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五年规划"落地资本主义的香港到底意味着什么?
卢兆兴教授认为，在“主动、紧密对接”北京中央发展规划方面，澳门的政治意愿传统上比香港强，“香港是落后于澳门，需要急起直追”。
刘锐绍同意近年越来越多机制上的举措均由澳门先行，香港跟随，但香港不一定适合在“五年规划”上全盘学习澳门。
“澳门是个小型经济体，服务中央是它唯一最重要的事情，它可以努力去做一个中国城市。但是香港既要服务中央，同时要能为国际所用。澳门无须国际社会觉得它有价值。”
卢兆兴尤其指出，北京选址成立“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后，澳门与珠海官员在北京指定的“粤澳共管”体制下紧密合作。“长远来说，我相信到2047年之前，北都发展很可能要实行横琴模式，也就是説香港跟深圳的融合可能会达到设立一个共管委员会这样去做。”
图像来源，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横琴实施粤澳共管后，大片房地产迅速被建设起来。
面积共约300平方公里的北部都会区涵盖香港北区与元朗区多块分散土地，当中除了“河套区港深创科园”因2000年代初完成的深圳河治理工程，形成了一片移交予香港管理的深圳土地外，北都所有“片区”均在香港范围之内。
相比之下，面积106平方公里的横琴岛除了澳门大学校园和横琴口岸澳门口岸区由北京划拨澳门特区管理外，完全属于珠海范围，由广东省、珠海市与澳门特区官员共管。
横琴边防作出了类似1980年代初珠海、深圳两地经济特区成立时的“一线”、“二线”边防安排，横琴与澳门特区交界维持出入境关卡查验，但中国海关局部后撤至横琴“二线”。
那是否意味着香港得走向港深边界模糊化——另一项“一国两制”特征的消失，以便深圳参与北都管治？卢兆兴认为，这方面的讨论不会在未来十年内发生。
刘锐绍则认为，香港立法会近期有关“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协同立法”的议案辩论值得注意。
实际上，香港特区政府于3月份提出将订立北都“专属法例”，以加快北都发展，当时立法会方面已提到“专属法例应对接深圳市《河套深圳园区条例》，以支持深港联合科研与资金跨境使用，发挥‘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
而在香港立法会辩论“协同立法”建议前，澳门学者高胜文2024年底便曾发表论文，提出粤港澳三地应“规范制度冲突”。
新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4月1日在立法会回应有关议案时説，目前在未有“协同立法”计划的情况下，香港与澳门和广东省各地政府已有法律和司法协作、创科资源、资金流动、货物及基础建设联通等。
“五年规划”在香港行得通吗？
图像来源，HONG KONG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ERVICES/CHINA NEWS SERVICE，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前排左四）访问香港期间参观特区政府有关北都河套香港园区规划的展览。北都发展预料将成为香港“一五”规划的焦点。
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首席经贸专家屈宏斌在领英发文称，规划并不会破坏市场运作，而是让市场“少走冤枉路”。
“对于像香港这样的小型开放经济体而言，在当今格局重塑的世界中，仅仅依靠转口贸易、房地产、金融和服务业已经远远不够。升级旧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创造优质就业机会都需要有计划指导。”
卢兆兴认为，北京当局相信，透过“五年规划”实现香港与大陆融合，只会让“一国两制”变得“前所未有地强大”。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则认为，商界会否看风使舵难以一概而论，不同商人有着不同选择，或会对“五年规划”实施带来变数。
夏明说，要让“五年规划”在香港行得通，多元的决策机制、独立的研究群体——大学、智库、国外咨询公司——以及公共舆论和民主选举这些对公民负责的责任机制，都是必备的条件。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学者陈景祥教授在《明报》撰文称，香港是以私营市场主导，公营部门占整体经济的分量“微不足道”，不利于制定“五年规划”。特区顶层政治官员缺乏私人市场和管理企业的经验，加上缺乏“熟悉国情、擅长与内地官员共事”的官员，这些均属负面因素。
也有中外研究人士曾指出“五年规划”制度本身的不足之处。中国经济学者谢光华2019年带领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团队发表论文指出，“五年规划”公布前后的政策不确定性变化，让非国有企业因难以准确投资；国有企业在“规划”后期容易过度投资，同时又更能在“规划”末期实现更好的销售成长。
