臥底PUA群、直面質疑聲,薛曉路25年"反暴力"之路
贰拾伍年前，薛曉路以《不要和陌生人說話》撕開了家庭暴力的冰山壹角，讓肢體暴力背後的傷痛被大眾看見。今年，她攜新作《危險關系》再度聚焦親密關系中的傷害，將鏡頭對准更隱蔽、更具迷惑性的PUA精神操控。
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薛曉路暢談劇集創作的初心與歷程。作為母親的她，北大牟林翰PUA案所帶來的震撼以及對受害人家屬的共情，成為此次創作的直接動因。為了精准還原PUA真相，她和團隊匿名臥底PUA培訓班搜集壹手素材，邀請多領域專家擔任顧問。
然而，面對劇集播出後引發“消費女性苦難”的質疑，薛曉路堅信現實主義影視作品的必要性。她坦言，直面被遮蔽的黑暗、呈現真實的苦難，並非消費苦難，而是為了讓受害者被看見、被保護，推動社會對PUA的重視與反思。就像《不要和陌生人說話》推動家庭暴力相關變革那樣，壹直想用作品的力量助力社會進步。
導演、編劇薛曉璐
【對話】
兩部劇的壹脈相承與差異
澎湃新聞：這部劇常被拿來和《不要和陌生人說話》做對比。與傳統的家庭暴力相比，以PUA為代表的精神操控，其危害性和復雜性體現在哪些方面？
薛曉路：我不回避這個對比，甚至在創作時，也想讓兩部作品有壹脈相承的地方。《不要和陌生人說話》是老師和醫生的設定，《危險關系》也沿用了，只是專業和領域不同。20多年前做《不要和陌生人說話》時，更加凸顯肢體暴力行為，沒有特意去強調它背後的語言暴力、精神打壓，所以這些東西就被遮蔽了。
另外，那時候的精神暴力還沒有在全社會取得共識，大家覺得只是吵架、脾氣不好。而且那時候PUA還沒大范圍傳入中國，2007年左右才進來，2010年開始在國內商業化、規模化發展，2018年達到高峰期，甚至像職業培訓壹樣，有機構拿到1.3億元的融資、准備上市，員工最多的時候達400多人，聲稱壹年為8萬多男性解決所謂戀愛問題。以前的語言暴力可能是偶發、個體性的，現在的PUA是成體系、可教授、可傳播的，是更隱蔽、更現代化的精神暴力，危害更大。
《不要和陌生人說話》男主安嘉和被網友稱為“童年陰影”
澎湃新聞：無論是《不要和陌生人說話》中的安嘉和，還是《危險關系》中的羅梁，施害者都是體面的職業精英，精英式施害者是刻意設計嗎？
薛曉路：我分兩方面來說。第壹，PUA 培訓、殺豬盤的底層邏輯，就是打造精英人設來降低受害者警惕。我們查過大量殺豬盤案例，受害者很多都是有知識、有文化的人，他們更容易信任和自己階層、學歷相近，有優質身份背書的人，防備心會自然降低。PUA課程第壹步就是教打造人設，包裝成行業精英、高學歷、儒雅、愛健身、生活有品位，再加上紅酒、旅游、公益愛心這類標簽，我們劇中給夏燚設置的海難救援志願者身份，就是基於這樣壹種事實的藝術化處理。
人天生有慕強心理，聽到對方是大學教授、老師、醫生、企業高管，會本能覺得他聰明、自律、靠譜，防范心會變低。羅梁這個角色，既有這套精心設計的精英外殼，又有真實的醫生職業加持，迷惑性會更強。塑造羅梁時，我們也參考了現實中的壹個傳說：在PUA圈子裡，有個把國外多種理論整合成“伍步陷阱法”，在國內廣泛傳播的神秘人物。他在國家開始打擊PUA之前突然消失，至今身份成謎，有傳聞說他是律師，不知道是否真實存在，但我覺得無風不起浪，大概率是有原型的，我們也把這個背景用到了角色創作裡。
《危險關系》劇照
澎湃新聞：《不要和陌生人說話》中，梅湘南的反抗更多依賴於物理空間的逃離和外部救助。而在《危險關系》中，顏聆的破局則始於自我意識的重構和認知體系的反擊。這種從“逃離”到“認知重建”的轉變，是想體現當代女性意識提升嗎？
