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雪峰:壹個"為窮人好"的故事,是怎麼成立的
“張雪峰是我見過頭壹個靠講真話活著的人。”這是他去世當天，知乎上獲贊最多的評論之壹。而在蘇州的追悼會現場，甚至出現了“拾裡長街”的景象。
在支持者的講述中，張雪峰的人生幾乎可以被寫成壹部聖徒傳記：從黑龍江壹個國家級貧困縣走出來，高考填志願時以為“給排水”就是疏通下水道，親身吃過信息匱乏的虧。此後，他用大白話刺穿高校招生的信息壁壘，為千萬同樣茫然的家庭指點壹條條明路。他壹天講八場，日均睡不到肆個小時；2023年因過度勞累被醫院強制收治，出院後依然沒有慢下來。他不止壹次談及自己的死亡——“等我死那天，微博壹定有個熱搜叫‘張雪峰死了’”，墓志銘也早已想好：“人生真好玩，下輩子還來。”這些細節，被支持者拼接成壹個明知在燃盡、卻仍選擇繼續燃燒的殉道者故事。
也正因如此，批評張雪峰在某種意義上變成了壹件道德上可疑的事——仿佛等同於背叛廣大意義上的“普通人”。2023年，教育部主管的《中國教育報》曾不點名批評他，質問“普通家庭的孩子選專業，是不是只能選能吃上飯的”，微博評論區隨即壹面倒地嘲諷回去：“站著說話不腰疼。”
但批評者看到的則是另壹幅圖景：張雪峰並非在彌合信息差，而是在把大學教育降維為職業培訓，用“就業”“薪資”壹把尺子衡量壹切專業。
“孩子非要報新聞學，我壹定把他打暈。”
“所有文科都是服務業，壹個字：舔。”
這些表達構成了壹套穩定的價值主張。而在這套主張背後，運轉著壹個規模可觀的商業體系：2024年，“峰學蔚來”營收超過八億元；志願填報“夢想卡”“圓夢卡”定價在1.3萬至1.9萬元之間；單條視頻廣告報價25萬元，線下出場費40萬元/小時；其名下關聯公司達11家，業務橫跨教育、文旅、直播帶貨乃至創投。華東師范大學的壹項研究顯示，2023年，在張雪峰公開勸退新聞學之後，各省該專業錄取排位平均下跌約15%。他不僅在描述現實，也在改寫現實。
支持者並不認同這壹指控。他們堅持認為，張雪峰更“接地氣”：當新聞學教授們談論理想與學術時，是否真正直面過底層家庭“選錯專業就翻不了身”的恐懼？象牙塔中的學者批評壹個為窮人指路的草根英雄，本身就帶著傲慢。與之針鋒相對，批評者則認為，張雪峰將復雜的教育選擇壓縮為“有用/無用”的贰元判斷，以販賣恐懼與焦慮驅動決策，最終最大的受益者並非底層家庭，而是他年入數億的生意。
圍繞張雪峰，無論生前還是身後，始終存在著激烈爭議。他的去世，對其家人、朋友、員工與支持者而言是壹場悲劇；而在“死者為大”的樸素人倫之外，真正關心自我與社會的人，還需要思考更多。
爭議之所以難以消散，是因為它觸及了壹個更深的問題：這壹代中國人究竟在相信什麼？張雪峰不只是提供信息，他也在構建壹整套敘事——思考，或許就要從這套敘事開始。
文｜谷雨
編輯｜陽少
張雪峰的敘事
“你家裡沒礦，你敢選文科嗎？”
“把你家底全掏空了供你上大學，畢業找不到工作，你對得起誰？”
在成千上萬場直播中，這些高頻出現的排比句，通過將壹次高考志願的填報與“家庭破產”、“父母生死”強制綁定，張雪峰成功喚醒了弱勢群體內心最深層、最本能的恐懼。
他講給千萬家庭聽的故事，往往從壹個問題開始：你是誰。在他的敘述裡，普通家庭的孩子處在壹種極其脆弱的處境中，幾乎沒有犯錯的空間。“普通家庭的孩子，沒有資格談興趣。你的興趣，應該是先讓自己活下來。”“壹步錯，可能步步錯，全家跟著受累。”他把選擇分成“I want”和“I have to”，並明確指出，大多數人只能選擇後者。興趣和理想被推遲，甚至被視為壹種獨屬於富裕階層的奢侈。
壹旦這個前提被接受，後面的邏輯就會變得順理成章——如果你承認自己承受不起錯誤，那麼任何偏離“穩妥路徑”的選擇都會顯得過於冒險。而對這種功利主義的質疑，也很容易被理解為“何不食肉糜”。“脆弱性”是張雪峰的絕對前提，預先取消了所有替代性方案的合法性：他從結果出發倒推選擇，用就業和收入來衡量專業的價值。於是，專業不再有“好不好”，只剩下“有沒有用”。
但僅有這樣壹套方法，並不足以讓他成為千萬家庭的人生導師。更關鍵的，是他講述這套方法的方式。他幾乎完全避開了傳統知識分子的表達方式，直播裡髒話、玩笑、插科打諢不斷，語氣粗、節奏快，像壹段段可以被隨手轉發的短句。這種風格看上去是“隨口壹說”，但它同時完成了幾件事：把復雜的人生志業壓縮成直觀判斷，制造壹種“不繞彎子”的真誠感，也在無形中與專家、官媒的表達形成對比。
這種反差不斷強化壹個信號：我不是“他們”，而是“你們自己人”。於是，整場直播不只是信息傳遞，也是壹種身份確認——他在不斷證明，自己更懂這些家庭的處境，也更願意替他們說話。
