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天爷才是最狠的编剧",《冬去春来》真懂吗
◎唐山
“老天爷才是最狠的编剧。”《冬去春来》完播，这句出自剧中人物贺胜之口的话仍在回荡。在它背后，承载着创作团队的三重隐喻。首先，它是创作经验：在剧中，贺胜是一位老编剧，与新助手徐胜利（白宇饰）“相爱相杀”，他将多年经验压缩进一句话——“好剧本只能相遇，编不出来。”其次，它是生命感悟：贺胜琢磨了一辈子角色命运，却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他的人生过得兵荒马乱，后来还双目失明了。其三，它是现实体验：连剧本的命运，贺胜也把握不了，那是他最成功的作品，却无人投资。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冬去春来》以此致敬怀揣梦想、曾经“北漂”的一代人。有人坚持了下来，有人中途退场，但都难免一身沧桑。喜欢《冬去春来》的，会感慨于“天南海北来时路，冬去春来终有归”；不喜欢的，会抱怨“喊口号最大声，实际上故事非常无聊”。该剧目前6.1的豆瓣评分迫人思考：拍得这么努力，为何成绩平平？
“追梦人”没能梦想成真
《冬去春来》的故事发生在北京胡同里的小旅馆，每年来京“艺考”的学生挤住在此，房间多为半地下，抬头却可见高大的鼓楼，俨然象征着狭窄、拥挤的当下和宽广、辉煌的未来。
挤进108房间的，是想当编剧的徐胜利、群众演员郭宗宝、画家曹野和吹萨克斯的陶亮亮，他们各有梦想，却遭遇了相似的困境，只能“先活下去再谈梦想”。
郭宗宝抢不到有台词的角色，没台词的也行，没戏拍时，他就换上旧衣服，走街串巷修家电、清洗抽油烟机。曹野四处打零工，就算给仿古牌楼涂油漆，也不愿当成名画家的枪手，可受尽窘迫后，他放弃了原则，学叔叔装大师行骗，却毁于更老到的骗子之手。陶亮亮是本地人，因不被父亲理解，离家独闯江湖，才知各专业单位都有门槛，爱好者买不起入场券。挫败让陶亮亮成熟，他爱上并接纳了同样追梦失败的沈冉冉，可他们的新梦想同样高不可攀，陶亮亮最终死在异国的街头。即使是主角徐胜利，也未能圆“编剧梦”，他和曾梦想成歌唱家的女友庄庄一起知难而退，转型成了商人，曾经的热爱化作成功人士的业余爱好。
果然“老天爷才是最狠的编剧”，四人结局不同，却都未能梦想成真，只能各自安身立命，如果当初就知道是这个结果，他们还会来108房间吗？但这就是人生，它无法预定，只能经历，一切苦痛与美好都来自它的“未确定”，既让人无比焦虑，又让人充满希望。
坚持就是一切，所以老编剧贺胜会说：“不要向别人诉苦，不要对别人说你不容易，不要把悲剧当成歌来唱。”毕竟，身在其中的人自知冷暖，得知艰难完成的新剧无人投资，贺胜想起《列宁在1918》中的那句台词——瓦西里终于把粮食送到莫斯科，人们问他如何突破种种困难，瓦西里说：“那是免不了的。”
创作者抢了“老天爷”的活
《冬去春来》的创作者给自己找了最熟悉的题材、最熟悉的场景、最熟悉的人物组合、最熟悉的故事套路，融爱情、励志、怀旧、成长、职场等于一炉，本应赢得一片掌声，可为何观众口碑却两极分化？问题的关键，可能恰恰在没把握好“老天爷才是最狠的编剧”。
