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无所不在:中国记者的现实风险
他指出，这些细节反映了新闻现场的压力，审查不再只存在于编辑室，而是渗入每一个拍摄与用词选择。“现在的审查更像一种空气，记者知道哪些画面不该拍，哪些字眼不能写。”汪海涛说，这种制度化的收缩让新闻专业被迫让位于政治安全，“当新闻无法改变现实，它的社会意义也被重新定义。”
新闻学生也被要求自我审查
无国界记者（RSF）2025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显示，中国在180个国家与地区中排名第178位，仅高于朝鲜。报告指出，中国仍是全球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新闻与网络资讯受到严格审查与控制。RSF分析，中国新闻审查部门持续主导媒体导向，并透过国家网信办与公安系统加强对资讯流通与舆论的监管，形成多部门协同的审查体系。
资深媒体人、曾在中国大专院校新闻学院任教的周斌对《田间》表示，过去任职的学校2024年曾以新闻专业学生与媒体从业实习生为对象进行一次不公开问卷，样本约1500人，“结果显示，多数受访者承认在撰写社会或政治议题时会考虑避开敏感内容，这种倾向在进入职场后更明显。”
他补充说：“虽然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业调查，但可以反映出新闻教育与现场实践之间的断层。学生在校内仍强调客观、公正，但一旦实习，就会被要求学会自我审查。这种心态一旦形成，未来进入体制内媒体后就很难改变。”
在地方层面，宣传系统的“政治责任制”被强化。前《北京青年报》主管级编辑Ｊ对《田间》透露，宣传口定期召开“导向分析会”，要求媒体“不炒作、不延伸、不引导情绪”，并将错误报道追责至个人。“有一次我值班时，因为标题措辞出了问题，编辑和责任记者都被约谈、停职检查，还扣了三个月奖金。”Ｊ说。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外加挂的牌子。（取自央视新闻微博）
公共监督者角色渐丧失
新闻风险不仅影响媒体，也改变了公众与媒体的互动关系。江苏南京一位自由撰稿人Ｎ说：“我们发稿前都会自己先审一遍字词，看有没有‘敏感词’。现在连写民生新闻、房价下跌都得小心。”Ｎ举例，涉及城管冲突、工人讨薪、房产纠纷等题材，多数地方媒体都不愿刊登，“有时文章写完，没有人敢收，也没人敢发。”
在网络端，审查技术的自动化使舆论控制更加隐密。自2021年起，中共中央网信办陆续推出多项“清朗行动”，包括“打击违规新闻采编”、“整治自媒体假新闻”、“防范负面炒作”等。据官方通报，截至2024年底，累计清理违规资讯逾八亿条，封禁帐号约两百万个。这意味着自媒体记者连试探的空间都没有。
从平台算法到行业资质，线上与线下的双重规训共同收缩了发表空间。中国官方规定亦不断强化记者管理。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与人社部文件，记者证实行年度核验并“每五年统一换发”；同时，记者需参加政治理论考核，内容包括“习近平新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些制度化要求，使新闻从业者被纳入政治忠诚评估体系之中。
海外媒体观察人士指出，新闻风险已不仅是法律问题，而是整个公共空间萎缩的结果。随着地方政府与企业舆情部门压力增大，媒体不再扮演公共监督者角色，而是成为政策宣传与形象管理的一环。中国传媒大学前讲师李嘉说：“体制内外的界线正在收窄，新闻人都在想办法生存。最好的办法是离开媒体行业。”
学者总结指出，新闻风险的根源不仅在审查制度，也在整个资讯生态的收缩。随着社交平台取代报纸与电视成为主要资讯来源，舆论监督的功能被削弱，媒体逐渐从公共监督者变为内容分发者。“当新闻无法改变现实，它的社会意义也被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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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生也被要求自我审查
无国界记者（RSF）2025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显示，中国在180个国家与地区中排名第178位，仅高于朝鲜。报告指出，中国仍是全球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新闻与网络资讯受到严格审查与控制。RSF分析，中国新闻审查部门持续主导媒体导向，并透过国家网信办与公安系统加强对资讯流通与舆论的监管，形成多部门协同的审查体系。
资深媒体人、曾在中国大专院校新闻学院任教的周斌对《田间》表示，过去任职的学校2024年曾以新闻专业学生与媒体从业实习生为对象进行一次不公开问卷，样本约1500人，“结果显示，多数受访者承认在撰写社会或政治议题时会考虑避开敏感内容，这种倾向在进入职场后更明显。”
他补充说：“虽然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行业调查，但可以反映出新闻教育与现场实践之间的断层。学生在校内仍强调客观、公正，但一旦实习，就会被要求学会自我审查。这种心态一旦形成，未来进入体制内媒体后就很难改变。”
在地方层面，宣传系统的“政治责任制”被强化。前《北京青年报》主管级编辑Ｊ对《田间》透露，宣传口定期召开“导向分析会”，要求媒体“不炒作、不延伸、不引导情绪”，并将错误报道追责至个人。“有一次我值班时，因为标题措辞出了问题，编辑和责任记者都被约谈、停职检查，还扣了三个月奖金。”Ｊ说。
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外加挂的牌子。（取自央视新闻微博）
公共监督者角色渐丧失
新闻风险不仅影响媒体，也改变了公众与媒体的互动关系。江苏南京一位自由撰稿人Ｎ说：“我们发稿前都会自己先审一遍字词，看有没有‘敏感词’。现在连写民生新闻、房价下跌都得小心。”Ｎ举例，涉及城管冲突、工人讨薪、房产纠纷等题材，多数地方媒体都不愿刊登，“有时文章写完，没有人敢收，也没人敢发。”
在网络端，审查技术的自动化使舆论控制更加隐密。自2021年起，中共中央网信办陆续推出多项“清朗行动”，包括“打击违规新闻采编”、“整治自媒体假新闻”、“防范负面炒作”等。据官方通报，截至2024年底，累计清理违规资讯逾八亿条，封禁帐号约两百万个。这意味着自媒体记者连试探的空间都没有。
从平台算法到行业资质，线上与线下的双重规训共同收缩了发表空间。中国官方规定亦不断强化记者管理。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与人社部文件，记者证实行年度核验并“每五年统一换发”；同时，记者需参加政治理论考核，内容包括“习近平新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些制度化要求，使新闻从业者被纳入政治忠诚评估体系之中。
海外媒体观察人士指出，新闻风险已不仅是法律问题，而是整个公共空间萎缩的结果。随着地方政府与企业舆情部门压力增大，媒体不再扮演公共监督者角色，而是成为政策宣传与形象管理的一环。中国传媒大学前讲师李嘉说：“体制内外的界线正在收窄，新闻人都在想办法生存。最好的办法是离开媒体行业。”
学者总结指出，新闻风险的根源不仅在审查制度，也在整个资讯生态的收缩。随着社交平台取代报纸与电视成为主要资讯来源，舆论监督的功能被削弱，媒体逐渐从公共监督者变为内容分发者。“当新闻无法改变现实，它的社会意义也被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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