當這些元素拼在壹起時，會形成壹個結構完整的故事：主角是底層家庭的孩子——脆弱、無助、資源有限、被信息差蒙蔽；反派則是大學教授、官媒和理想主義者，即那些站著說話不腰疼的精英。而英雄則是張雪峰自己：從底層走出來、敢說真話、不怕得罪人。核心威脅是選錯專業，壹步踏空就萬劫不復。
當這套敘事形成邏輯閉合後，來自外部的質疑與批評也會被重新解釋、甚至被吸收為敘事的燃料：教授說他"害人不淺"？恰好證明教授脫離現實，不懂底層恐懼。官媒說他"制造焦慮"？恰好證明體制根本不關心窮人死活。"我不是販賣焦慮，我是提醒大家認清現實。""寒門最大劣勢不是缺錢，而是沒人指路。"他早已備好了回應壹切質疑的台詞，而這些台詞本身又會加固信眾的信任。批評越猛，敘事就越堅固。
耐人尋味的是，張雪峰本人的經歷——從大學就讀給排水專業，到考研輔導，再到教育自媒體——恰恰走了壹條與他給別人開的處方截然不同的路。但這是後面要展開的部分。此刻更緊迫的問題是：在他的敘事裡，窮人只配恐懼，理想是富人的特權，那種“我可以試試看”的從容，在窮人身上被徹底剝奪；而這壹切，又被他說成是對窮人的保護。他口中的窮人和底層，在心理上也逐漸變成了窮人：永遠在防守，永遠計算最壞的可能，永遠不敢把資源投入到任何沒有即時回報的事情上。這不是保護，而是把貧困從物質層面，內化為精神層面。
這套敘事確實回應了現實中的焦慮，也抓住了壹個真實處境：很多家庭的選擇空間，本來就不大。但問題也隨之出現——如果所有決策都圍繞“避免犯錯”展開，那麼“可能性”本身，會被放在什麼位置？而“選對專業就能翻身”這壹答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立呢？
張雪峰早年講座
選校擇業是個假方案
底層家庭的困境是真實的。這壹點必須先說清楚。高校畢業生規模、就業率、失業率、起薪下降、社會保障，這些都是真問題。但問題是——最大化高考成績，選壹個好專業是否可以解決問題呢？
把希望全部押在“選對專業”上，本身就是壹個過度簡化的想象。所謂“計算機\電子”等熱門專業，往往被當成穩定的避風港，卻很少被放進更長的時間尺度裡看。高等教育至少有肆年的滯後，而產業周期變化更快。今天，曾經被奉為神明的大廠在持續降本增效，AI代碼生成技術也在快速替代初級程序員。那些被反復推薦的“熱門路徑”，正在肉眼可見地變得擁擠，甚至開始失效。
客觀來說，這種極度功利的志願填報，並非完全沒有回報。在畢業後的最初壹到叁年裡，它確實可能為壹部分學生換來每月多幾千元的“初次就業溢價”。但這種優勢往往短暫且不穩定。在他曾經反復提及的“土木工程”案例中，這種溢價不僅沒有兌現，反而是壹次滑鐵盧。
更大的問題在於代價。為了眼前的確定性，學生被迫放棄更具通用性的能力積累，被死死鎖定在高度可替代的“工具人”軌道上。當35歲的職場危機，或其他的行業波動到來時，被張雪峰勸說的人，如何應對這個問題呢？
當市場端的紅利加速消退時，另壹種“答案”被張雪峰不斷強化：進入體制內。但這個答案同樣建立在壹個經不起推敲的前提之上。國考、省考報名人數屢創新高，數萬人競爭極少數崗位的報錄比，意味著這本質上是壹場高度殘酷的競爭。地方財政的承載能力也有明確上限，體制內崗位不可能為數以千萬計的畢業生提供普遍性出路。
壹種成功概率極低的路徑，被不斷放大為“最穩妥的選擇”，其結果往往不是安全，而是另壹種風險：大量年輕人長期脫離真實勞動市場，反復投入時間和精力，最終卻無法獲得對應回報。這種過程，更像壹個不斷消耗時間與機會的“黑洞”。
事實上，高考志願填報這個節點，本來就承載不了“改變命運”的重量。它的作用，被兩端同時壓縮：向前看，家庭資源、地域差異、基礎教育質量，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你能考到哪裡；向後看，就業市場、經濟周期、個人適應力和社會網絡，決定了你畢業之後能走多遠。志願填報卡在中間，它的重要性遠沒有被反復強調得那麼大。
把它描述為“改變命運的唯壹窗口”，既高估了壹次選擇的力量，也在無形中遮蔽了更關鍵的結構性因素——階層差異、制度環境與經濟結構。這些問題，並不是壹張價格不菲的志願卡可以解決的。
紀錄片《高考》
此外，張雪峰本人的經歷，恰好構成了對這套邏輯的反證。他畢業於鄭州大學給排水工程，卻並未進入相關行業——這正是他自己所界定的“專業不對口”。真正讓他獲得影響力的，是表達能力、信息整理和內容生產，而這些能力，恰恰被他歸入“舔”的文科范疇。他的妻子是歷史學博士、高校副教授，而歷史學也長期出現在他的“天坑”名單中。
他鼓吹“確定性大於可能性”，但創業初期也曾面臨“隨時可能倒閉”的不確定；他提醒他人不要用興趣綁架前途，而他自己的路徑，恰恰高度依賴興趣驅動；他甚至直言“我本質上就是銷售”，而這正是他勸退文科生時所貶低的方向之壹。