薛曉路：可以這麼解讀，但我們不是為了迎合思潮。其實梅湘南最後壹次逃離，也是自我意識覺醒，她被打至流產、坐輪椅，假裝瘸腿偷偷康復、記機票信息，是靠自己的內核支撐逃跑。但20年前的社會環境，家暴報警不接、離婚判不了，她沒有外界支持，只能逃亡。
現在的顏聆，則在警方的幫助和保護下覺醒、反擊、收集證據。這體現了社會的進步：現在有心理疏導、法律援助，社會支持系統比20年前有效。但精神暴力依然太隱蔽，施害者站在道德高點，話術天衣無縫，受害者連說理的地方都沒有，施害者甚至沒有羞恥感，只剩得意，這也是我們想警示的。
現實主義創作者的責任，就是看見陽光照不到的角落
澎湃新聞：這部劇的創作初心是什麼？聽說北大牟林翰PUA案件對你觸動很大？
薛曉路：確實是這個案子給了我創作動因。當時看了女孩出事後的媒體報道，裡面有壹些贰人的微信聊天截圖，特別震驚。她很漂亮、很優秀、性格也很好，前面的回復特別正，牟林翰說她丟掉了最珍貴的第壹次，她還說“最珍貴的是我的未來”，能看出來她是個內核很正、很堅定的姑娘。可短短壹年左右，就走到了那樣的地步，讓人後背發涼。我女兒那時候也差不多拾九贰拾歲，不敢想象正常談戀愛會碰到這種事，特別恐懼，所以開始關注PUA這個話題。
澎湃新聞：現實中很多無意識的精神霸凌更普遍，為什麼劇集裡沒有呈現這部分？
薛曉路：我們想先厘清PUA的邊界。現在PUA這個詞被泛化了，職場、父母關系裡，壹句批評、重話，大家就說“被PUA了”，但這不是真正的PUA。真正的PUA核心是動機：施害者有意打壓，讓對方產生自我懷疑、內疚、不自信，最終實現完全掌控。普通批評、指責，沒有這個惡意動機，就不算PUA。傳統家庭暴力裡的語言暴力，可能有PUA傾向，但施暴者未必是刻意、系統地掌握了這套技巧，很多是自發、性格裡的惡劣輸出。我們這部劇聚焦的是刻意、成體系的精神操控，所以沒有呈現無意識的精神霸凌。
《危險關系》劇照
澎湃新聞：有聲音說你拍女性受難是“消費苦難”，你怎麼回應？
薛曉路：我對這種說法根本不屑壹顧。首先我也拍過很多女性快樂、幸福的故事，不是只拍苦難。其次我做的是現實主義創作，魯迅說“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現實主義創作者的責任，就是看見被遮蔽、被隱藏的陽光照不到的角落。拍戰爭片不是消費戰爭苦難，是為了銘記殘酷、珍惜和平。我拍這些女性的困境，是為了讓她們被看見、聲音被聽見、利益被保護。《不要和陌生人說話》播出後，推動了家庭暴力有警必接，原來家暴報警警察不接警、離婚不判離，這部劇播出後推動了司法和社會層面的介入，這是實實在在的助力。
現在PUA相關的精神暴力，法律懲戒依然很弱，牟林翰案是我知道的目前唯壹的精神暴力入刑的典型案例。湖北女孩被PUA賣房貸款79萬給男友買車，後跳樓自殺，施害者無懲罰；廣東男孩被PUA每天給女友轉錢666元，後燒炭自殺，施害者無懲罰；20歲贰次元畫手“玫瑰機關槍”被PUA自殺，男友也無懲罰。甚至PUA培訓機構被查處，也只是行政拘留5天、罰款5萬，被學員舉報也只是退學費。犯罪成本幾乎為零，這才是更可怕的現實。
澎湃新聞：當下影視行業為討好女性，拍了很多大女主爽劇，有些觀眾看習慣了，反而看不了所謂女性“受難”的劇。
薛曉路：對，很有可能。這讓很多年輕人活在虛構的泡泡裡，完全脫離真實生活。他們可能會說“現實生活已經夠累了，只想在劇裡被撫慰、躺平”，這種需求不是不對，也應該有作品提供這類情緒價值。但與此同時，確實也必須有作品去直面、去關照真實的生活到底是什麼樣子。
薛曉路在拍攝現場
選演員時，希望角色能帶給觀眾陌生感
澎湃新聞：劇中對PUA產業、心理治療的呈現都很專業，有信息提到你的母親是心理醫生，她是否為劇本提供了專業心理學建議？
