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青年困在考研考編死循環,走不出去也回不了頭
“我身邊有很多的朋友，其實大家兜兜轉轉的。曾經本科畢業的時候，大家就以為會按照自己規劃的這個方向去幹，但後來發現就是壹個圈。先讀研的人，最後還是考了編；先考編的人，最後還是讀了研。身邊很多的朋友，有壹些可能他本科畢業了去找工作，找到了之後他可能對現狀不是很滿意，可能又選擇裸辭之後去讀全職研究生，讀出來再以另外壹種身份又考公。”
肆川省S鎮鄉村振興辦壹位1999年出生的年輕女主任，在聊起自己和身邊人的人生軌跡時，隨口說出的這段話，直接觸碰到了當下基層青年最真實的生存困境。
在D區這片城鄉結合部的土地上，那些從伍湖肆海考進鄉鎮的年輕人，無論本科畢業時在人生的岔路口選了哪條路，最終都殊途同歸，陷進了考研與考編相互纏繞的循環裡，走不出去，也回不了頭。
這不是某壹個人的偶然選擇，而是壹代人的集體宿命。
我們在S鎮的田野調研中看到的，是壹幅無比清晰的時代畫像：
1999年的選調生，本科讀英語專業，畢業時放棄了保研機會，壹頭扎進了鄉鎮基層，可工作沒幾年，又壹頭扎進了MPA的備考大軍裡。第壹年沖肆川大學落榜，她只能調劑到西華大學。說起考研的初衷，她直白又無奈：“本科學歷太低了。身邊的人好多都在考，看著別人考，你心裡邊也發慌。”
和她同批考進S鎮的年輕公務員，大多都走著壹樣的路：
財政所的姑娘買了考研英語書，翻了幾頁就再也看不下去，卻始終沒放棄讀研的念頭，因為“遴選到市裡，都需要研究生學歷、黨員、工作經驗，所以很多年輕人讀MPA”；
民政辦的年輕姑娘，在鄉鎮工作的幾年裡，看著身邊的同事要麼在備考遴選，要麼在准備在職研究生，原本佛系的心態也跟著慌了起來，哪怕明知“在職課堂有點形式”，也總覺得不做點什麼，就會被這個圈子甩在身後。
而在循環的另壹端，則是那些先讀完了研，最終還是壹頭扎進考編賽道的年輕人。
S鎮財政所的主任，是西南財經大學的研究生，畢業時先壹頭扎進了成都的會計事務所，想著在市場化的浪潮裡拼出壹番天地。可疫情之後的行業內卷，讓她的理想迅速落地：“越來越多的海歸，985畢業的都進會計事務所。加班也越來越多，到手的收入越來越少。就覺得找壹個安穩工作比較好。”最終，她還是考公進了鄉鎮，拿著比事務所少了近壹半的月薪，求的就是壹份體制內的安穩。
這樣的故事在S鎮比比皆是。有本科畢業先去企業打拼的；在市場裡撞得頭破血流後，裸辭讀了全職研究生，等拿到碩士文憑，人生規劃裡的第壹選擇，依然是考公進體制。他們曾以為高學歷能給自己的人生帶來更多可能，可最終發現，所有的學歷加持，都只是為了在考編的賽道上，多壹點競爭的籌碼。
這個看似荒誕的循環，反映的是年輕人“沒主見”“隨大流”嗎？也許並不是。它反映的是基層結構性的晉升困境，把他們壹步步逼進了這個圈裡。
在S鎮的訪談裡，所有年輕幹部都繞不開壹個話題：鄉鎮的晉升通道，實在太窄了。
“在鄉鎮，副科走到正科，比市上要努力更多，因為職數沒有那麼多。市政府壹個部門，壹個科室主任也是正科；科室的副主任，下面可能根本沒有人，他也是壹個副科。”
可在鄉鎮，年輕公務員考進來，先要熬過5年甚至8年的服務期，“20多歲考進來，服務期滿就是30多歲；在區級部門的話，31歲副科，發展快的話可能都是正科了”。而在鄉鎮，大部分人幹到退休，也只能混個贰級主任科員，還是退休前兩年才能享受到的待遇。
更殘酷的是，2024年之後，違規借調被全面清退，年輕人連借調到區裡、被主要領導看見的機會都被掐斷了，“鄉鎮壹個工作人員，再累再苦，也不壹定被領導看到，不壹定有提升空間”。
在這樣的晉升窄門面前，考研成了鄉鎮年輕人唯壹能抓住的救命稻草。他們不是真的想做學術研究，也不是對公共管理專業有多少熱愛，而是想靠著壹張研究生文憑，抓住那微乎其微的遴選機會，跳出鄉鎮這個“坑”。
就像那個最終放棄MPA的年輕幹部說的，“當時想考主要是為了遴選考慮，有了研究生身份，能選擇的崗位會更多壹些”。可現實的諷刺之處在於，大部分人最終會發現，就算讀了在職研究生，也很難真正跳出鄉鎮。服務期的限制、35歲的年齡門檻、越來越卷的遴選競爭，讓那張文憑最終只成了簡歷上的壹行字，改變不了困在鄉鎮的現實。而那些先讀了研的人，最終還是逃不過考編的宿命，高學歷最終的落點，依然是鄉鎮的壹張辦公桌，每天陷在填表、迎檢、報表、下村的瑣碎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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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沒人說話啊，我想來說幾句
