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查無所不在:中國記者的現實風險
他指出，這些細節反映了新聞現場的壓力，審查不再只存在於編輯室，而是滲入每壹個拍攝與用詞選擇。“現在的審查更像壹種空氣，記者知道哪些畫面不該拍，哪些字眼不能寫。”汪海濤說，這種制度化的收縮讓新聞專業被迫讓位於政治安全，“當新聞無法改變現實，它的社會意義也被重新定義。”
新聞學生也被要求自我審查
無國界記者（RSF）2025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顯示，中國在180個國家與地區中排名第178位，僅高於朝鮮。報告指出，中國仍是全球監禁記者人數最多的國家，新聞與網絡資訊受到嚴格審查與控制。RSF分析，中國新聞審查部門持續主導媒體導向，並透過國家網信辦與公安系統加強對資訊流通與輿論的監管，形成多部門協同的審查體系。
資深媒體人、曾在中國大專院校新聞學院任教的周斌對《田間》表示，過去任職的學校2024年曾以新聞專業學生與媒體從業實習生為對象進行壹次不公開問卷，樣本約1500人，“結果顯示，多數受訪者承認在撰寫社會或政治議題時會考慮避開敏感內容，這種傾向在進入職場後更明顯。”
他補充說：“雖然這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行業調查，但可以反映出新聞教育與現場實踐之間的斷層。學生在校內仍強調客觀、公正，但壹旦實習，就會被要求學會自我審查。這種心態壹旦形成，未來進入體制內媒體後就很難改變。”
在地方層面，宣傳系統的“政治責任制”被強化。前《北京青年報》主管級編輯Ｊ對《田間》透露，宣傳口定期召開“導向分析會”，要求媒體“不炒作、不延伸、不引導情緒”，並將錯誤報道追責至個人。“有壹次我值班時，因為標題措辭出了問題，編輯和責任記者都被約談、停職檢查，還扣了叁個月獎金。”Ｊ說。
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對外加掛的牌子。（取自央視新聞微博）
公共監督者角色漸喪失
新聞風險不僅影響媒體，也改變了公眾與媒體的互動關系。江蘇南京壹位自由撰稿人Ｎ說：“我們發稿前都會自己先審壹遍字詞，看有沒有‘敏感詞’。現在連寫民生新聞、房價下跌都得小心。”Ｎ舉例，涉及城管沖突、工人討薪、房產糾紛等題材，多數地方媒體都不願刊登，“有時文章寫完，沒有人敢收，也沒人敢發。”
在網絡端，審查技術的自動化使輿論控制更加隱密。自2021年起，中共中央網信辦陸續推出多項“清朗行動”，包括“打擊違規新聞采編”、“整治自媒體假新聞”、“防范負面炒作”等。據官方通報，截至2024年底，累計清理違規資訊逾八億條，封禁帳號約兩百萬個。這意味著自媒體記者連試探的空間都沒有。
從平台算法到行業資質，線上與線下的雙重規訓共同收縮了發表空間。中國官方規定亦不斷強化記者管理。根據國家新聞出版署與人社部文件，記者證實行年度核驗並“每伍年統壹換發”；同時，記者需參加政治理論考核，內容包括“習近平新聞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這些制度化要求，使新聞從業者被納入政治忠誠評估體系之中。
海外媒體觀察人士指出，新聞風險已不僅是法律問題，而是整個公共空間萎縮的結果。隨著地方政府與企業輿情部門壓力增大，媒體不再扮演公共監督者角色，而是成為政策宣傳與形象管理的壹環。中國傳媒大學前講師李嘉說：“體制內外的界線正在收窄，新聞人都在想辦法生存。最好的辦法是離開媒體行業。”
學者總結指出，新聞風險的根源不僅在審查制度，也在整個資訊生態的收縮。隨著社交平台取代報紙與電視成為主要資訊來源，輿論監督的功能被削弱，媒體逐漸從公共監督者變為內容分發者。“當新聞無法改變現實，它的社會意義也被重新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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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新聞學生也被要求自我審查
無國界記者（RSF）2025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顯示，中國在180個國家與地區中排名第178位，僅高於朝鮮。報告指出，中國仍是全球監禁記者人數最多的國家，新聞與網絡資訊受到嚴格審查與控制。RSF分析，中國新聞審查部門持續主導媒體導向，並透過國家網信辦與公安系統加強對資訊流通與輿論的監管，形成多部門協同的審查體系。
資深媒體人、曾在中國大專院校新聞學院任教的周斌對《田間》表示，過去任職的學校2024年曾以新聞專業學生與媒體從業實習生為對象進行壹次不公開問卷，樣本約1500人，“結果顯示，多數受訪者承認在撰寫社會或政治議題時會考慮避開敏感內容，這種傾向在進入職場後更明顯。”
他補充說：“雖然這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行業調查，但可以反映出新聞教育與現場實踐之間的斷層。學生在校內仍強調客觀、公正，但壹旦實習，就會被要求學會自我審查。這種心態壹旦形成，未來進入體制內媒體後就很難改變。”
在地方層面，宣傳系統的“政治責任制”被強化。前《北京青年報》主管級編輯Ｊ對《田間》透露，宣傳口定期召開“導向分析會”，要求媒體“不炒作、不延伸、不引導情緒”，並將錯誤報道追責至個人。“有壹次我值班時，因為標題措辭出了問題，編輯和責任記者都被約談、停職檢查，還扣了叁個月獎金。”Ｊ說。
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對外加掛的牌子。（取自央視新聞微博）
公共監督者角色漸喪失
新聞風險不僅影響媒體，也改變了公眾與媒體的互動關系。江蘇南京壹位自由撰稿人Ｎ說：“我們發稿前都會自己先審壹遍字詞，看有沒有‘敏感詞’。現在連寫民生新聞、房價下跌都得小心。”Ｎ舉例，涉及城管沖突、工人討薪、房產糾紛等題材，多數地方媒體都不願刊登，“有時文章寫完，沒有人敢收，也沒人敢發。”
在網絡端，審查技術的自動化使輿論控制更加隱密。自2021年起，中共中央網信辦陸續推出多項“清朗行動”，包括“打擊違規新聞采編”、“整治自媒體假新聞”、“防范負面炒作”等。據官方通報，截至2024年底，累計清理違規資訊逾八億條，封禁帳號約兩百萬個。這意味著自媒體記者連試探的空間都沒有。
從平台算法到行業資質，線上與線下的雙重規訓共同收縮了發表空間。中國官方規定亦不斷強化記者管理。根據國家新聞出版署與人社部文件，記者證實行年度核驗並“每伍年統壹換發”；同時，記者需參加政治理論考核，內容包括“習近平新聞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這些制度化要求，使新聞從業者被納入政治忠誠評估體系之中。
海外媒體觀察人士指出，新聞風險已不僅是法律問題，而是整個公共空間萎縮的結果。隨著地方政府與企業輿情部門壓力增大，媒體不再扮演公共監督者角色，而是成為政策宣傳與形象管理的壹環。中國傳媒大學前講師李嘉說：“體制內外的界線正在收窄，新聞人都在想辦法生存。最好的辦法是離開媒體行業。”
學者總結指出，新聞風險的根源不僅在審查制度，也在整個資訊生態的收縮。隨著社交平台取代報紙與電視成為主要資訊來源，輿論監督的功能被削弱，媒體逐漸從公共監督者變為內容分發者。“當新聞無法改變現實，它的社會意義也被重新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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