薛曉路：這是謠傳，我媽媽不是心理醫生。但我們在所有專業環節都非常嚴謹，找了心理學、公安、律師等各領域專家做顧問，每個細節都嚴格把關。我們的編劇之壹因為寫這部戲，對心理學特別感興趣，還專門去北師大讀了心理學培訓課程，現在已經可以獨立接心理咨詢了。
采訪過程中，為了解PUA培訓內幕，我們還匿名報班、買課程、進微信群/QQ群臥底，拿到了真實的PUA課件、聊天記錄，我手機裡現在還有當時那種特別惡劣的截圖。劇中的“伍步陷阱法”“獵物”“TD（推倒）”“甩尾”這些暗語，都是他們真實在用的。拍培訓班戲份時，很多群演都很認真地在聽，還問“真有這種班？在哪上？”，所以這種東西真的特別有迷惑性，後來道具手冊我們都嚴格收回，防止惡意傳播。
澎湃新聞：用視聽語言呈現無形的精神絞殺很困難，劇中用投屏分析、弄斷倉鼠腿等外顯方式體現羅梁內心的變態，是怎麼考慮的？
薛曉路：生活中這種變態是不是真的有壹些奇特的外顯方式，我不知道，這是實在話，因為我們采訪到壹些受害者，但采不到施害者，無法確定他們私下的狀態，但這恰好給了我們創作空間。
投屏本身是生活裡正常的行為，我現在眼花了，看劇本也會投屏。放在羅梁身上，家是他自我安全感比較足的空間，我們要找的是既合理又讓人不適的細節：他把丁志波公司的宣傳片拍回家反復看、投屏分析顏聆的聊天對話框，都是在自己的私密空間裡，展現不為人知的異常。壞人在私下裡，沒必要偽裝成完美好人，這些細節是為了建立人物的兩面性，讓觀眾感受到隱隱的不安。
羅梁投屏分析顏聆的聊天對話框
澎湃新聞：吳慷仁飾演的羅梁是個有魅力的反派，甚至有觀眾說“被這樣的人PUA也願意”。你擔心過這個風險嗎？為什麼選吳慷仁來演？
薛曉路：這個風險正是我想要的，它恰恰說明危險無處不在。我們在設計女主角顏聆時，刻意把被PUA的門檻提到最高：她是大學老師，有理性、有邏輯、有能力；她是單親媽媽，情感上不算小白，抗壓和應對外界的能力比普通女性更強；加上年少有過糟糕經歷，她對男性的防范心本就比壹般人更重、更謹慎，籬笆扎得更緊。可就算是這樣的女性，遇到刻意圍獵的獵手，依然會壹步步陷進去。我們就是要讓觀眾信服、能共情，真切感受到：這樣的人都會中招，換作是我，也可能逃不掉，這正是這部作品的意義。而且壞人就必須“掛相”嗎？就必須讓人壹看就遠離嗎？就像反腐劇裡的貪官，台上個個道貌岸然，不影響他們私下腐敗。壹個有魅力的人，把魅力用在操控上，危害性更大。
我選演員時，壹直希望角色能帶給觀眾陌生感。比如孫儷，她常演殺伐肆方的大女主，這次希望挖掘她身上破碎、柔弱、收斂的壹面，和以往形象完全不同，這就是陌生感。羅梁這個角色也壹樣，吳慷仁演技很好，但在大部分觀眾心裡沒有固定的角色印象，觀眾不會被過往形象幹擾，能更純粹地看見羅梁這個人，而不是帶著固有標簽去看演員，這對這個極具迷惑性的反派來說至關重要。
澎湃新聞：觀眾很喜歡“前夫哥”這個角色，覺得他是劇中的溫暖擔當，為什麼塑造這樣壹個人物？
薛曉路：前夫哥不是完美人設，他普通、不帥、家裡亂糟糟，有普通人的小缺點，但他善良、可靠、正直。我們想通過他告訴觀眾：現實裡不是只有扭曲、病態的人，大部分男性、大部分親密關系都是健康正常的。劇中除了前夫哥和方芳，周律師和侯師兄的夫妻關系也很美好、很舒服。我們不是只寫黑暗，也在呈現正常的、有人性的普通人的溫暖和光明。
“前夫哥”深受好評
澎湃新聞：雖然寫了溫暖的普通人，但結局並不是傳統的圓滿結局，徐楓還在繼續PUA，這樣設計的用意是什麼？
