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查無所不在:中國記者的現實風險
當新聞無法改變現實，它的社會意義也被重新定義。
田雨：華文時政與社會議題記者、自由研究者，長期關注中國媒體環境、公共治理與基層民生變遷。
在當前的華文媒體環境中，新聞記者的職業風險已成為常態。無論在中國體制內外，采訪與發表的界線不斷收窄，公共議題的討論空間也在縮小。這壹變化不僅體現在法律條文中，也滲透到新聞日常的每壹個環節。
近年來，中國新聞從業者面臨的壓力明顯加劇。多地記者在報道群體事件或地方財政困境時，被要求刪改內容或交出采訪資料；地方宣傳部門對新聞導向的審核持續強化，壹線記者多以自我審查維持生存。網絡監管機構亦加大對新聞平台與自媒體帳號的實時監控，涉及社會議題的報道往往被要求“先審後發”。
每年11月8日是中國記者節。表面上仍是對新聞行業的禮贊節日，實際上，它更像是壹場集體的沉默時刻，提醒人們，記錄現實與被抹除之間的界線，正在變得模糊。
基於工作考量，並與《田間》討論後，小紅、潘虹、應平、Ｕ、Ｎ等受訪者采用化名，另有海外媒體觀察人士與學者不具名受訪。
被消失的新聞報道
在2025年的中國記者節前夕，《中國數字時代》（China Digital Times）網站於11月7日刊登李微敖的撰文〈記者的工作，絕不是“等通知”、“看通報”——我的第23個中國記者節〉。文章提到，作者在2024至2025年間共發表43篇新聞報道，其中有拾篇在發表後短時間內被刪除或下架，部分稿件僅存活數小時。“被消失”的內容多涉及官員貪腐、國企內部調查、性侵丑聞與宗教人物受查等社會敏感議題。文章指出，新聞審查已不僅是編輯程序的壹部分，而成為決定報道命運的核心力量。
該文進壹步披露，這種“43篇中消失拾篇”的現象顯示審查強度加劇，也反映出記者在真實與制度邊界之間的掙扎。對體制內媒體而言，具有公共監督性的報道往往被視為越界；而對體制外記者而言，發表本身即是壹場賭注。當真實被迅速抹去，新聞風險成為日常。2025年的中國記者節因此格外沉重——真相的存在，往往比發表更短暫。田間在中國各大社交平台無法找到上述文章，壹位從事新聞工作的友人表示，這類文章即使發表，很快會被網管刪帖。
受訪的北京媒體工作者王妙玲近期對《田間》表示，現場采訪已成為高風險行為。“有些地區的警察直接出現在新聞現場，看到鏡頭就要求刪除影像，問你是哪個單位。”她說，這樣的幹預早已成為常態，許多記者出發前就要先評估“能否安全返回”。
她指出，李微敖文章中提到的“被消失的報道”並不罕見，而是新聞環境的壹面鏡子。“記者現在最怕的，不是寫錯，而是寫對了卻不能發。這樣的狀況讓許多人乾脆不再問問題，也不再記錄現實，不能發的就給外媒朋友。”
北京傳媒研究學者趙仁毅對《田間》表示，王妙玲的經歷反映出當下新聞環境的結構性變化。“在中國，審查的方式已不再只是刪稿，而是透過層層問責與制度懲戒，使記者在心理上自我約束。”他說，許多年輕記者在入行初期仍有理想，但很快就學會如何避開風險。“當記者節成為壹個祝福『平安』的日子，而不是表彰專業的時刻，新聞自由的意義就被改寫了。”
制度化的新聞審查
另壹位在《新京報》任職的記者小紅對“田間”披露，許多新聞機構已不再鼓勵調查報道。“2024年7月，調查記者韓福濤和另外兩名記者聯合調查的油罐車運輸食品稿子發出去後，上面很不高興。現在所有類似報道都要層層報批。我們都知道哪些題材不能碰，碰了也發不出去。現在接到投訴，有證據也不寫。”
2024年7月2日，《新京報》刊出韓福濤等人完成的報道，揭露部分油罐車在未清洗油罐的情況下混運大豆油。報道刊出後引起社會關注，官方隨即介入調查。然而，隨著輿論發酵，韓福濤的微博帳號突然消失，搜尋顯示“用戶不存在”。不少網民留言關切其人身安全，並質疑平台封號的理由。
