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查無所不在:中國記者的現實風險
2024年7月，《新京報》發布油罐車裝運食用油的調查報導。（翻攝《新京報》網站）
在新聞采訪現場壓力之外，制度層面的審核亦同步收緊。中國的新聞審查制度早已形成完整體系，並在拾年間逐步下沉至地方層面。對當地記者而言，風險的來源不僅在於采訪現場的可見障礙，更在於信息審查與自我審查的雙重壓力。許多公共事件的報道被壓縮成統壹口徑的“通報”，媒體在這種結構下逐漸失去現場與獨立調查的功能。體制內記者需面對“考核指標”與“刪稿風險”的拉扯；體制外寫作者則被邊緣化，發表渠道日益收緊。
在中國近年資訊透明度下降的情況下，媒體對事實的完整呈現往往取決於記者個人的勇氣與運氣。北京資深媒體人應平告訴《田間》，新聞審查幹擾使調查記者人數在過去拾多年急劇減少。“在當下新聞界，調查記者的數量已從高峰時期的上千人銳減至只剩幾拾人，主要集中在北上廣深等超壹線城市。贰線城市媒體的調查記者，多數已轉行或者拉廣告，做自媒體。”他回憶，2008年叁鹿事件曝光當天，報社即接到宣傳部電話要求追查調查記者簡光洲，“那時還能發調查報道，現在誰敢再碰揭露性報道？”
2008年9月，當時的上海《東方早報》記者簡光洲揭露，許多食用石家莊叁鹿集團奶粉的嬰兒有腎結石病症，之後該品牌奶粉被驗出有化學工業原料叁聚氰胺，成為當時受關注的“毒奶粉事件”。另外，“東方早報”為上海報業集團旗下日報，已於2017年1月1日停刊，而上海報業集團直屬中共上海市委員會。
政治審查讓報道變高風險工作
政治審核的體制性程序已成為報社承受新聞風險的壹部分。伍位曾在《光明日報》、《人民日報》等官媒任職的資深記者對“田間”表示，近拾年凡涉及地方債務、城中村改造、企業裁員與金融風險的題材，均須報上級宣傳部門批准後方可刊發。“鑒於審批程序繁復，現在多數編輯乾脆放棄這類報道。宣傳部門壹通電話打過來，不讓寫就不能寫。30年前的‘叁柒開’（叁分過、柒分功）原則，如今已變成‘壹九開’（壹分過、九分功）。”這些資深記者基於安全考量，選擇不具名受訪。
前《光明日報》記者潘虹透露：“《光明日報》更不能發表所謂‘負能量’的稿子，壹篇都不行。許多年輕記者是體制內局級官員子女，不用打招呼，他們的稿子幾乎都是贊美內容，早已失去記者的基本職責。“
她說，在中央級黨媒中，審查的核心已從內容轉向忠誠度。“《光明日報》歸中宣部代管，中宣部部長可直接致電社長或總編輯。對我們的審查不只是內容，而是忠誠度。”
部分報社為規避風險，索性停止對經濟與社會議題的深入調查，轉而以相互轉載官方稿件或宣傳稿取代。壹名曾在南方城市報社任職的采編人員劉浩對《田間》說：“我們以前會報地方官員貪腐或環保污染，現在這類新聞壹律要走省裡規定的報批程序，多半被擱置。許多記者轉向企業公關或商業傳媒，新聞變成壹份危險職業。”
外國駐華記者對中國新聞環境也發出抱怨，認為那是壹個充滿采訪風險的社會。常駐中國的外國媒體記者Ｕ告訴《田間》，他曾被有關部門官員“打招呼”，如果發表不利於中國政府的新聞，那麽他在北京的簽證到期後，很難續簽。Ｕ還說：“中國記者報道受審查，我們外國記者也不能發那些『敏感』新聞。即便我們在國外的同事發稿，這筆帳最終也會算到我們頭上。”
在中國，專業記者必須持有由國家新聞出版署核發的新聞記者證。（翻攝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網站）
