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一人独立媒体:《新新闻》
刊出张雅迪声援报导一个月后，《新新闻》再刊出报导声明。（撷取自《新新闻》Instagram）
新一代年轻人更强调个人权益、个人安全，这是正常的，也是社会发展的脉络，无可厚非。但如果看待一篇墙外的独立媒体报导时，依然一味强调被官方manipulate（操弄）过的「安全」概念，那会变得非常拧巴、非常奇怪。
很多读者对新闻的概念是模糊的，对人权的概念是模糊的，对「声援」、「救援」这些事情也是模糊的。发生在中国的那些（人权）抗争运动，很多都是七八年前，甚至更早。对年轻读者来说，是比较陌生的。
大家有着一腔热血和一颗正义的心，但对这些概念陌生，就会（对声援报导）有一些批评吧。我愿意把这些概念和报导缘由再呈现一遍，即使他们最后还是有不同的观点，那也没有关系。以后再有类似的事情，其实也可以回来参照，这也蛮重要的。
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为什么还要发这个声明？因为现在非常缺乏这些讨论，对于人权和声援的讨论很少。最近比较大规模的讨论是白纸运动，但那也有不少争议。再往前推，可能就是许志永、滕彪那个时候了。中间出现了一个断代。
现在的人对于人权抗争、公民运动，然后人权报导、声明报导、抗争报导，非常陌生。所以我觉得我是有这个义务，把这个脉络给再续一下。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大家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也很模糊。尤其在一个逃离了中共铁拳、但又没能完全脱离它，还要面对各种问题的情境里，怎么去坚守新闻专业主义呢？老一辈媒体人说理时，常说要符合公共利益、公共价值，但总是没有说得仔细，公共利益怎么平衡？专业操守怎么去实践？
我觉得我有能力把这些道理讲得更细一点，也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一些evolvement。这是为什么我觉得有必要再发一篇声明。
在刊出这篇报导前，有没有预想到反对的声音？有，当时网路上已经吵起来，我也知道海外中文、简中社群可以是很暴力、非常混乱的，很多文革式的东西还在里头。但我觉得不能因为害怕就不发。
田：在白纸运动后，有越来越多的华文独立媒体出现，您如何看待现在的发展情况？
新：《新新闻》成立的时间点是后白纸运动，有一些独立媒体出现，像是《水瓶纪元》、《WOMEN我们》等等，当时我以为这是一个趋势，会有更多媒体出现，结果并没有，这让我有些诧异。我原本以为《新新闻》只是众多春笋的一小枝，其他春笋会长得更茂密、更结实。
后来我与一些同行交流，发现大家太局限在撰稿人的思维模式，以前做记者，现在不做了，那改做撰稿人，非常理所当然。但我想鼓励大家跳出这个思维，把自己放在编辑的角色，去思考一个媒体的布局，用全局视角来观察现在正在发生的事，规划媒体定位、设定不同议题框架等等。
大家之所以局限，与社会现实有关。许多年轻新闻学子即便进到媒体，根本碰不到时政、外交或经济等议题，而是在非常边缘的办公桌，专注「一亩三分地」的社会深度，写的报导可以很牛，但那只是在社会深度方面，它不能转化成媒体运营的根基和模范。这很可惜。到后来，深度报导也很难做了，许多人转向非虚构写作。好的文本一直出来，像是《在场》的作品，我肯定没能力写成那样，但在单篇单篇的好作品的外头，还有「大片荒野」未开垦。
中国媒体生态好多年前就是如此：好文本很多，但没有好媒体的出现，即便离开中国，脱离中国政府的控制，仍然如此。我非常喜欢《端传媒》，它在我的新闻实践上给予不少启发，但大家老是提到它，正是因为没有可以替代的，这是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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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年轻人更强调个人权益、个人安全，这是正常的，也是社会发展的脉络，无可厚非。但如果看待一篇墙外的独立媒体报导时，依然一味强调被官方manipulate（操弄）过的「安全」概念，那会变得非常拧巴、非常奇怪。
很多读者对新闻的概念是模糊的，对人权的概念是模糊的，对「声援」、「救援」这些事情也是模糊的。发生在中国的那些（人权）抗争运动，很多都是七八年前，甚至更早。对年轻读者来说，是比较陌生的。
大家有着一腔热血和一颗正义的心，但对这些概念陌生，就会（对声援报导）有一些批评吧。我愿意把这些概念和报导缘由再呈现一遍，即使他们最后还是有不同的观点，那也没有关系。以后再有类似的事情，其实也可以回来参照，这也蛮重要的。
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为什么还要发这个声明？因为现在非常缺乏这些讨论，对于人权和声援的讨论很少。最近比较大规模的讨论是白纸运动，但那也有不少争议。再往前推，可能就是许志永、滕彪那个时候了。中间出现了一个断代。
现在的人对于人权抗争、公民运动，然后人权报导、声明报导、抗争报导，非常陌生。所以我觉得我是有这个义务，把这个脉络给再续一下。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大家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也很模糊。尤其在一个逃离了中共铁拳、但又没能完全脱离它，还要面对各种问题的情境里，怎么去坚守新闻专业主义呢？老一辈媒体人说理时，常说要符合公共利益、公共价值，但总是没有说得仔细，公共利益怎么平衡？专业操守怎么去实践？
我觉得我有能力把这些道理讲得更细一点，也算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一些evolvement。这是为什么我觉得有必要再发一篇声明。
在刊出这篇报导前，有没有预想到反对的声音？有，当时网路上已经吵起来，我也知道海外中文、简中社群可以是很暴力、非常混乱的，很多文革式的东西还在里头。但我觉得不能因为害怕就不发。
田：在白纸运动后，有越来越多的华文独立媒体出现，您如何看待现在的发展情况？
新：《新新闻》成立的时间点是后白纸运动，有一些独立媒体出现，像是《水瓶纪元》、《WOMEN我们》等等，当时我以为这是一个趋势，会有更多媒体出现，结果并没有，这让我有些诧异。我原本以为《新新闻》只是众多春笋的一小枝，其他春笋会长得更茂密、更结实。
后来我与一些同行交流，发现大家太局限在撰稿人的思维模式，以前做记者，现在不做了，那改做撰稿人，非常理所当然。但我想鼓励大家跳出这个思维，把自己放在编辑的角色，去思考一个媒体的布局，用全局视角来观察现在正在发生的事，规划媒体定位、设定不同议题框架等等。
大家之所以局限，与社会现实有关。许多年轻新闻学子即便进到媒体，根本碰不到时政、外交或经济等议题，而是在非常边缘的办公桌，专注「一亩三分地」的社会深度，写的报导可以很牛，但那只是在社会深度方面，它不能转化成媒体运营的根基和模范。这很可惜。到后来，深度报导也很难做了，许多人转向非虚构写作。好的文本一直出来，像是《在场》的作品，我肯定没能力写成那样，但在单篇单篇的好作品的外头，还有「大片荒野」未开垦。
中国媒体生态好多年前就是如此：好文本很多，但没有好媒体的出现，即便离开中国，脱离中国政府的控制，仍然如此。我非常喜欢《端传媒》，它在我的新闻实践上给予不少启发，但大家老是提到它，正是因为没有可以替代的，这是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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