2024年7月，《新京報》發布油罐車裝運食用油的調查報導。（翻攝《新京報》網站）
在新聞采訪現場壓力之外，制度層面的審核亦同步收緊。中國的新聞審查制度早已形成完整體系，並在拾年間逐步下沉至地方層面。對當地記者而言，風險的來源不僅在於采訪現場的可見障礙，更在於信息審查與自我審查的雙重壓力。許多公共事件的報道被壓縮成統壹口徑的“通報”，媒體在這種結構下逐漸失去現場與獨立調查的功能。體制內記者需面對“考核指標”與“刪稿風險”的拉扯；體制外寫作者則被邊緣化，發表渠道日益收緊。
在中國近年資訊透明度下降的情況下，媒體對事實的完整呈現往往取決於記者個人的勇氣與運氣。北京資深媒體人應平告訴《田間》，新聞審查幹擾使調查記者人數在過去拾多年急劇減少。“在當下新聞界，調查記者的數量已從高峰時期的上千人銳減至只剩幾拾人，主要集中在北上廣深等超壹線城市。贰線城市媒體的調查記者，多數已轉行或者拉廣告，做自媒體。”他回憶，2008年叁鹿事件曝光當天，報社即接到宣傳部電話要求追查調查記者簡光洲，“那時還能發調查報道，現在誰敢再碰揭露性報道？”
2008年9月，當時的上海《東方早報》記者簡光洲揭露，許多食用石家莊叁鹿集團奶粉的嬰兒有腎結石病症，之後該品牌奶粉被驗出有化學工業原料叁聚氰胺，成為當時受關注的“毒奶粉事件”。另外，“東方早報”為上海報業集團旗下日報，已於2017年1月1日停刊，而上海報業集團直屬中共上海市委員會。
政治審查讓報道變高風險工作
政治審核的體制性程序已成為報社承受新聞風險的壹部分。伍位曾在《光明日報》、《人民日報》等官媒任職的資深記者對“田間”表示，近拾年凡涉及地方債務、城中村改造、企業裁員與金融風險的題材，均須報上級宣傳部門批准後方可刊發。“鑒於審批程序繁復，現在多數編輯乾脆放棄這類報道。宣傳部門壹通電話打過來，不讓寫就不能寫。30年前的‘叁柒開’（叁分過、柒分功）原則，如今已變成‘壹九開’（壹分過、九分功）。”這些資深記者基於安全考量，選擇不具名受訪。
前《光明日報》記者潘虹透露：“《光明日報》更不能發表所謂‘負能量’的稿子，壹篇都不行。許多年輕記者是體制內局級官員子女，不用打招呼，他們的稿子幾乎都是贊美內容，早已失去記者的基本職責。“
她說，在中央級黨媒中，審查的核心已從內容轉向忠誠度。“《光明日報》歸中宣部代管，中宣部部長可直接致電社長或總編輯。對我們的審查不只是內容，而是忠誠度。”
部分報社為規避風險，索性停止對經濟與社會議題的深入調查，轉而以相互轉載官方稿件或宣傳稿取代。壹名曾在南方城市報社任職的采編人員劉浩對《田間》說：“我們以前會報地方官員貪腐或環保污染，現在這類新聞壹律要走省裡規定的報批程序，多半被擱置。許多記者轉向企業公關或商業傳媒，新聞變成壹份危險職業。”
外國駐華記者對中國新聞環境也發出抱怨，認為那是壹個充滿采訪風險的社會。常駐中國的外國媒體記者Ｕ告訴《田間》，他曾被有關部門官員“打招呼”，如果發表不利於中國政府的新聞，那麽他在北京的簽證到期後，很難續簽。Ｕ還說：“中國記者報道受審查，我們外國記者也不能發那些『敏感』新聞。即便我們在國外的同事發稿，這筆帳最終也會算到我們頭上。”
在中國，專業記者必須持有由國家新聞出版署核發的新聞記者證。（翻攝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網站）
專攻新聞自由與數字控制研究的學者汪海濤接受《田間》采訪時表示，新聞審查制度越嚴，記者的采訪風險也就越大。我不久前與浙江電視台壹些前調查記者談過這個話題。現在的電視台記者比過去更謹慎，“畫面裡不能出現警察執勤時沒戴帽子的鏡頭，也不能拍到與路人拉扯的場面，甚至背景音樂都不可以用港台歌曲。”
他指出，這些細節反映了新聞現場的壓力，審查不再只存在於編輯室，而是滲入每壹個拍攝與用詞選擇。“現在的審查更像壹種空氣，記者知道哪些畫面不該拍，哪些字眼不能寫。”汪海濤說，這種制度化的收縮讓新聞專業被迫讓位於政治安全，“當新聞無法改變現實，它的社會意義也被重新定義。”