這並不是說每個人都可以復制張雪峰的路徑，而是說明另壹件事：人的適應能力、跨界能力與內在驅動力，往往比“選對賽道”更深刻地影響壹個人能走多遠。但在他的敘事中，這些因素反而被不斷壓縮甚至被要求放棄。壹個連開藥者本人都未曾遵循的“藥方”，難免顯得諷刺。
張雪峰回應的，是壹個真實存在的時代困境；但他提供的，是壹套高度簡化的解決方案。它所承諾的安全，在現實中並不穩定。如果這條功利主義的窄路本身就充滿不確定，那麼問題也許需要被重新提出：那些被反復勸退的能力與選擇，是否反而構成了另壹種可能的保護？
如果“選對專業”不是答案，那麼底層家庭真正的出路，究竟在哪裡？這個問題，或許比他的受眾想象得更加復雜，也更加反直覺。
理想才是窮人的底牌
設想兩個同樣考了550分的學生。壹個對歷史著迷，按興趣報了歷史學。另壹個聽了張雪峰的建議，放下興趣，選了壹條"安全賽道"。叁年後，他們同時撞上就業困難——在高失業率面前，沒有人是安全的。這時候，誰更脆弱？直覺會說學歷史的那個。但心理學研究給出的答案恰恰相反。
自我決定理論是動機心理學中被驗證最廣泛的框架之壹，由Deci和Ryan在1985年提出。它的核心發現是：內在動機（**做壹件事是因為這件事本身對你有意義）比外在動機（做壹件事是為了金錢、地位等外部回報）更能幫助人在逆境中堅持下去。**
2025年發表的壹項針對中國東部叁所公立大學316名低收入學生的追蹤研究，證明了內在動機的重要性：它不僅能直接提升學業成績，還能通過掌握學習策略、降低感知壓力，間接改善表現；相比之下，外在動機只通過學習策略間接起到壹點作用，對壓力管理幾乎沒有幫助。研究者的結論很直接：內在動機是“經濟困難條件下學業成功的關鍵驅動力”。另壹項追蹤美國低收入地區高中生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判斷：擁有內在職業動機的學生，比起沖著高薪和地位去的學生，在面對時間與經濟成本的壓力時，更可能堅持自己的職業目標。
從這個角度看，張雪峰輕視興趣、理想，強調“脆弱”，鼓吹“確定性”的專業選擇和擇業路徑，本質上恰恰是在剝奪壹種內在動機。他提供的方案其實很簡單：放棄內在驅動力，去交換外在回報的確定性。但這真的可行嗎？只要進入壹個人真實的求職處境，這個問題就會變得很清楚。
壹個年輕人選了“能賺錢”的專業，畢業後卻發現工作並不好找。因為他對這個領域本身沒有興趣，連繼續投簡歷、繼續堅持下去的理由都很勉強。但如果他選的是自己真正在意的方向，即便回報暫時還沒有到來，他至少還有壹個內在理由繼續堅持，也保有在困境中調整、轉向、重新出發的心理基礎。
關鍵問題是：誰更經常遇到“回報遲遲不來”的處境？當然是窮人。富人家的孩子失敗後，可以gap year，可以靠家庭支持贰次求學，也可以借助父母的人脈拿到下壹次機會。他們可以用錢買時間。窮人家的孩子沒有這些緩沖。他們唯壹能用來熬過漫長低回報周期的，往往只剩心理資源：信念、價值感，以及對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的內在認同。
這正是“理想是富人的奢侈品”最諷刺的地方。事實可能恰恰相反：富人丟掉理想，未必會怎樣，物質條件可以兜底；窮人壹旦丟掉理想，才可能真的什麼都不剩。
2019年發表在CurrentOpinioininPsychology上的壹篇綜述進壹步揭示了貧困環境的心理破壞力：它會系統性侵蝕叁種信念——“我有能力成功”“世界會公平回報我的努力”“職業成功值得追求”。當這叁者同時被削弱，壹個人向上流動的動力也會隨之坍塌。研究者寫過壹句意味深長的話：很多出身貧困的人確實克服了這些動機障礙，而這恰恰說明，那是壹件多麼了不起的事。言下之意其實很清楚：窮人能夠突圍，關鍵不在於放棄內在驅動力，而在於設法保住它。對窮人來說，真正可以依靠的，恰恰是內在動力、價值感和興趣所構成的那層“鎧甲”。但他們所處的環境——以及像張雪峰這樣的聲音——卻在不斷要求他們把它脫掉。
電影《何以為家》
回到開頭那兩個學生。按興趣選擇歷史學的那個人，在遭遇就業困難時，至少知道自己為什麼留在這條路上；他對這個領域有真實的好奇和熱情，這會給他在受挫之後繼續堅持、轉向或者重新出發的動機。按“安全賽道”選專業的那個人，對這個領域並沒有內在興趣，選擇它只是因為“別人說它能賺錢”。壹旦賺錢的承諾落空，他會發現自己既沒有物質緩沖，也沒有心理緩沖，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赤裸。
