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计时器、举报文化,一个低薪打工人的9年
正值晚餐高峰，海底捞服务员王荣豪刚为新客人点完单，一回头就看见隔壁桌女顾客正伸手去拿水壶，她几乎本能地冲了过去。
“我来给您倒！”她看上去热情洋溢，脸上带着标准的微笑，右手托底水壶，左手按盖，将柠檬水倒入女顾客杯中。一切动作结束，她转身以后，脸上的笑容瞬间卸下。
餐桌上方的监控正记录着一切——要是她再晚几秒，顾客自己倒完水，让店经理看见监控画面，等待她的将是批评或处罚——按海底捞要求服务员做到的“十六个不放过”：顾客自己倒水，坚决不放过。
这是28岁王荣豪9年打工生涯里一个不起眼的瞬间，也是企业制定的规则之下，劳动者身体里藏着的肌肉记忆。正是这些记忆，构成了以微笑和周到为宗旨的现代服务业的隐秘地基。
高中毕业后，王荣豪总共打过11份工。她曾做过统一的饮料推销员、海底捞的服务员、罗森便利店的店员、盒马后厨的“小二”，她还在宠物店洗过猫猫狗狗，做过带货主播和娱乐主播。工作时长最长的是三年，最短的是寒暑假两个月。
在这些打工经历中，她感受到企业规则只为“效率”与“顾客”服务，员工的感受却微不足道。2021年开始，她在微博写起了打工日记，想要记录下这一切：在盒马鲜生，她和同事们都被100多度的蒸箱烫过，身上都有些后厨特有的“印记”；在罗森便利店，她作为店员是不能坐下休息的，白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必须全程站着，即便给顾客准备的那排椅子空无一人；在商场推销饮料时，她套着闷热的玩偶服，被路人故意踢倒，没有人会替她追究。
“每次看到大家讨论要不要给外卖员说谢谢时，我都觉得好笑，因为问题从来不是哪个职业被歧视。”她说，在打工过程中，她看到了商业社会提供极致服务的另一面：由计时器、监控探头和层层KPI构成的严密规训下，服务业劳动者困在规则中，基本权利被持续剥夺。
系统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脆弱而短暂：王荣豪的同事们产生了戾气，互相传递；企业内部，举报盛行；刚打过照面的同事，在员工宿舍因为口角纠纷打架，随即被公司劝退。
当下，许多职业倦怠的年轻人，将“轻体力劳动”当成逃避职场的退路，幻想能从中找“活人感”。“脱下孔乙己的长衫”，一度成为热门话题。但在王荣豪看来，其实这是更痛苦的工作，因为“除了身体上的辛苦，还没有被视作人的尊严”。
以下是她的讲述：
2025年1月，我入职了深圳的一家海底捞，做服务员。虽然这家餐厅连锁素以“服务至上”闻名，但在所有的打工经历中，这里是对我人格磨损最严重的地方。
店里要求女服务员必须化全妆，男的要喷发胶。我整天带妆，脸上会起痘，所以刚去时没擦粉底，只涂了口红。没想到，这事被同事举报了。我很震惊，她是我的老乡，是我为数不多说过话的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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