该剧呈现了几个追梦的年轻人，可“文艺人”未必具有典型性。“文艺场”本就相对独特，呈现出更强烈的马太效应：“文艺人”的中位收入远低于其他行业，但成功的“文艺人”收入又远高于其他行业，在这个“赢家通吃”的环境里，有时候资源重于一切。正如剧中所说“没有一夜成名，有的只是资源交换”“有天大的能耐，没有资源，也是白搭”。庄庄进入梦寐以求的服装设计公司，老板却意味深长地告诉她：“欢迎来到真实世界。”庄庄并没能马上理解“真实世界”的意思，没想到很快就面对了免费提供创意、随时可能被开除、个人权益毫无保障等困境。
“北漂”本是多元的，并非个别“文艺人”的经验可概括，这就难怪许多“北漂”观众也无法与《冬去春来》共情。如果镜头对准的是“特殊人”，传达的是“特殊经验”，它就主动“拒绝”了大多数观众。更麻烦的是，在狭窄的“文艺场”中，剧集又未呈现出人物性格的丰富度：徐胜利、郭宗宝、曹野等虽人生道路不同，却同样任性、空洞和不切实际，并未表现出艺术主张、观念、理解力的差别，所有冲突都来自现实利益的冲突。以108房间老租户集体排斥徐胜利为例，无论是曹野因松鼠之死而感情崩溃，还是在郭宗宝的劝说下，大家归于和谐，都呈现出“为冲突而冲突”的斧凿痕迹。
至于决定四人不同命运的，也不是想法、观念和性格的差异，而是取决于“转为商人”是否及时。说好的“冬去春来”，实为“文艺去经商来”。从千军万马走文艺这个“独木桥”，到千军万马走经商这个“独木桥”，这大大削弱了“老天爷才是最狠的编剧”的力度，为了挽回它，创作者一次次加入意外死亡的情节，于是，他们成功地抢了“老天爷”的活儿，成了“最狠编剧”：为了故事效果，不惜杀死角色。
“油滑是创作的大敌”
由于观念差异的欠奉，108房间室住的四个人实为四个几乎一样的人，这给《冬去春来》带来困难：故事量不足，只能靠嘴推动情节，而不是靠人物行动。
为在雷同的人物间制造波澜，《冬去春来》可谓大招用尽：商战、三角恋、潜规则、假大师、骗中骗、国际倒爷、代际亲情……能用的“佐料”都用了，可“加”进去的终归不是“长”出来的，如此勾兑，代价是抹杀了原创感。郭宗宝太像吴孟达；设计公司女老板似乎刚演完《穿普拉达的女王》；醉酒、患绝症、父母误解子女等滥梗被不断翻出；至于陶亮亮父亲陶宝华那句“我的儿子只许我揍，不许别人动一根手指头”，更是已说不清原主是谁……
如果不是节奏太慢，《冬去春来》何必一次次搬出“出现问题—金手指现身—问题解决”这种节奏加速器？可能是为了掩盖冲突不足，《冬去春来》偏向“台词凑”，且多采用“知音体”，如“人只要笑着，那就没输”“屎难吃钱难挣，留下来再说以后”等等，靠这些游离在剧情之外的文摘，真能打动观众吗？
文摘之外，还有尬戏。比如，郭宗宝与沈冉冉在天台上对话，提到小孩要父母给他摘月亮，沈冉冉说父亲当年给她端来一盆水，说月亮就在里面，而郭宗宝竟然还能接着说：“你父亲太聪明了，这么好的主意俺就想不出来。”人类需要情感，可以煽情，但不应走向滥情。
鲁迅先生说：“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所谓“油滑”，即过度依赖技术，使创作变成“填空游戏”——拉一个框架，想填什么就填什么，什么对创作者有利就填什么。这种“油滑”常使作品变成“行活”和“炫技”。
由此看来，《冬去春来》并没参透“老天爷才是最狠的编剧”的真意，并没按它的原则去做。在《冬去春来》中，编造和摘抄的东西太多，“相遇”却太少。
年轻“北漂”为何不买账
“年代剧”讲的虽是过去，却必与当下相通。“北漂”如今仍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年轻人仍在奋斗、迷茫、选择、坚持，《冬去春来》本可与他们共鸣，至少能让他们理解，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困境，但人性的基本面相对稳定，看前人故事，可启迪自己。