這不是說，有興趣就壹定能成功，也不是鼓勵窮人無視經濟現實，去追逐某種虛無的夢。內在動機不是經濟安全的替代品，但在經濟安全缺席時——而這對窮人來說幾乎是常態——它就是維持行動力的必要資源。兩者並不矛盾。真正的矛盾在於，張雪峰對底層家庭的傷害，不只是提供了某條具體的壞建議，而是系統性地要求他們放棄僅存的心理鎧甲。
這是我對他最大、也最根本的批判。我甚至不想把重點放在他那些政治性輕佻言論，或“文科無用論”上。因為更深的問題是：他看上去像在幫助窮人，實際上卻是在削弱他們。
壹個人不可能憑空發明出這樣壹整套精密的敘事。張雪峰現象背後，站著壹個比他更大的東西——而那個東西，在世界的另壹端，正以另壹種語言、另壹副面孔，做著幾乎同樣的事。
電影《不要抬頭》
時代及其所塑造的
張雪峰的話語之所以具有穿透力，是因為它並非完全原創，而是落在壹套全球通行的敘事模板之中。政治學家Cas Mudde將這種模板概括為民粹主義的核心語法：把社會劃分為“純潔的人民”與“腐敗的精英”，通過危機的持續表演動員大眾，以粗鄙風格建立信任，用簡化方案替代復雜分析，最終構建出壹個自我封閉的敘事系統，讓壹切批評都可以被吸收為自身的養料。
這套語法，可以被拆解為幾個穩定的要素。
首先是人民與精英的贰元對立。Donald Trump把美國劃分為“真正的美國人”和“建制派”，張雪峰則將中國切分為“底層家庭的孩子”和“站著說話不腰疼的大學教授”。人物不同，但結構壹致。
其次是對危機的不斷強化。“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前提，是美國已經衰落、亟待拯救；張雪峰反復強調的，則是底層家庭正在下滑——“壹步錯步步錯”“35歲求職火葬場”“社會是個大篩子”。兩者都把受眾置於壹種迫在眉睫的生存壓力之中，讓猶豫本身變得不可接受。
再是語言風格的選擇。張雪峰的表達中，“打暈”“舔”“祖墳著了”這樣的說法，與頻繁出現的髒話壹起，構成了壹種明顯區別於專家與官媒的語氣。2024年Cambridge Core發表的壹項跨國語言學研究指出，右翼民粹話語的共同特征，是“擁抱非正式性，拒絕復雜性，拒絕猶豫和試探性語言”。這種“粗”，並不是失態，而是壹種清晰的身份聲明：我和你們是同壹類人。
接下來是對復雜問題的壓縮。Donald Trump的政治話語中，復雜的經濟與社會結構問題，常被簡化為“移民問題”；而在張雪峰的敘事裡，中國青年就業的結構性困境，被壓縮為“選對專業”。壹個本來需要多層解釋的問題，被替換為壹個可以立刻執行的個人選擇——這正是這種敘事最有力、也最危險的地方。
最後，是敘事的自我封閉。Trump用“fake news”回應所有不利報道；張雪峰則反復強調“我不是販賣焦慮，是提醒大家認清現實”。在這樣的框架下，批評越多，越容易被解釋為“不接地氣”“不為窮人考慮”。批評本身，不再削弱敘事，反而成為它繼續擴張的材料。
這幾個要素拼在壹起，幾乎可以完整復現壹套民粹敘事結構。唯壹的差別，只在於“敵人”的面孔：西方右翼民粹的對象往往是移民或外部勢力，而在張雪峰這裡，對象變成了文科、教授與理想主義。但這些對象在結構中的位置是相同的——都是“被偏袒、並正在擠占你資源的另壹群人”。
這種跨越語言與國境的同構並非巧合。它生長在相似的社會土壤之上：經濟增速放緩，階層流動通道收窄，年輕人對未來的預期惡化，對制度的信任下降。Trump的崛起，發生在美國鐵銹帶的去工業化與中產萎縮之中；張雪峰的爆火，則出現在就業困難、內卷加劇，“孔乙己文學”和“躺平”話語彌漫互聯網的階段。張雪峰不需要讀過Mudde的論文，社會條件本身會把它澆灌出來。
理解了這套語法，就能看清民粹敘事最深層的效果。它並不直接解決問題，而是改變了問題被理解的方式。當Trump將制造業失業歸因為移民，很少有人再追問自動化或資本外流；當張雪峰將就業困難歸結為“選錯專業”，真正關於經濟結構與社會保障的問題，也被推到了更遠處。
在這個過程中，結構性問題被翻譯為個人選擇問題——你之所以處境艱難，不是因為系統出了問題，而是因為你沒有選對路徑。壹旦這種翻譯被接受，真正需要被討論的議題，就會被遮蔽在“你該選什麼專業”的全民討論之後。民粹敘事最大的服務對象從來不是它聲稱代表的"人民"，而是它幫助遮蔽的那些不被追問的力量。
因此，張雪峰並不只是壹個人的故事，他更像壹個時代的症狀：當階層流動的承諾開始失效，這種民粹語法就會生長出來，無論它說的是中文還是英文。張雪峰已經離去，但滋養這種敘事的社會仍然存在，它不會終結，只會不斷尋找新的出口，而問題也會隨之變得更加復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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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新聞沒人評論怎麼行，我來說幾句