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两名中国研究员林艾力（Erik Green）与裴娇琳（Olivia Parker）也发表分析文章称，中共在全国“两会”通过“十五五规划”前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説明地方政府的结构性麻痹仍在扩散，官员为免出错而不敢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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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锐绍同意近年越来越多机制上的举措均由澳门先行，香港跟随，但香港不一定适合在“五年规划”上全盘学习澳门。
“澳门是个小型经济体，服务中央是它唯一最重要的事情，它可以努力去做一个中国城市。但是香港既要服务中央，同时要能为国际所用。澳门无须国际社会觉得它有价值。”
卢兆兴尤其指出，北京选址成立“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后，澳门与珠海官员在北京指定的“粤澳共管”体制下紧密合作。“长远来说，我相信到2047年之前，北都发展很可能要实行横琴模式，也就是説香港跟深圳的融合可能会达到设立一个共管委员会这样去做。”
图像来源，FUTURE PUBLISHING VIA GETTY IMAGES，横琴实施粤澳共管后，大片房地产迅速被建设起来。
面积共约300平方公里的北部都会区涵盖香港北区与元朗区多块分散土地，当中除了“河套区港深创科园”因2000年代初完成的深圳河治理工程，形成了一片移交予香港管理的深圳土地外，北都所有“片区”均在香港范围之内。
相比之下，面积106平方公里的横琴岛除了澳门大学校园和横琴口岸澳门口岸区由北京划拨澳门特区管理外，完全属于珠海范围，由广东省、珠海市与澳门特区官员共管。
横琴边防作出了类似1980年代初珠海、深圳两地经济特区成立时的“一线”、“二线”边防安排，横琴与澳门特区交界维持出入境关卡查验，但中国海关局部后撤至横琴“二线”。
那是否意味着香港得走向港深边界模糊化——另一项“一国两制”特征的消失，以便深圳参与北都管治？卢兆兴认为，这方面的讨论不会在未来十年内发生。
刘锐绍则认为，香港立法会近期有关“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协同立法”的议案辩论值得注意。
实际上，香港特区政府于3月份提出将订立北都“专属法例”，以加快北都发展，当时立法会方面已提到“专属法例应对接深圳市《河套深圳园区条例》，以支持深港联合科研与资金跨境使用，发挥‘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
而在香港立法会辩论“协同立法”建议前，澳门学者高胜文2024年底便曾发表论文，提出粤港澳三地应“规范制度冲突”。
新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4月1日在立法会回应有关议案时説，目前在未有“协同立法”计划的情况下，香港与澳门和广东省各地政府已有法律和司法协作、创科资源、资金流动、货物及基础建设联通等。
“五年规划”在香港行得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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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深港合作区管理局首席经贸专家屈宏斌在领英发文称，规划并不会破坏市场运作，而是让市场“少走冤枉路”。
“对于像香港这样的小型开放经济体而言，在当今格局重塑的世界中，仅仅依靠转口贸易、房地产、金融和服务业已经远远不够。升级旧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创造优质就业机会都需要有计划指导。”
卢兆兴认为，北京当局相信，透过“五年规划”实现香港与大陆融合，只会让“一国两制”变得“前所未有地强大”。时事评论员刘锐绍则认为，商界会否看风使舵难以一概而论，不同商人有着不同选择，或会对“五年规划”实施带来变数。
夏明说，要让“五年规划”在香港行得通，多元的决策机制、独立的研究群体——大学、智库、国外咨询公司——以及公共舆论和民主选举这些对公民负责的责任机制，都是必备的条件。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学者陈景祥教授在《明报》撰文称，香港是以私营市场主导，公营部门占整体经济的分量“微不足道”，不利于制定“五年规划”。特区顶层政治官员缺乏私人市场和管理企业的经验，加上缺乏“熟悉国情、擅长与内地官员共事”的官员，这些均属负面因素。
也有中外研究人士曾指出“五年规划”制度本身的不足之处。中国经济学者谢光华2019年带领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团队发表论文指出，“五年规划”公布前后的政策不确定性变化，让非国有企业因难以准确投资；国有企业在“规划”后期容易过度投资，同时又更能在“规划”末期实现更好的销售成长。
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两名中国研究员林艾力（Erik Green）与裴娇琳（Olivia Parker）也发表分析文章称，中共在全国“两会”通过“十五五规划”前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説明地方政府的结构性麻痹仍在扩散，官员为免出错而不敢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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