專攻新聞自由與數字控制研究的學者汪海濤接受《田間》采訪時表示，新聞審查制度越嚴，記者的采訪風險也就越大。我不久前與浙江電視台壹些前調查記者談過這個話題。現在的電視台記者比過去更謹慎，“畫面裡不能出現警察執勤時沒戴帽子的鏡頭，也不能拍到與路人拉扯的場面，甚至背景音樂都不可以用港台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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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聞采訪現場壓力之外，制度層面的審核亦同步收緊。中國的新聞審查制度早已形成完整體系，並在拾年間逐步下沉至地方層面。對當地記者而言，風險的來源不僅在於采訪現場的可見障礙，更在於信息審查與自我審查的雙重壓力。許多公共事件的報道被壓縮成統壹口徑的“通報”，媒體在這種結構下逐漸失去現場與獨立調查的功能。體制內記者需面對“考核指標”與“刪稿風險”的拉扯；體制外寫作者則被邊緣化，發表渠道日益收緊。
在中國近年資訊透明度下降的情況下，媒體對事實的完整呈現往往取決於記者個人的勇氣與運氣。北京資深媒體人應平告訴《田間》，新聞審查幹擾使調查記者人數在過去拾多年急劇減少。“在當下新聞界，調查記者的數量已從高峰時期的上千人銳減至只剩幾拾人，主要集中在北上廣深等超壹線城市。贰線城市媒體的調查記者，多數已轉行或者拉廣告，做自媒體。”他回憶，2008年叁鹿事件曝光當天，報社即接到宣傳部電話要求追查調查記者簡光洲，“那時還能發調查報道，現在誰敢再碰揭露性報道？”
2008年9月，當時的上海《東方早報》記者簡光洲揭露，許多食用石家莊叁鹿集團奶粉的嬰兒有腎結石病症，之後該品牌奶粉被驗出有化學工業原料叁聚氰胺，成為當時受關注的“毒奶粉事件”。另外，“東方早報”為上海報業集團旗下日報，已於2017年1月1日停刊，而上海報業集團直屬中共上海市委員會。
政治審查讓報道變高風險工作
政治審核的體制性程序已成為報社承受新聞風險的壹部分。伍位曾在《光明日報》、《人民日報》等官媒任職的資深記者對“田間”表示，近拾年凡涉及地方債務、城中村改造、企業裁員與金融風險的題材，均須報上級宣傳部門批准後方可刊發。“鑒於審批程序繁復，現在多數編輯乾脆放棄這類報道。宣傳部門壹通電話打過來，不讓寫就不能寫。30年前的‘叁柒開’（叁分過、柒分功）原則，如今已變成‘壹九開’（壹分過、九分功）。”這些資深記者基於安全考量，選擇不具名受訪。
前《光明日報》記者潘虹透露：“《光明日報》更不能發表所謂‘負能量’的稿子，壹篇都不行。許多年輕記者是體制內局級官員子女，不用打招呼，他們的稿子幾乎都是贊美內容，早已失去記者的基本職責。“
她說，在中央級黨媒中，審查的核心已從內容轉向忠誠度。“《光明日報》歸中宣部代管，中宣部部長可直接致電社長或總編輯。對我們的審查不只是內容，而是忠誠度。”
部分報社為規避風險，索性停止對經濟與社會議題的深入調查，轉而以相互轉載官方稿件或宣傳稿取代。壹名曾在南方城市報社任職的采編人員劉浩對《田間》說：“我們以前會報地方官員貪腐或環保污染，現在這類新聞壹律要走省裡規定的報批程序，多半被擱置。許多記者轉向企業公關或商業傳媒，新聞變成壹份危險職業。”
外國駐華記者對中國新聞環境也發出抱怨，認為那是壹個充滿采訪風險的社會。常駐中國的外國媒體記者Ｕ告訴《田間》，他曾被有關部門官員“打招呼”，如果發表不利於中國政府的新聞，那麽他在北京的簽證到期後，很難續簽。Ｕ還說：“中國記者報道受審查，我們外國記者也不能發那些『敏感』新聞。即便我們在國外的同事發稿，這筆帳最終也會算到我們頭上。”
在中國，專業記者必須持有由國家新聞出版署核發的新聞記者證。（翻攝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網站）
專攻新聞自由與數字控制研究的學者汪海濤接受《田間》采訪時表示，新聞審查制度越嚴，記者的采訪風險也就越大。我不久前與浙江電視台壹些前調查記者談過這個話題。現在的電視台記者比過去更謹慎，“畫面裡不能出現警察執勤時沒戴帽子的鏡頭，也不能拍到與路人拉扯的場面，甚至背景音樂都不可以用港台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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