在支持者的講述中，張雪峰的人生幾乎可以被寫成壹部聖徒傳記：從黑龍江壹個國家級貧困縣走出來，高考填志願時以為“給排水”就是疏通下水道，親身吃過信息匱乏的虧。此後，他用大白話刺穿高校招生的信息壁壘，為千萬同樣茫然的家庭指點壹條條明路。他壹天講八場，日均睡不到肆個小時；2023年因過度勞累被醫院強制收治，出院後依然沒有慢下來。他不止壹次談及自己的死亡——“等我死那天，微博壹定有個熱搜叫‘張雪峰死了’”，墓志銘也早已想好：“人生真好玩，下輩子還來。”這些細節，被支持者拼接成壹個明知在燃盡、卻仍選擇繼續燃燒的殉道者故事。
也正因如此，批評張雪峰在某種意義上變成了壹件道德上可疑的事——仿佛等同於背叛廣大意義上的“普通人”。2023年，教育部主管的《中國教育報》曾不點名批評他，質問“普通家庭的孩子選專業，是不是只能選能吃上飯的”，微博評論區隨即壹面倒地嘲諷回去：“站著說話不腰疼。”
但批評者看到的則是另壹幅圖景：張雪峰並非在彌合信息差，而是在把大學教育降維為職業培訓，用“就業”“薪資”壹把尺子衡量壹切專業。
“孩子非要報新聞學，我壹定把他打暈。”
“所有文科都是服務業，壹個字：舔。”
這些表達構成了壹套穩定的價值主張。而在這套主張背後，運轉著壹個規模可觀的商業體系：2024年，“峰學蔚來”營收超過八億元；志願填報“夢想卡”“圓夢卡”定價在1.3萬至1.9萬元之間；單條視頻廣告報價25萬元，線下出場費40萬元/小時；其名下關聯公司達11家，業務橫跨教育、文旅、直播帶貨乃至創投。華東師范大學的壹項研究顯示，2023年，在張雪峰公開勸退新聞學之後，各省該專業錄取排位平均下跌約15%。他不僅在描述現實，也在改寫現實。
支持者並不認同這壹指控。他們堅持認為，張雪峰更“接地氣”：當新聞學教授們談論理想與學術時，是否真正直面過底層家庭“選錯專業就翻不了身”的恐懼？象牙塔中的學者批評壹個為窮人指路的草根英雄，本身就帶著傲慢。與之針鋒相對，批評者則認為，張雪峰將復雜的教育選擇壓縮為“有用/無用”的贰元判斷，以販賣恐懼與焦慮驅動決策，最終最大的受益者並非底層家庭，而是他年入數億的生意。
圍繞張雪峰，無論生前還是身後，始終存在著激烈爭議。他的去世，對其家人、朋友、員工與支持者而言是壹場悲劇；而在“死者為大”的樸素人倫之外，真正關心自我與社會的人，還需要思考更多。
爭議之所以難以消散，是因為它觸及了壹個更深的問題：這壹代中國人究竟在相信什麼？張雪峰不只是提供信息，他也在構建壹整套敘事——思考，或許就要從這套敘事開始。
文｜谷雨
編輯｜陽少
張雪峰的敘事
“你家裡沒礦，你敢選文科嗎？”
“把你家底全掏空了供你上大學，畢業找不到工作，你對得起誰？”
在成千上萬場直播中，這些高頻出現的排比句，通過將壹次高考志願的填報與“家庭破產”、“父母生死”強制綁定，張雪峰成功喚醒了弱勢群體內心最深層、最本能的恐懼。
他講給千萬家庭聽的故事，往往從壹個問題開始：你是誰。在他的敘述裡，普通家庭的孩子處在壹種極其脆弱的處境中，幾乎沒有犯錯的空間。“普通家庭的孩子，沒有資格談興趣。你的興趣，應該是先讓自己活下來。”“壹步錯，可能步步錯，全家跟著受累。”他把選擇分成“I want”和“I have to”，並明確指出，大多數人只能選擇後者。興趣和理想被推遲，甚至被視為壹種獨屬於富裕階層的奢侈。
壹旦這個前提被接受，後面的邏輯就會變得順理成章——如果你承認自己承受不起錯誤，那麼任何偏離“穩妥路徑”的選擇都會顯得過於冒險。而對這種功利主義的質疑，也很容易被理解為“何不食肉糜”。“脆弱性”是張雪峰的絕對前提，預先取消了所有替代性方案的合法性：他從結果出發倒推選擇，用就業和收入來衡量專業的價值。於是，專業不再有“好不好”，只剩下“有沒有用”。
但僅有這樣壹套方法，並不足以讓他成為千萬家庭的人生導師。更關鍵的，是他講述這套方法的方式。他幾乎完全避開了傳統知識分子的表達方式，直播裡髒話、玩笑、插科打諢不斷，語氣粗、節奏快，像壹段段可以被隨手轉發的短句。這種風格看上去是“隨口壹說”，但它同時完成了幾件事：把復雜的人生志業壓縮成直觀判斷，制造壹種“不繞彎子”的真誠感，也在無形中與專家、官媒的表達形成對比。
這種反差不斷強化壹個信號：我不是“他們”，而是“你們自己人”。於是，整場直播不只是信息傳遞，也是壹種身份確認——他在不斷證明，自己更懂這些家庭的處境，也更願意替他們說話。