薛曉路：這就是現實，直到今天，這些東西依然存在，留壹個這樣的結尾，就是為了保持警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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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薛曉路暢談劇集創作的初心與歷程。作為母親的她，北大牟林翰PUA案所帶來的震撼以及對受害人家屬的共情，成為此次創作的直接動因。為了精准還原PUA真相，她和團隊匿名臥底PUA培訓班搜集壹手素材，邀請多領域專家擔任顧問。
然而，面對劇集播出後引發“消費女性苦難”的質疑，薛曉路堅信現實主義影視作品的必要性。她坦言，直面被遮蔽的黑暗、呈現真實的苦難，並非消費苦難，而是為了讓受害者被看見、被保護，推動社會對PUA的重視與反思。就像《不要和陌生人說話》推動家庭暴力相關變革那樣，壹直想用作品的力量助力社會進步。
導演、編劇薛曉璐
【對話】
兩部劇的壹脈相承與差異
澎湃新聞：這部劇常被拿來和《不要和陌生人說話》做對比。與傳統的家庭暴力相比，以PUA為代表的精神操控，其危害性和復雜性體現在哪些方面？
薛曉路：我不回避這個對比，甚至在創作時，也想讓兩部作品有壹脈相承的地方。《不要和陌生人說話》是老師和醫生的設定，《危險關系》也沿用了，只是專業和領域不同。20多年前做《不要和陌生人說話》時，更加凸顯肢體暴力行為，沒有特意去強調它背後的語言暴力、精神打壓，所以這些東西就被遮蔽了。
另外，那時候的精神暴力還沒有在全社會取得共識，大家覺得只是吵架、脾氣不好。而且那時候PUA還沒大范圍傳入中國，2007年左右才進來，2010年開始在國內商業化、規模化發展，2018年達到高峰期，甚至像職業培訓壹樣，有機構拿到1.3億元的融資、准備上市，員工最多的時候達400多人，聲稱壹年為8萬多男性解決所謂戀愛問題。以前的語言暴力可能是偶發、個體性的，現在的PUA是成體系、可教授、可傳播的，是更隱蔽、更現代化的精神暴力，危害更大。
《不要和陌生人說話》男主安嘉和被網友稱為“童年陰影”
澎湃新聞：無論是《不要和陌生人說話》中的安嘉和，還是《危險關系》中的羅梁，施害者都是體面的職業精英，精英式施害者是刻意設計嗎？
薛曉路：我分兩方面來說。第壹，PUA 培訓、殺豬盤的底層邏輯，就是打造精英人設來降低受害者警惕。我們查過大量殺豬盤案例，受害者很多都是有知識、有文化的人，他們更容易信任和自己階層、學歷相近，有優質身份背書的人，防備心會自然降低。PUA課程第壹步就是教打造人設，包裝成行業精英、高學歷、儒雅、愛健身、生活有品位，再加上紅酒、旅游、公益愛心這類標簽，我們劇中給夏燚設置的海難救援志願者身份，就是基於這樣壹種事實的藝術化處理。
人天生有慕強心理，聽到對方是大學教授、老師、醫生、企業高管，會本能覺得他聰明、自律、靠譜，防范心會變低。羅梁這個角色，既有這套精心設計的精英外殼，又有真實的醫生職業加持，迷惑性會更強。塑造羅梁時，我們也參考了現實中的壹個傳說：在PUA圈子裡，有個把國外多種理論整合成“伍步陷阱法”，在國內廣泛傳播的神秘人物。他在國家開始打擊PUA之前突然消失，至今身份成謎，有傳聞說他是律師，不知道是否真實存在，但我覺得無風不起浪，大概率是有原型的，我們也把這個背景用到了角色創作裡。
《危險關系》劇照
澎湃新聞：《不要和陌生人說話》中，梅湘南的反抗更多依賴於物理空間的逃離和外部救助。而在《危險關系》中，顏聆的破局則始於自我意識的重構和認知體系的反擊。這種從“逃離”到“認知重建”的轉變，是想體現當代女性意識提升嗎？
薛曉路：可以這麼解讀，但我們不是為了迎合思潮。其實梅湘南最後壹次逃離，也是自我意識覺醒，她被打至流產、坐輪椅，假裝瘸腿偷偷康復、記機票信息，是靠自己的內核支撐逃跑。但20年前的社會環境，家暴報警不接、離婚判不了，她沒有外界支持，只能逃亡。