新聞學生也被要求自我審查
無國界記者（RSF）2025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顯示，中國在180個國家與地區中排名第178位，僅高於朝鮮。報告指出，中國仍是全球監禁記者人數最多的國家，新聞與網絡資訊受到嚴格審查與控制。RSF分析，中國新聞審查部門持續主導媒體導向，並透過國家網信辦與公安系統加強對資訊流通與輿論的監管，形成多部門協同的審查體系。
資深媒體人、曾在中國大專院校新聞學院任教的周斌對《田間》表示，過去任職的學校2024年曾以新聞專業學生與媒體從業實習生為對象進行壹次不公開問卷，樣本約1500人，“結果顯示，多數受訪者承認在撰寫社會或政治議題時會考慮避開敏感內容，這種傾向在進入職場後更明顯。”
他補充說：“雖然這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行業調查，但可以反映出新聞教育與現場實踐之間的斷層。學生在校內仍強調客觀、公正，但壹旦實習，就會被要求學會自我審查。這種心態壹旦形成，未來進入體制內媒體後就很難改變。”
在地方層面，宣傳系統的“政治責任制”被強化。前《北京青年報》主管級編輯Ｊ對《田間》透露，宣傳口定期召開“導向分析會”，要求媒體“不炒作、不延伸、不引導情緒”，並將錯誤報道追責至個人。“有壹次我值班時，因為標題措辭出了問題，編輯和責任記者都被約談、停職檢查，還扣了叁個月獎金。”Ｊ說。
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對外加掛的牌子。（取自央視新聞微博）
公共監督者角色漸喪失
新聞風險不僅影響媒體，也改變了公眾與媒體的互動關系。江蘇南京壹位自由撰稿人Ｎ說：“我們發稿前都會自己先審壹遍字詞，看有沒有‘敏感詞’。現在連寫民生新聞、房價下跌都得小心。”Ｎ舉例，涉及城管沖突、工人討薪、房產糾紛等題材，多數地方媒體都不願刊登，“有時文章寫完，沒有人敢收，也沒人敢發。”
在網絡端，審查技術的自動化使輿論控制更加隱密。自2021年起，中共中央網信辦陸續推出多項“清朗行動”，包括“打擊違規新聞采編”、“整治自媒體假新聞”、“防范負面炒作”等。據官方通報，截至2024年底，累計清理違規資訊逾八億條，封禁帳號約兩百萬個。這意味著自媒體記者連試探的空間都沒有。
從平台算法到行業資質，線上與線下的雙重規訓共同收縮了發表空間。中國官方規定亦不斷強化記者管理。根據國家新聞出版署與人社部文件，記者證實行年度核驗並“每伍年統壹換發”；同時，記者需參加政治理論考核，內容包括“習近平新聞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這些制度化要求，使新聞從業者被納入政治忠誠評估體系之中。
海外媒體觀察人士指出，新聞風險已不僅是法律問題，而是整個公共空間萎縮的結果。隨著地方政府與企業輿情部門壓力增大，媒體不再扮演公共監督者角色，而是成為政策宣傳與形象管理的壹環。中國傳媒大學前講師李嘉說：“體制內外的界線正在收窄，新聞人都在想辦法生存。最好的辦法是離開媒體行業。”
學者總結指出，新聞風險的根源不僅在審查制度，也在整個資訊生態的收縮。隨著社交平台取代報紙與電視成為主要資訊來源，輿論監督的功能被削弱，媒體逐漸從公共監督者變為內容分發者。“當新聞無法改變現實，它的社會意義也被重新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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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田雨：華文時政與社會議題記者、自由研究者，長期關注中國媒體環境、公共治理與基層民生變遷。