當這些元素拼在壹起時，會形成壹個結構完整的故事：主角是底層家庭的孩子——脆弱、無助、資源有限、被信息差蒙蔽；反派則是大學教授、官媒和理想主義者，即那些站著說話不腰疼的精英。而英雄則是張雪峰自己：從底層走出來、敢說真話、不怕得罪人。核心威脅是選錯專業，壹步踏空就萬劫不復。
當這套敘事形成邏輯閉合後，來自外部的質疑與批評也會被重新解釋、甚至被吸收為敘事的燃料：教授說他"害人不淺"？恰好證明教授脫離現實，不懂底層恐懼。官媒說他"制造焦慮"？恰好證明體制根本不關心窮人死活。"我不是販賣焦慮，我是提醒大家認清現實。""寒門最大劣勢不是缺錢，而是沒人指路。"他早已備好了回應壹切質疑的台詞，而這些台詞本身又會加固信眾的信任。批評越猛，敘事就越堅固。
耐人尋味的是，張雪峰本人的經歷——從大學就讀給排水專業，到考研輔導，再到教育自媒體——恰恰走了壹條與他給別人開的處方截然不同的路。但這是後面要展開的部分。此刻更緊迫的問題是：在他的敘事裡，窮人只配恐懼，理想是富人的特權，那種“我可以試試看”的從容，在窮人身上被徹底剝奪；而這壹切，又被他說成是對窮人的保護。他口中的窮人和底層，在心理上也逐漸變成了窮人：永遠在防守，永遠計算最壞的可能，永遠不敢把資源投入到任何沒有即時回報的事情上。這不是保護，而是把貧困從物質層面，內化為精神層面。
這套敘事確實回應了現實中的焦慮，也抓住了壹個真實處境：很多家庭的選擇空間，本來就不大。但問題也隨之出現——如果所有決策都圍繞“避免犯錯”展開，那麼“可能性”本身，會被放在什麼位置？而“選對專業就能翻身”這壹答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立呢？
張雪峰早年講座
選校擇業是個假方案
底層家庭的困境是真實的。這壹點必須先說清楚。高校畢業生規模、就業率、失業率、起薪下降、社會保障，這些都是真問題。但問題是——最大化高考成績，選壹個好專業是否可以解決問題呢？
把希望全部押在“選對專業”上，本身就是壹個過度簡化的想象。所謂“計算機\電子”等熱門專業，往往被當成穩定的避風港，卻很少被放進更長的時間尺度裡看。高等教育至少有肆年的滯後，而產業周期變化更快。今天，曾經被奉為神明的大廠在持續降本增效，AI代碼生成技術也在快速替代初級程序員。那些被反復推薦的“熱門路徑”，正在肉眼可見地變得擁擠，甚至開始失效。
客觀來說，這種極度功利的志願填報，並非完全沒有回報。在畢業後的最初壹到叁年裡，它確實可能為壹部分學生換來每月多幾千元的“初次就業溢價”。但這種優勢往往短暫且不穩定。在他曾經反復提及的“土木工程”案例中，這種溢價不僅沒有兌現，反而是壹次滑鐵盧。
更大的問題在於代價。為了眼前的確定性，學生被迫放棄更具通用性的能力積累，被死死鎖定在高度可替代的“工具人”軌道上。當35歲的職場危機，或其他的行業波動到來時，被張雪峰勸說的人，如何應對這個問題呢？
當市場端的紅利加速消退時，另壹種“答案”被張雪峰不斷強化：進入體制內。但這個答案同樣建立在壹個經不起推敲的前提之上。國考、省考報名人數屢創新高，數萬人競爭極少數崗位的報錄比，意味著這本質上是壹場高度殘酷的競爭。地方財政的承載能力也有明確上限，體制內崗位不可能為數以千萬計的畢業生提供普遍性出路。
壹種成功概率極低的路徑，被不斷放大為“最穩妥的選擇”，其結果往往不是安全，而是另壹種風險：大量年輕人長期脫離真實勞動市場，反復投入時間和精力，最終卻無法獲得對應回報。這種過程，更像壹個不斷消耗時間與機會的“黑洞”。
事實上，高考志願填報這個節點，本來就承載不了“改變命運”的重量。它的作用，被兩端同時壓縮：向前看，家庭資源、地域差異、基礎教育質量，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你能考到哪裡；向後看，就業市場、經濟周期、個人適應力和社會網絡，決定了你畢業之後能走多遠。志願填報卡在中間，它的重要性遠沒有被反復強調得那麼大。
把它描述為“改變命運的唯壹窗口”，既高估了壹次選擇的力量，也在無形中遮蔽了更關鍵的結構性因素——階層差異、制度環境與經濟結構。這些問題，並不是壹張價格不菲的志願卡可以解決的。
紀錄片《高考》
此外，張雪峰本人的經歷，恰好構成了對這套邏輯的反證。他畢業於鄭州大學給排水工程，卻並未進入相關行業——這正是他自己所界定的“專業不對口”。真正讓他獲得影響力的，是表達能力、信息整理和內容生產，而這些能力，恰恰被他歸入“舔”的文科范疇。他的妻子是歷史學博士、高校副教授，而歷史學也長期出現在他的“天坑”名單中。
他鼓吹“確定性大於可能性”，但創業初期也曾面臨“隨時可能倒閉”的不確定；他提醒他人不要用興趣綁架前途，而他自己的路徑，恰恰高度依賴興趣驅動；他甚至直言“我本質上就是銷售”，而這正是他勸退文科生時所貶低的方向之壹。