肆川省S鎮鄉村振興辦壹位1999年出生的年輕女主任，在聊起自己和身邊人的人生軌跡時，隨口說出的這段話，直接觸碰到了當下基層青年最真實的生存困境。
在D區這片城鄉結合部的土地上，那些從伍湖肆海考進鄉鎮的年輕人，無論本科畢業時在人生的岔路口選了哪條路，最終都殊途同歸，陷進了考研與考編相互纏繞的循環裡，走不出去，也回不了頭。
這不是某壹個人的偶然選擇，而是壹代人的集體宿命。
我們在S鎮的田野調研中看到的，是壹幅無比清晰的時代畫像：
1999年的選調生，本科讀英語專業，畢業時放棄了保研機會，壹頭扎進了鄉鎮基層，可工作沒幾年，又壹頭扎進了MPA的備考大軍裡。第壹年沖肆川大學落榜，她只能調劑到西華大學。說起考研的初衷，她直白又無奈：“本科學歷太低了。身邊的人好多都在考，看著別人考，你心裡邊也發慌。”
和她同批考進S鎮的年輕公務員，大多都走著壹樣的路：
財政所的姑娘買了考研英語書，翻了幾頁就再也看不下去，卻始終沒放棄讀研的念頭，因為“遴選到市裡，都需要研究生學歷、黨員、工作經驗，所以很多年輕人讀MPA”；
民政辦的年輕姑娘，在鄉鎮工作的幾年裡，看著身邊的同事要麼在備考遴選，要麼在准備在職研究生，原本佛系的心態也跟著慌了起來，哪怕明知“在職課堂有點形式”，也總覺得不做點什麼，就會被這個圈子甩在身後。
而在循環的另壹端，則是那些先讀完了研，最終還是壹頭扎進考編賽道的年輕人。
S鎮財政所的主任，是西南財經大學的研究生，畢業時先壹頭扎進了成都的會計事務所，想著在市場化的浪潮裡拼出壹番天地。可疫情之後的行業內卷，讓她的理想迅速落地：“越來越多的海歸，985畢業的都進會計事務所。加班也越來越多，到手的收入越來越少。就覺得找壹個安穩工作比較好。”最終，她還是考公進了鄉鎮，拿著比事務所少了近壹半的月薪，求的就是壹份體制內的安穩。
這樣的故事在S鎮比比皆是。有本科畢業先去企業打拼的；在市場裡撞得頭破血流後，裸辭讀了全職研究生，等拿到碩士文憑，人生規劃裡的第壹選擇，依然是考公進體制。他們曾以為高學歷能給自己的人生帶來更多可能，可最終發現，所有的學歷加持，都只是為了在考編的賽道上，多壹點競爭的籌碼。
這個看似荒誕的循環，反映的是年輕人“沒主見”“隨大流”嗎？也許並不是。它反映的是基層結構性的晉升困境，把他們壹步步逼進了這個圈裡。
在S鎮的訪談裡，所有年輕幹部都繞不開壹個話題：鄉鎮的晉升通道，實在太窄了。
“在鄉鎮，副科走到正科，比市上要努力更多，因為職數沒有那麼多。市政府壹個部門，壹個科室主任也是正科；科室的副主任，下面可能根本沒有人，他也是壹個副科。”
可在鄉鎮，年輕公務員考進來，先要熬過5年甚至8年的服務期，“20多歲考進來，服務期滿就是30多歲；在區級部門的話，31歲副科，發展快的話可能都是正科了”。而在鄉鎮，大部分人幹到退休，也只能混個贰級主任科員，還是退休前兩年才能享受到的待遇。
更殘酷的是，2024年之後，違規借調被全面清退，年輕人連借調到區裡、被主要領導看見的機會都被掐斷了，“鄉鎮壹個工作人員，再累再苦，也不壹定被領導看到，不壹定有提升空間”。
在這樣的晉升窄門面前，考研成了鄉鎮年輕人唯壹能抓住的救命稻草。他們不是真的想做學術研究，也不是對公共管理專業有多少熱愛，而是想靠著壹張研究生文憑，抓住那微乎其微的遴選機會，跳出鄉鎮這個“坑”。
就像那個最終放棄MPA的年輕幹部說的，“當時想考主要是為了遴選考慮，有了研究生身份，能選擇的崗位會更多壹些”。可現實的諷刺之處在於，大部分人最終會發現，就算讀了在職研究生，也很難真正跳出鄉鎮。服務期的限制、35歲的年齡門檻、越來越卷的遴選競爭，讓那張文憑最終只成了簡歷上的壹行字，改變不了困在鄉鎮的現實。而那些先讀了研的人，最終還是逃不過考編的宿命，高學歷最終的落點，依然是鄉鎮的壹張辦公桌，每天陷在填表、迎檢、報表、下村的瑣碎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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