現在的顏聆，則在警方的幫助和保護下覺醒、反擊、收集證據。這體現了社會的進步：現在有心理疏導、法律援助，社會支持系統比20年前有效。但精神暴力依然太隱蔽，施害者站在道德高點，話術天衣無縫，受害者連說理的地方都沒有，施害者甚至沒有羞恥感，只剩得意，這也是我們想警示的。
現實主義創作者的責任，就是看見陽光照不到的角落
澎湃新聞：這部劇的創作初心是什麼？聽說北大牟林翰PUA案件對你觸動很大？
薛曉路：確實是這個案子給了我創作動因。當時看了女孩出事後的媒體報道，裡面有壹些贰人的微信聊天截圖，特別震驚。她很漂亮、很優秀、性格也很好，前面的回復特別正，牟林翰說她丟掉了最珍貴的第壹次，她還說“最珍貴的是我的未來”，能看出來她是個內核很正、很堅定的姑娘。可短短壹年左右，就走到了那樣的地步，讓人後背發涼。我女兒那時候也差不多拾九贰拾歲，不敢想象正常談戀愛會碰到這種事，特別恐懼，所以開始關注PUA這個話題。
澎湃新聞：現實中很多無意識的精神霸凌更普遍，為什麼劇集裡沒有呈現這部分？
薛曉路：我們想先厘清PUA的邊界。現在PUA這個詞被泛化了，職場、父母關系裡，壹句批評、重話，大家就說“被PUA了”，但這不是真正的PUA。真正的PUA核心是動機：施害者有意打壓，讓對方產生自我懷疑、內疚、不自信，最終實現完全掌控。普通批評、指責，沒有這個惡意動機，就不算PUA。傳統家庭暴力裡的語言暴力，可能有PUA傾向，但施暴者未必是刻意、系統地掌握了這套技巧，很多是自發、性格裡的惡劣輸出。我們這部劇聚焦的是刻意、成體系的精神操控，所以沒有呈現無意識的精神霸凌。
《危險關系》劇照
澎湃新聞：有聲音說你拍女性受難是“消費苦難”，你怎麼回應？
薛曉路：我對這種說法根本不屑壹顧。首先我也拍過很多女性快樂、幸福的故事，不是只拍苦難。其次我做的是現實主義創作，魯迅說“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現實主義創作者的責任，就是看見被遮蔽、被隱藏的陽光照不到的角落。拍戰爭片不是消費戰爭苦難，是為了銘記殘酷、珍惜和平。我拍這些女性的困境，是為了讓她們被看見、聲音被聽見、利益被保護。《不要和陌生人說話》播出後，推動了家庭暴力有警必接，原來家暴報警警察不接警、離婚不判離，這部劇播出後推動了司法和社會層面的介入，這是實實在在的助力。
現在PUA相關的精神暴力，法律懲戒依然很弱，牟林翰案是我知道的目前唯壹的精神暴力入刑的典型案例。湖北女孩被PUA賣房貸款79萬給男友買車，後跳樓自殺，施害者無懲罰；廣東男孩被PUA每天給女友轉錢666元，後燒炭自殺，施害者無懲罰；20歲贰次元畫手“玫瑰機關槍”被PUA自殺，男友也無懲罰。甚至PUA培訓機構被查處，也只是行政拘留5天、罰款5萬，被學員舉報也只是退學費。犯罪成本幾乎為零，這才是更可怕的現實。
澎湃新聞：當下影視行業為討好女性，拍了很多大女主爽劇，有些觀眾看習慣了，反而看不了所謂女性“受難”的劇。
薛曉路：對，很有可能。這讓很多年輕人活在虛構的泡泡裡，完全脫離真實生活。他們可能會說“現實生活已經夠累了，只想在劇裡被撫慰、躺平”，這種需求不是不對，也應該有作品提供這類情緒價值。但與此同時，確實也必須有作品去直面、去關照真實的生活到底是什麼樣子。
薛曉路在拍攝現場
選演員時，希望角色能帶給觀眾陌生感
澎湃新聞：劇中對PUA產業、心理治療的呈現都很專業，有信息提到你的母親是心理醫生，她是否為劇本提供了專業心理學建議？