在當前的華文媒體環境中，新聞記者的職業風險已成為常態。無論在中國體制內外，采訪與發表的界線不斷收窄，公共議題的討論空間也在縮小。這壹變化不僅體現在法律條文中，也滲透到新聞日常的每壹個環節。
近年來，中國新聞從業者面臨的壓力明顯加劇。多地記者在報道群體事件或地方財政困境時，被要求刪改內容或交出采訪資料；地方宣傳部門對新聞導向的審核持續強化，壹線記者多以自我審查維持生存。網絡監管機構亦加大對新聞平台與自媒體帳號的實時監控，涉及社會議題的報道往往被要求“先審後發”。
每年11月8日是中國記者節。表面上仍是對新聞行業的禮贊節日，實際上，它更像是壹場集體的沉默時刻，提醒人們，記錄現實與被抹除之間的界線，正在變得模糊。
基於工作考量，並與《田間》討論後，小紅、潘虹、應平、Ｕ、Ｎ等受訪者采用化名，另有海外媒體觀察人士與學者不具名受訪。
被消失的新聞報道
在2025年的中國記者節前夕，《中國數字時代》（China Digital Times）網站於11月7日刊登李微敖的撰文〈記者的工作，絕不是“等通知”、“看通報”——我的第23個中國記者節〉。文章提到，作者在2024至2025年間共發表43篇新聞報道，其中有拾篇在發表後短時間內被刪除或下架，部分稿件僅存活數小時。“被消失”的內容多涉及官員貪腐、國企內部調查、性侵丑聞與宗教人物受查等社會敏感議題。文章指出，新聞審查已不僅是編輯程序的壹部分，而成為決定報道命運的核心力量。
該文進壹步披露，這種“43篇中消失拾篇”的現象顯示審查強度加劇，也反映出記者在真實與制度邊界之間的掙扎。對體制內媒體而言，具有公共監督性的報道往往被視為越界；而對體制外記者而言，發表本身即是壹場賭注。當真實被迅速抹去，新聞風險成為日常。2025年的中國記者節因此格外沉重——真相的存在，往往比發表更短暫。田間在中國各大社交平台無法找到上述文章，壹位從事新聞工作的友人表示，這類文章即使發表，很快會被網管刪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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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指出，李微敖文章中提到的“被消失的報道”並不罕見，而是新聞環境的壹面鏡子。“記者現在最怕的，不是寫錯，而是寫對了卻不能發。這樣的狀況讓許多人乾脆不再問問題，也不再記錄現實，不能發的就給外媒朋友。”
北京傳媒研究學者趙仁毅對《田間》表示，王妙玲的經歷反映出當下新聞環境的結構性變化。“在中國，審查的方式已不再只是刪稿，而是透過層層問責與制度懲戒，使記者在心理上自我約束。”他說，許多年輕記者在入行初期仍有理想，但很快就學會如何避開風險。“當記者節成為壹個祝福『平安』的日子，而不是表彰專業的時刻，新聞自由的意義就被改寫了。”
制度化的新聞審查
另壹位在《新京報》任職的記者小紅對“田間”披露，許多新聞機構已不再鼓勵調查報道。“2024年7月，調查記者韓福濤和另外兩名記者聯合調查的油罐車運輸食品稿子發出去後，上面很不高興。現在所有類似報道都要層層報批。我們都知道哪些題材不能碰，碰了也發不出去。現在接到投訴，有證據也不寫。”
2024年7月2日，《新京報》刊出韓福濤等人完成的報道，揭露部分油罐車在未清洗油罐的情況下混運大豆油。報道刊出後引起社會關注，官方隨即介入調查。然而，隨著輿論發酵，韓福濤的微博帳號突然消失，搜尋顯示“用戶不存在”。不少網民留言關切其人身安全，並質疑平台封號的理由。
2024年7月，《新京報》發布油罐車裝運食用油的調查報導。（翻攝《新京報》網站）
