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 後川普時代的叁種可能:最好的結果可能是…
本文刊發在外交政策，作者哈爾·布蘭茲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亨利·基辛格全球事務特聘教授、美國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以及宏觀咨詢合伙公司董事總經理。
“舊世界正在消亡，”意大利哲學家安東尼奧·葛蘭西在1930年寫道，“新世界卻難以誕生。”
盡管他持有馬克思主義信念，葛蘭西在川普時代也會感到熟悉。這裡的“舊世界”，指的是美國在贰戰後於西方建立、並在冷戰勝利後試圖全球化的國際秩序。
這帶來了改變世界的和平、繁榮與自由。然而如今，舊秩序已經走到盡頭。
多年來，修正主義國家，尤其是中國和俄羅斯，壹直在逐步削弱這壹秩序，而現在，美國自身有時似乎也在與其對抗。
拾年之後，世界將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我們尚不清楚的是，在這壹過渡時期的彼岸等待我們的是什麼，新世界將以何種形態出現。
壹種可能，是類似冷戰的“兩大世界”格局，全球被劃分為由華盛頓和北京領導的對立陣營。第贰種可能，是壹個並非兩大陣營，而是多個帝國並存的時代，各類強人掌控各自的區域勢力范圍。
第叁種可能，是壹個“自助世界”，在這個世界中，美國的行為轉向掠奪性，使整個體系陷入無政府的深淵。
當下之所以令人感到如此不安，是因為這些情景都具備現實可能性。而且都能在這個充滿矛盾的超級大國的外交政策中找到依據。未來充滿變數；很大程度取決於美國接下來的決策與選舉周期。但探討這壹過渡期之後的世界，是為壹個即便在最理想情況下也將更加分裂、更具沖突性的未來做好准備的第壹步。
當今世界是美國的產物。贰戰之後，美國在歐亞大陸邊緣建立起覆蓋全球的聯盟體系，重振了被戰爭摧毀的國家，重建了全球貿易。美國在遙遠水域維護航行自由，並提供其他公共產品。
相比聯合國，美國才是最接近“世界政府”的存在。這些政策支撐了壹個繁榮的西方體系，這壹體系隨後擊敗蘇聯，並在冷戰後發展為不斷擴展的自由主義秩序。
像所有宏大成就壹樣，這壹體系也包含神話、省略與誇大之處。華盛頓有時通過不自由的手段來維護自由秩序，例如殘酷的軍事幹預和秘密行動。對盟友團結的贊歌忽視了激烈爭端，從1956年的蘇伊士危機，到2003年美國主導的伊拉克戰爭，這些都曾動搖民主世界。
當規則變得對自己不那麼方便時，美國也會無視或修改這些規則，例如1971年放棄布雷頓森林體系。
沒有任何秩序能脫離虛偽與強制。
但總體而言，“美國治下的和平”，運用了非凡的力量來支持壹種更大的自身利益觀，認識到即便是地理上相對孤立的超級大國，也只有通過幫助較弱國家實現繁榮與安全，才能自身興盛。
這種結合帶來了改變歷史進程的成果。在壹代人經歷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建立的秩序帶來了數拾年的大國和平。美國主導的經濟推動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美國的影響力使民主制度占據主導地位，也讓“國家消亡”——即通過暴力徹底消滅壹個獨立國家，變得令人震驚且罕見。
華盛頓同樣獲益巨大，這不僅體現在生活在壹個相對和平與充滿活力的時代：聯盟與合作網絡放大了美國無與倫比的實力，並增強了其全球影響力。
然而，沒有任何事物是永恒的。美國建立的秩序——尤其是冷戰後更具全球化色彩的版本，正走向終結。這壹秩序正面臨外部沖擊：北京、莫斯科及其伙伴將其視為阻礙自身野心、威脅其威權政權的障礙。他們正在歐亞大陸這壹超級大陸上沖擊力量平衡以及關鍵規范，例如海洋自由與禁止通過武力征服他國。
這些國家，尤其是中國，也從內部侵蝕了這壹秩序：北京利用融入全球經濟的機會，建立起如今用來挑戰美國的制造與軍事實力。同時，華盛頓自身也對其創造的體系感到疲憊，甚至可能是致命的幻滅。
這種矛盾源於真實問題：美國聯盟中的長期失衡與“搭便車”，全球化帶來的經濟與安全不穩定，美國在大中東地區戰爭引發的反噬，以及自由主義秩序在某種程度上助推了中國崛起。
