了案件的“入罪导向”,使无罪辩护也更加困难。

一些现实机制同样对无罪判决形成约束。韩旭表示,检察机关内部的绩效考核机制,使得撤回起诉相较于无罪判决成本更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以撤诉替代无罪的现象。此外,在个别案件中,查封扣押的财产在判决前被地方充公使用,也可能反向影响裁判结果。

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还提出,逐利化司法,如职务犯罪领域,以及近年频频出现的“远洋捕捞”等,亦对无罪判决起到负面作用。

问题何解

韩旭分析,极低无罪率存在三方面危害,一是增加冤假错案发生的可能;二是人权保障落实不足,尤其是辩护权受限,使被告人的程序性权利难以真正实现;三是削弱司法公信力。对此,应当推进庭审实质化,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2025年2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坚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法治原则,坚持证据裁判、疑罪从无,完善刑事案件证人出庭、非法证据排除、二审开庭制度,推进庭审实质化。


具体而言,韩旭提出,一是需要推动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减少对庭外证言的依赖,强化庭审质证功能;二是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解决调查难、排除难的问题,特别是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的落实不足;三是推进二审开庭审理,对事实、证据存在争议的案件应原则上开庭,以保障控辩平等和辩护权的有效实现。

在斯伟江看来,当前刑事案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侦查阶段形成的口供笔录,一旦笔录被固定,进入审判后往往直接成为定罪依据,被告人翻供空间有限。在他看来,这种依口供笔录定罪的模式如果不改变,无罪率难有实质提升。因此,需要强化以庭审证言为核心、弱化庭前笔录的作用,才可能为无罪判决留出空间。

斯伟江还呼吁取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及改革审判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制度,落实判案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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