這並不是說每個人都可以復制張雪峰的路徑，而是說明另壹件事：人的適應能力、跨界能力與內在驅動力，往往比“選對賽道”更深刻地影響壹個人能走多遠。但在他的敘事中，這些因素反而被不斷壓縮甚至被要求放棄。壹個連開藥者本人都未曾遵循的“藥方”，難免顯得諷刺。
張雪峰回應的，是壹個真實存在的時代困境；但他提供的，是壹套高度簡化的解決方案。它所承諾的安全，在現實中並不穩定。如果這條功利主義的窄路本身就充滿不確定，那麼問題也許需要被重新提出：那些被反復勸退的能力與選擇，是否反而構成了另壹種可能的保護？
如果“選對專業”不是答案，那麼底層家庭真正的出路，究竟在哪裡？這個問題，或許比他的受眾想象得更加復雜，也更加反直覺。
理想才是窮人的底牌
設想兩個同樣考了550分的學生。壹個對歷史著迷，按興趣報了歷史學。另壹個聽了張雪峰的建議，放下興趣，選了壹條"安全賽道"。叁年後，他們同時撞上就業困難——在高失業率面前，沒有人是安全的。這時候，誰更脆弱？直覺會說學歷史的那個。但心理學研究給出的答案恰恰相反。
自我決定理論是動機心理學中被驗證最廣泛的框架之壹，由Deci和Ryan在1985年提出。它的核心發現是：內在動機（**做壹件事是因為這件事本身對你有意義）比外在動機（做壹件事是為了金錢、地位等外部回報）更能幫助人在逆境中堅持下去。**
2025年發表的壹項針對中國東部叁所公立大學316名低收入學生的追蹤研究，證明了內在動機的重要性：它不僅能直接提升學業成績，還能通過掌握學習策略、降低感知壓力，間接改善表現；相比之下，外在動機只通過學習策略間接起到壹點作用，對壓力管理幾乎沒有幫助。研究者的結論很直接：內在動機是“經濟困難條件下學業成功的關鍵驅動力”。另壹項追蹤美國低收入地區高中生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判斷：擁有內在職業動機的學生，比起沖著高薪和地位去的學生，在面對時間與經濟成本的壓力時，更可能堅持自己的職業目標。
從這個角度看，張雪峰輕視興趣、理想，強調“脆弱”，鼓吹“確定性”的專業選擇和擇業路徑，本質上恰恰是在剝奪壹種內在動機。他提供的方案其實很簡單：放棄內在驅動力，去交換外在回報的確定性。但這真的可行嗎？只要進入壹個人真實的求職處境，這個問題就會變得很清楚。
壹個年輕人選了“能賺錢”的專業，畢業後卻發現工作並不好找。因為他對這個領域本身沒有興趣，連繼續投簡歷、繼續堅持下去的理由都很勉強。但如果他選的是自己真正在意的方向，即便回報暫時還沒有到來，他至少還有壹個內在理由繼續堅持，也保有在困境中調整、轉向、重新出發的心理基礎。
關鍵問題是：誰更經常遇到“回報遲遲不來”的處境？當然是窮人。富人家的孩子失敗後，可以gap year，可以靠家庭支持贰次求學，也可以借助父母的人脈拿到下壹次機會。他們可以用錢買時間。窮人家的孩子沒有這些緩沖。他們唯壹能用來熬過漫長低回報周期的，往往只剩心理資源：信念、價值感，以及對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的內在認同。
這正是“理想是富人的奢侈品”最諷刺的地方。事實可能恰恰相反：富人丟掉理想，未必會怎樣，物質條件可以兜底；窮人壹旦丟掉理想，才可能真的什麼都不剩。
2019年發表在CurrentOpinioininPsychology上的壹篇綜述進壹步揭示了貧困環境的心理破壞力：它會系統性侵蝕叁種信念——“我有能力成功”“世界會公平回報我的努力”“職業成功值得追求”。當這叁者同時被削弱，壹個人向上流動的動力也會隨之坍塌。研究者寫過壹句意味深長的話：很多出身貧困的人確實克服了這些動機障礙，而這恰恰說明，那是壹件多麼了不起的事。言下之意其實很清楚：窮人能夠突圍，關鍵不在於放棄內在驅動力，而在於設法保住它。對窮人來說，真正可以依靠的，恰恰是內在動力、價值感和興趣所構成的那層“鎧甲”。但他們所處的環境——以及像張雪峰這樣的聲音——卻在不斷要求他們把它脫掉。
電影《何以為家》
回到開頭那兩個學生。按興趣選擇歷史學的那個人，在遭遇就業困難時，至少知道自己為什麼留在這條路上；他對這個領域有真實的好奇和熱情，這會給他在受挫之後繼續堅持、轉向或者重新出發的動機。按“安全賽道”選專業的那個人，對這個領域並沒有內在興趣，選擇它只是因為“別人說它能賺錢”。壹旦賺錢的承諾落空，他會發現自己既沒有物質緩沖，也沒有心理緩沖，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赤裸。