遗憾的是，许多年轻观众对《冬去春来》也持批评态度。一方面，生活场景改变了，当代年轻人是首批“互联网原住民”，在“独自打保龄”的环境中长大，缺乏真实的人际交往，不习惯过于直白、缺乏边界感的交流，他们的生活条件好于父辈，煽情的旧药方不仅不适合他们，还会引起他们的不适。另一方面，互联网前所未有地扩大了年轻人的视野，网络梗在语言的新鲜度、更新度、精巧度等方面，完胜传统“段子手”，《冬去春来》还徘徊在“侃大山”的层面上，露出了代际差距，导致“自以为很搞笑，其实很无聊”。
剧集还隐含着一种傲慢，想靠“专业度去征服业余观众”，可创作团队始终无法抹去心中的旧审美范式——试图把一切角色塑造成金庸人物——始于平庸，因天性纯良和好运气，普通人瞬间变大师，得到匡扶正义的权力。这种源自金字塔结构的叙事方式与网络社会并不匹配，网络只有节点，层级简单，世界被调侃称“草台班子”，传统金字塔结构下的居高临下、制造紧张感等手段已逐渐失效。
凭借伪深刻的台词、刻意的搞笑、更宏大的目标等打天下的日子已一去不返。在今天，任何一部剧想得到年轻观众的认同，都应扎扎实实去了解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习惯怎样的叙事方式、有什么样的梦想。在今天，网络并未模仿文学语言，倒是文学在努力模仿网络语言，也恰好说明二者间存在着巨大的信息落差，不论旧经验披上多么“专业”的外衣，仍难免被边缘化。
毫无疑问，《冬去春来》的创作团队付出了巨大努力，但如何从编造故事转向“遇到”故事，还需更多的思考。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好新闻没人评论怎么行，我来说几句
“老天爷才是最狠的编剧。”《冬去春来》完播，这句出自剧中人物贺胜之口的话仍在回荡。在它背后，承载着创作团队的三重隐喻。首先，它是创作经验：在剧中，贺胜是一位老编剧，与新助手徐胜利（白宇饰）“相爱相杀”，他将多年经验压缩进一句话——“好剧本只能相遇，编不出来。”其次，它是生命感悟：贺胜琢磨了一辈子角色命运，却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他的人生过得兵荒马乱，后来还双目失明了。其三，它是现实体验：连剧本的命运，贺胜也把握不了，那是他最成功的作品，却无人投资。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冬去春来》以此致敬怀揣梦想、曾经“北漂”的一代人。有人坚持了下来，有人中途退场，但都难免一身沧桑。喜欢《冬去春来》的，会感慨于“天南海北来时路，冬去春来终有归”；不喜欢的，会抱怨“喊口号最大声，实际上故事非常无聊”。该剧目前6.1的豆瓣评分迫人思考：拍得这么努力，为何成绩平平？
“追梦人”没能梦想成真
《冬去春来》的故事发生在北京胡同里的小旅馆，每年来京“艺考”的学生挤住在此，房间多为半地下，抬头却可见高大的鼓楼，俨然象征着狭窄、拥挤的当下和宽广、辉煌的未来。
挤进108房间的，是想当编剧的徐胜利、群众演员郭宗宝、画家曹野和吹萨克斯的陶亮亮，他们各有梦想，却遭遇了相似的困境，只能“先活下去再谈梦想”。