在新聞采訪現場壓力之外，制度層面的審核亦同步收緊。中國的新聞審查制度早已形成完整體系，並在拾年間逐步下沉至地方層面。對當地記者而言，風險的來源不僅在於采訪現場的可見障礙，更在於信息審查與自我審查的雙重壓力。許多公共事件的報道被壓縮成統壹口徑的“通報”，媒體在這種結構下逐漸失去現場與獨立調查的功能。體制內記者需面對“考核指標”與“刪稿風險”的拉扯；體制外寫作者則被邊緣化，發表渠道日益收緊。
在中國近年資訊透明度下降的情況下，媒體對事實的完整呈現往往取決於記者個人的勇氣與運氣。北京資深媒體人應平告訴《田間》，新聞審查幹擾使調查記者人數在過去拾多年急劇減少。“在當下新聞界，調查記者的數量已從高峰時期的上千人銳減至只剩幾拾人，主要集中在北上廣深等超壹線城市。贰線城市媒體的調查記者，多數已轉行或者拉廣告，做自媒體。”他回憶，2008年叁鹿事件曝光當天，報社即接到宣傳部電話要求追查調查記者簡光洲，“那時還能發調查報道，現在誰敢再碰揭露性報道？”
2008年9月，當時的上海《東方早報》記者簡光洲揭露，許多食用石家莊叁鹿集團奶粉的嬰兒有腎結石病症，之後該品牌奶粉被驗出有化學工業原料叁聚氰胺，成為當時受關注的“毒奶粉事件”。另外，“東方早報”為上海報業集團旗下日報，已於2017年1月1日停刊，而上海報業集團直屬中共上海市委員會。
政治審查讓報道變高風險工作
政治審核的體制性程序已成為報社承受新聞風險的壹部分。伍位曾在《光明日報》、《人民日報》等官媒任職的資深記者對“田間”表示，近拾年凡涉及地方債務、城中村改造、企業裁員與金融風險的題材，均須報上級宣傳部門批准後方可刊發。“鑒於審批程序繁復，現在多數編輯乾脆放棄這類報道。宣傳部門壹通電話打過來，不讓寫就不能寫。30年前的‘叁柒開’（叁分過、柒分功）原則，如今已變成‘壹九開’（壹分過、九分功）。”這些資深記者基於安全考量，選擇不具名受訪。
前《光明日報》記者潘虹透露：“《光明日報》更不能發表所謂‘負能量’的稿子，壹篇都不行。許多年輕記者是體制內局級官員子女，不用打招呼，他們的稿子幾乎都是贊美內容，早已失去記者的基本職責。“
她說，在中央級黨媒中，審查的核心已從內容轉向忠誠度。“《光明日報》歸中宣部代管，中宣部部長可直接致電社長或總編輯。對我們的審查不只是內容，而是忠誠度。”
部分報社為規避風險，索性停止對經濟與社會議題的深入調查，轉而以相互轉載官方稿件或宣傳稿取代。壹名曾在南方城市報社任職的采編人員劉浩對《田間》說：“我們以前會報地方官員貪腐或環保污染，現在這類新聞壹律要走省裡規定的報批程序，多半被擱置。許多記者轉向企業公關或商業傳媒，新聞變成壹份危險職業。”
外國駐華記者對中國新聞環境也發出抱怨，認為那是壹個充滿采訪風險的社會。常駐中國的外國媒體記者Ｕ告訴《田間》，他曾被有關部門官員“打招呼”，如果發表不利於中國政府的新聞，那麽他在北京的簽證到期後，很難續簽。Ｕ還說：“中國記者報道受審查，我們外國記者也不能發那些『敏感』新聞。即便我們在國外的同事發稿，這筆帳最終也會算到我們頭上。”
在中國，專業記者必須持有由國家新聞出版署核發的新聞記者證。（翻攝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網站）
專攻新聞自由與數字控制研究的學者汪海濤接受《田間》采訪時表示，新聞審查制度越嚴，記者的采訪風險也就越大。我不久前與浙江電視台壹些前調查記者談過這個話題。現在的電視台記者比過去更謹慎，“畫面裡不能出現警察執勤時沒戴帽子的鏡頭，也不能拍到與路人拉扯的場面，甚至背景音樂都不可以用港台歌曲。”
他指出，這些細節反映了新聞現場的壓力，審查不再只存在於編輯室，而是滲入每壹個拍攝與用詞選擇。“現在的審查更像壹種空氣，記者知道哪些畫面不該拍，哪些字眼不能寫。”汪海濤說，這種制度化的收縮讓新聞專業被迫讓位於政治安全，“當新聞無法改變現實，它的社會意義也被重新定義。”