這不是說，有興趣就壹定能成功，也不是鼓勵窮人無視經濟現實，去追逐某種虛無的夢。內在動機不是經濟安全的替代品，但在經濟安全缺席時——而這對窮人來說幾乎是常態——它就是維持行動力的必要資源。兩者並不矛盾。真正的矛盾在於，張雪峰對底層家庭的傷害，不只是提供了某條具體的壞建議，而是系統性地要求他們放棄僅存的心理鎧甲。
這是我對他最大、也最根本的批判。我甚至不想把重點放在他那些政治性輕佻言論，或“文科無用論”上。因為更深的問題是：他看上去像在幫助窮人，實際上卻是在削弱他們。
壹個人不可能憑空發明出這樣壹整套精密的敘事。張雪峰現象背後，站著壹個比他更大的東西——而那個東西，在世界的另壹端，正以另壹種語言、另壹副面孔，做著幾乎同樣的事。
電影《不要抬頭》
時代及其所塑造的
張雪峰的話語之所以具有穿透力，是因為它並非完全原創，而是落在壹套全球通行的敘事模板之中。政治學家Cas Mudde將這種模板概括為民粹主義的核心語法：把社會劃分為“純潔的人民”與“腐敗的精英”，通過危機的持續表演動員大眾，以粗鄙風格建立信任，用簡化方案替代復雜分析，最終構建出壹個自我封閉的敘事系統，讓壹切批評都可以被吸收為自身的養料。
這套語法，可以被拆解為幾個穩定的要素。
首先是人民與精英的贰元對立。Donald Trump把美國劃分為“真正的美國人”和“建制派”，張雪峰則將中國切分為“底層家庭的孩子”和“站著說話不腰疼的大學教授”。人物不同，但結構壹致。
其次是對危機的不斷強化。“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前提，是美國已經衰落、亟待拯救；張雪峰反復強調的，則是底層家庭正在下滑——“壹步錯步步錯”“35歲求職火葬場”“社會是個大篩子”。兩者都把受眾置於壹種迫在眉睫的生存壓力之中，讓猶豫本身變得不可接受。
再是語言風格的選擇。張雪峰的表達中，“打暈”“舔”“祖墳著了”這樣的說法，與頻繁出現的髒話壹起，構成了壹種明顯區別於專家與官媒的語氣。2024年Cambridge Core發表的壹項跨國語言學研究指出，右翼民粹話語的共同特征，是“擁抱非正式性，拒絕復雜性，拒絕猶豫和試探性語言”。這種“粗”，並不是失態，而是壹種清晰的身份聲明：我和你們是同壹類人。
接下來是對復雜問題的壓縮。Donald Trump的政治話語中，復雜的經濟與社會結構問題，常被簡化為“移民問題”；而在張雪峰的敘事裡，中國青年就業的結構性困境，被壓縮為“選對專業”。壹個本來需要多層解釋的問題，被替換為壹個可以立刻執行的個人選擇——這正是這種敘事最有力、也最危險的地方。
最後，是敘事的自我封閉。Trump用“fake news”回應所有不利報道；張雪峰則反復強調“我不是販賣焦慮，是提醒大家認清現實”。在這樣的框架下，批評越多，越容易被解釋為“不接地氣”“不為窮人考慮”。批評本身，不再削弱敘事，反而成為它繼續擴張的材料。
這幾個要素拼在壹起，幾乎可以完整復現壹套民粹敘事結構。唯壹的差別，只在於“敵人”的面孔：西方右翼民粹的對象往往是移民或外部勢力，而在張雪峰這裡，對象變成了文科、教授與理想主義。但這些對象在結構中的位置是相同的——都是“被偏袒、並正在擠占你資源的另壹群人”。
這種跨越語言與國境的同構並非巧合。它生長在相似的社會土壤之上：經濟增速放緩，階層流動通道收窄，年輕人對未來的預期惡化，對制度的信任下降。Trump的崛起，發生在美國鐵銹帶的去工業化與中產萎縮之中；張雪峰的爆火，則出現在就業困難、內卷加劇，“孔乙己文學”和“躺平”話語彌漫互聯網的階段。張雪峰不需要讀過Mudde的論文，社會條件本身會把它澆灌出來。
理解了這套語法，就能看清民粹敘事最深層的效果。它並不直接解決問題，而是改變了問題被理解的方式。當Trump將制造業失業歸因為移民，很少有人再追問自動化或資本外流；當張雪峰將就業困難歸結為“選錯專業”，真正關於經濟結構與社會保障的問題，也被推到了更遠處。
在這個過程中，結構性問題被翻譯為個人選擇問題——你之所以處境艱難，不是因為系統出了問題，而是因為你沒有選對路徑。壹旦這種翻譯被接受，真正需要被討論的議題，就會被遮蔽在“你該選什麼專業”的全民討論之後。民粹敘事最大的服務對象從來不是它聲稱代表的"人民"，而是它幫助遮蔽的那些不被追問的力量。
因此，張雪峰並不只是壹個人的故事，他更像壹個時代的症狀：當階層流動的承諾開始失效，這種民粹語法就會生長出來，無論它說的是中文還是英文。張雪峰已經離去，但滋養這種敘事的社會仍然存在，它不會終結，只會不斷尋找新的出口，而問題也會隨之變得更加復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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