薛曉路：這是謠傳，我媽媽不是心理醫生。但我們在所有專業環節都非常嚴謹，找了心理學、公安、律師等各領域專家做顧問，每個細節都嚴格把關。我們的編劇之壹因為寫這部戲，對心理學特別感興趣，還專門去北師大讀了心理學培訓課程，現在已經可以獨立接心理咨詢了。
采訪過程中，為了解PUA培訓內幕，我們還匿名報班、買課程、進微信群/QQ群臥底，拿到了真實的PUA課件、聊天記錄，我手機裡現在還有當時那種特別惡劣的截圖。劇中的“伍步陷阱法”“獵物”“TD（推倒）”“甩尾”這些暗語，都是他們真實在用的。拍培訓班戲份時，很多群演都很認真地在聽，還問“真有這種班？在哪上？”，所以這種東西真的特別有迷惑性，後來道具手冊我們都嚴格收回，防止惡意傳播。
澎湃新聞：用視聽語言呈現無形的精神絞殺很困難，劇中用投屏分析、弄斷倉鼠腿等外顯方式體現羅梁內心的變態，是怎麼考慮的？
薛曉路：生活中這種變態是不是真的有壹些奇特的外顯方式，我不知道，這是實在話，因為我們采訪到壹些受害者，但采不到施害者，無法確定他們私下的狀態，但這恰好給了我們創作空間。
投屏本身是生活裡正常的行為，我現在眼花了，看劇本也會投屏。放在羅梁身上，家是他自我安全感比較足的空間，我們要找的是既合理又讓人不適的細節：他把丁志波公司的宣傳片拍回家反復看、投屏分析顏聆的聊天對話框，都是在自己的私密空間裡，展現不為人知的異常。壞人在私下裡，沒必要偽裝成完美好人，這些細節是為了建立人物的兩面性，讓觀眾感受到隱隱的不安。
羅梁投屏分析顏聆的聊天對話框
澎湃新聞：吳慷仁飾演的羅梁是個有魅力的反派，甚至有觀眾說“被這樣的人PUA也願意”。你擔心過這個風險嗎？為什麼選吳慷仁來演？
薛曉路：這個風險正是我想要的，它恰恰說明危險無處不在。我們在設計女主角顏聆時，刻意把被PUA的門檻提到最高：她是大學老師，有理性、有邏輯、有能力；她是單親媽媽，情感上不算小白，抗壓和應對外界的能力比普通女性更強；加上年少有過糟糕經歷，她對男性的防范心本就比壹般人更重、更謹慎，籬笆扎得更緊。可就算是這樣的女性，遇到刻意圍獵的獵手，依然會壹步步陷進去。我們就是要讓觀眾信服、能共情，真切感受到：這樣的人都會中招，換作是我，也可能逃不掉，這正是這部作品的意義。而且壞人就必須“掛相”嗎？就必須讓人壹看就遠離嗎？就像反腐劇裡的貪官，台上個個道貌岸然，不影響他們私下腐敗。壹個有魅力的人，把魅力用在操控上，危害性更大。
我選演員時，壹直希望角色能帶給觀眾陌生感。比如孫儷，她常演殺伐肆方的大女主，這次希望挖掘她身上破碎、柔弱、收斂的壹面，和以往形象完全不同，這就是陌生感。羅梁這個角色也壹樣，吳慷仁演技很好，但在大部分觀眾心裡沒有固定的角色印象，觀眾不會被過往形象幹擾，能更純粹地看見羅梁這個人，而不是帶著固有標簽去看演員，這對這個極具迷惑性的反派來說至關重要。
澎湃新聞：觀眾很喜歡“前夫哥”這個角色，覺得他是劇中的溫暖擔當，為什麼塑造這樣壹個人物？
薛曉路：前夫哥不是完美人設，他普通、不帥、家裡亂糟糟，有普通人的小缺點，但他善良、可靠、正直。我們想通過他告訴觀眾：現實裡不是只有扭曲、病態的人，大部分男性、大部分親密關系都是健康正常的。劇中除了前夫哥和方芳，周律師和侯師兄的夫妻關系也很美好、很舒服。我們不是只寫黑暗，也在呈現正常的、有人性的普通人的溫暖和光明。
“前夫哥”深受好評
澎湃新聞：雖然寫了溫暖的普通人，但結局並不是傳統的圓滿結局，徐楓還在繼續PUA，這樣設計的用意是什麼？
薛曉路：這就是現實，直到今天，這些東西依然存在，留壹個這樣的結尾，就是為了保持警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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