郭宗宝抢不到有台词的角色，没台词的也行，没戏拍时，他就换上旧衣服，走街串巷修家电、清洗抽油烟机。曹野四处打零工，就算给仿古牌楼涂油漆，也不愿当成名画家的枪手，可受尽窘迫后，他放弃了原则，学叔叔装大师行骗，却毁于更老到的骗子之手。陶亮亮是本地人，因不被父亲理解，离家独闯江湖，才知各专业单位都有门槛，爱好者买不起入场券。挫败让陶亮亮成熟，他爱上并接纳了同样追梦失败的沈冉冉，可他们的新梦想同样高不可攀，陶亮亮最终死在异国的街头。即使是主角徐胜利，也未能圆“编剧梦”，他和曾梦想成歌唱家的女友庄庄一起知难而退，转型成了商人，曾经的热爱化作成功人士的业余爱好。
果然“老天爷才是最狠的编剧”，四人结局不同，却都未能梦想成真，只能各自安身立命，如果当初就知道是这个结果，他们还会来108房间吗？但这就是人生，它无法预定，只能经历，一切苦痛与美好都来自它的“未确定”，既让人无比焦虑，又让人充满希望。
坚持就是一切，所以老编剧贺胜会说：“不要向别人诉苦，不要对别人说你不容易，不要把悲剧当成歌来唱。”毕竟，身在其中的人自知冷暖，得知艰难完成的新剧无人投资，贺胜想起《列宁在1918》中的那句台词——瓦西里终于把粮食送到莫斯科，人们问他如何突破种种困难，瓦西里说：“那是免不了的。”
创作者抢了“老天爷”的活
《冬去春来》的创作者给自己找了最熟悉的题材、最熟悉的场景、最熟悉的人物组合、最熟悉的故事套路，融爱情、励志、怀旧、成长、职场等于一炉，本应赢得一片掌声，可为何观众口碑却两极分化？问题的关键，可能恰恰在没把握好“老天爷才是最狠的编剧”。
该剧呈现了几个追梦的年轻人，可“文艺人”未必具有典型性。“文艺场”本就相对独特，呈现出更强烈的马太效应：“文艺人”的中位收入远低于其他行业，但成功的“文艺人”收入又远高于其他行业，在这个“赢家通吃”的环境里，有时候资源重于一切。正如剧中所说“没有一夜成名，有的只是资源交换”“有天大的能耐，没有资源，也是白搭”。庄庄进入梦寐以求的服装设计公司，老板却意味深长地告诉她：“欢迎来到真实世界。”庄庄并没能马上理解“真实世界”的意思，没想到很快就面对了免费提供创意、随时可能被开除、个人权益毫无保障等困境。
“北漂”本是多元的，并非个别“文艺人”的经验可概括，这就难怪许多“北漂”观众也无法与《冬去春来》共情。如果镜头对准的是“特殊人”，传达的是“特殊经验”，它就主动“拒绝”了大多数观众。更麻烦的是，在狭窄的“文艺场”中，剧集又未呈现出人物性格的丰富度：徐胜利、郭宗宝、曹野等虽人生道路不同，却同样任性、空洞和不切实际，并未表现出艺术主张、观念、理解力的差别，所有冲突都来自现实利益的冲突。以108房间老租户集体排斥徐胜利为例，无论是曹野因松鼠之死而感情崩溃，还是在郭宗宝的劝说下，大家归于和谐，都呈现出“为冲突而冲突”的斧凿痕迹。
至于决定四人不同命运的，也不是想法、观念和性格的差异，而是取决于“转为商人”是否及时。说好的“冬去春来”，实为“文艺去经商来”。从千军万马走文艺这个“独木桥”，到千军万马走经商这个“独木桥”，这大大削弱了“老天爷才是最狠的编剧”的力度，为了挽回它，创作者一次次加入意外死亡的情节，于是，他们成功地抢了“老天爷”的活儿，成了“最狠编剧”：为了故事效果，不惜杀死角色。
“油滑是创作的大敌”
由于观念差异的欠奉，108房间室住的四个人实为四个几乎一样的人，这给《冬去春来》带来困难：故事量不足，只能靠嘴推动情节，而不是靠人物行动。
为在雷同的人物间制造波澜，《冬去春来》可谓大招用尽：商战、三角恋、潜规则、假大师、骗中骗、国际倒爷、代际亲情……能用的“佐料”都用了，可“加”进去的终归不是“长”出来的，如此勾兑，代价是抹杀了原创感。郭宗宝太像吴孟达；设计公司女老板似乎刚演完《穿普拉达的女王》；醉酒、患绝症、父母误解子女等滥梗被不断翻出；至于陶亮亮父亲陶宝华那句“我的儿子只许我揍，不许别人动一根手指头”，更是已说不清原主是谁……