新聞學生也被要求自我審查
無國界記者（RSF）2025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顯示，中國在180個國家與地區中排名第178位，僅高於朝鮮。報告指出，中國仍是全球監禁記者人數最多的國家，新聞與網絡資訊受到嚴格審查與控制。RSF分析，中國新聞審查部門持續主導媒體導向，並透過國家網信辦與公安系統加強對資訊流通與輿論的監管，形成多部門協同的審查體系。
資深媒體人、曾在中國大專院校新聞學院任教的周斌對《田間》表示，過去任職的學校2024年曾以新聞專業學生與媒體從業實習生為對象進行壹次不公開問卷，樣本約1500人，“結果顯示，多數受訪者承認在撰寫社會或政治議題時會考慮避開敏感內容，這種傾向在進入職場後更明顯。”
他補充說：“雖然這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行業調查，但可以反映出新聞教育與現場實踐之間的斷層。學生在校內仍強調客觀、公正，但壹旦實習，就會被要求學會自我審查。這種心態壹旦形成，未來進入體制內媒體後就很難改變。”
在地方層面，宣傳系統的“政治責任制”被強化。前《北京青年報》主管級編輯Ｊ對《田間》透露，宣傳口定期召開“導向分析會”，要求媒體“不炒作、不延伸、不引導情緒”，並將錯誤報道追責至個人。“有壹次我值班時，因為標題措辭出了問題，編輯和責任記者都被約談、停職檢查，還扣了叁個月獎金。”Ｊ說。
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署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對外加掛的牌子。（取自央視新聞微博）
公共監督者角色漸喪失
新聞風險不僅影響媒體，也改變了公眾與媒體的互動關系。江蘇南京壹位自由撰稿人Ｎ說：“我們發稿前都會自己先審壹遍字詞，看有沒有‘敏感詞’。現在連寫民生新聞、房價下跌都得小心。”Ｎ舉例，涉及城管沖突、工人討薪、房產糾紛等題材，多數地方媒體都不願刊登，“有時文章寫完，沒有人敢收，也沒人敢發。”
在網絡端，審查技術的自動化使輿論控制更加隱密。自2021年起，中共中央網信辦陸續推出多項“清朗行動”，包括“打擊違規新聞采編”、“整治自媒體假新聞”、“防范負面炒作”等。據官方通報，截至2024年底，累計清理違規資訊逾八億條，封禁帳號約兩百萬個。這意味著自媒體記者連試探的空間都沒有。
從平台算法到行業資質，線上與線下的雙重規訓共同收縮了發表空間。中國官方規定亦不斷強化記者管理。根據國家新聞出版署與人社部文件，記者證實行年度核驗並“每伍年統壹換發”；同時，記者需參加政治理論考核，內容包括“習近平新聞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這些制度化要求，使新聞從業者被納入政治忠誠評估體系之中。
海外媒體觀察人士指出，新聞風險已不僅是法律問題，而是整個公共空間萎縮的結果。隨著地方政府與企業輿情部門壓力增大，媒體不再扮演公共監督者角色，而是成為政策宣傳與形象管理的壹環。中國傳媒大學前講師李嘉說：“體制內外的界線正在收窄，新聞人都在想辦法生存。最好的辦法是離開媒體行業。”
學者總結指出，新聞風險的根源不僅在審查制度，也在整個資訊生態的收縮。隨著社交平台取代報紙與電視成為主要資訊來源，輿論監督的功能被削弱，媒體逐漸從公共監督者變為內容分發者。“當新聞無法改變現實，它的社會意義也被重新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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