如果不是节奏太慢，《冬去春来》何必一次次搬出“出现问题—金手指现身—问题解决”这种节奏加速器？可能是为了掩盖冲突不足，《冬去春来》偏向“台词凑”，且多采用“知音体”，如“人只要笑着，那就没输”“屎难吃钱难挣，留下来再说以后”等等，靠这些游离在剧情之外的文摘，真能打动观众吗？
文摘之外，还有尬戏。比如，郭宗宝与沈冉冉在天台上对话，提到小孩要父母给他摘月亮，沈冉冉说父亲当年给她端来一盆水，说月亮就在里面，而郭宗宝竟然还能接着说：“你父亲太聪明了，这么好的主意俺就想不出来。”人类需要情感，可以煽情，但不应走向滥情。
鲁迅先生说：“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所谓“油滑”，即过度依赖技术，使创作变成“填空游戏”——拉一个框架，想填什么就填什么，什么对创作者有利就填什么。这种“油滑”常使作品变成“行活”和“炫技”。
由此看来，《冬去春来》并没参透“老天爷才是最狠的编剧”的真意，并没按它的原则去做。在《冬去春来》中，编造和摘抄的东西太多，“相遇”却太少。
年轻“北漂”为何不买账
“年代剧”讲的虽是过去，却必与当下相通。“北漂”如今仍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年轻人仍在奋斗、迷茫、选择、坚持，《冬去春来》本可与他们共鸣，至少能让他们理解，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困境，但人性的基本面相对稳定，看前人故事，可启迪自己。
遗憾的是，许多年轻观众对《冬去春来》也持批评态度。一方面，生活场景改变了，当代年轻人是首批“互联网原住民”，在“独自打保龄”的环境中长大，缺乏真实的人际交往，不习惯过于直白、缺乏边界感的交流，他们的生活条件好于父辈，煽情的旧药方不仅不适合他们，还会引起他们的不适。另一方面，互联网前所未有地扩大了年轻人的视野，网络梗在语言的新鲜度、更新度、精巧度等方面，完胜传统“段子手”，《冬去春来》还徘徊在“侃大山”的层面上，露出了代际差距，导致“自以为很搞笑，其实很无聊”。
剧集还隐含着一种傲慢，想靠“专业度去征服业余观众”，可创作团队始终无法抹去心中的旧审美范式——试图把一切角色塑造成金庸人物——始于平庸，因天性纯良和好运气，普通人瞬间变大师，得到匡扶正义的权力。这种源自金字塔结构的叙事方式与网络社会并不匹配，网络只有节点，层级简单，世界被调侃称“草台班子”，传统金字塔结构下的居高临下、制造紧张感等手段已逐渐失效。
凭借伪深刻的台词、刻意的搞笑、更宏大的目标等打天下的日子已一去不返。在今天，任何一部剧想得到年轻观众的认同，都应扎扎实实去了解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习惯怎样的叙事方式、有什么样的梦想。在今天，网络并未模仿文学语言，倒是文学在努力模仿网络语言，也恰好说明二者间存在着巨大的信息落差，不论旧经验披上多么“专业”的外衣，仍难免被边缘化。
毫无疑问，《冬去春来》的创作团队付出了巨大努力，但如何从编造故事转向“遇到”故事，还需更多的思考。
[物价飞涨的时候 这样省钱购物很爽]
| 分享: |
| 注： |
| 延伸阅读 |
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