如今，這種矛盾體現在川普政府之中：至少試圖強硬地重新談判美國參與國際事務的條件，並且常常主張，恢復美國實力需要拆解這壹體系。
因此，我們這個時代充滿不確定感。華盛頓的實力依然無可匹敵。現行秩序的關鍵結構，如美國的聯盟體系和柒國集團，仍然存在。但這壹秩序的前景看起來黯淡，甚至可能已步入終局。
當其垂死掙扎結束之後，將會發生什麼？
在過去拾年中的大部分時間裡，人們似乎認為，壹個由美國主導的世界之後，將出現兩個世界，壹體化全球秩序的夢想將讓位於陣營之間的對抗。在這種情景中，壹個由中國領導的陣營將包括進攻性的歐亞威權國家，以及從古巴到巴基斯坦、遍布全球南方的各種追隨者。
壹個由美國主導的陣營，則由分布在歐亞大陸邊緣的民主盟友構成。壹系列搖擺國家——從印度到沙特阿拉伯，從巴西到印度尼西亞，將在這些陣營之間選擇性結盟，同時進行機會主義的周旋。國際政治的未來將回到冷戰時代的軌道。
但這不會是簡單的重演：壹個深度融入全球的中國，在經濟吸引與脅迫方面擁有比當年克裡姆林宮更強的手段。然而，這壹情景將導致國際經濟逐步分裂，因為制裁和供應鏈被武器化。
脫鉤不再是會不會發生的問題，而是何時發生、由誰主導的問題。正如冷戰時期壹樣，雙極競爭將波及所有地區。最危險的地區，烏克蘭、台灣、南海將位於地緣政治分界線上。
無論是否願意接受，強大的結構性力量正在推動這壹未來。美中關系可能會隨著某次峰會或某場危機而起伏。川普可能會以敬畏之情談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但隨著中國在關鍵技術、全球貿易以及西太平洋主導權上的追求不斷增強，與美國的權力與特權發生沖突，這種根本性的對抗只會愈發激烈。
大國競爭往往會使世界政治走向兩極化；在激烈沖突中，相互依存反而成為脆弱性的來源。在許多方面，這壹趨勢正在加速。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加速了歐亞威權國家在經濟、技術與軍事上的協同。習近平與普京明白，只背靠背對抗民主國家陣營，他們才有可能取勝。
真正的問題在於，華盛頓是否仍能團結自由世界。
在壹定程度上，川普政府正在通過要求提高軍費開支來應對相互交織的威脅，從而構建壹個武裝化的民主國家共同體。那些將盟友投資引入美國創新體系的貿易協議，可能推動資源與生產的整合，以匹配中國的經濟規模。關鍵礦產合作提供了壹條擺脫中國控制的路徑，盡管這壹過程將拾分漫長。
川普還通過打擊威權陣營中較弱的成員，伊朗和委內瑞拉，削弱了這壹軸心。古巴或許會成為下壹個目標。如果歷史可以作為參考，他試圖重建西半球霸權的努力，他的“唐羅主義”是向更廣闊世界投射力量的前提。
川普政策中較為積極的壹面，可能會讓華盛頓及其盟友在新的冷戰中占據優勢，但消極的壹面則展現出不同的圖景。
川普的理念是，大國決定規則，小國接受安排，這使他與習近平和普京更為契合，而不是與多數美國盟友。他以強制和不對稱方式進行談判，讓人覺得他更關注從盟友那裡榨取最大讓步，而非強化民主共同體。他對格陵蘭和加拿大的要求，可能使華盛頓與渴望領土的修正主義國家站在同壹陣線，並撕裂自由世界的跨大西洋核心。
越來越多的歐洲盟友擔心，他們將被困在叁個貪婪大國之間：中國、俄羅斯和美國。如果情況如此發展，那麼將不會出現新的冷戰。因為也不會存在能夠制衡威權陣營的民主陣營。
不過，也不能低估“兩大世界”的情景。川普時代既會帶來破壞，也會留下建設。隨著威權威脅加劇，民主國家之間即便是基於利益的合作動機也會增強。
如果川普的繼任者能夠講述壹個關於共同目標的故事，而不是單純的自利，他們或許能夠重建自由世界的契約，形成更高水平的集體行動與新的責任分擔方式。這樣的未來依然充滿危機與沖突，危險不會減少。但對於所有民主國家而言，這仍是最好的情景。
兩個世界，仍然優於壹個由中國主導的體系，或壹個更加碎片化的世界。
第贰種情景是，後美國時代的世界不會分裂為兩個大陣營，而是破碎為若幹較小的區域勢力范圍。美國通過重新聚焦於壹個橫跨檀香山與努克、從北極到阿根廷的半球帝國，來尋求戰略隔離。隨著華盛頓告別跨洋負擔，中國將在從東南亞到東北亞的廣闊弧形區域中躍升為主導力量。俄羅斯則可能通過流血沖突，在前蘇聯空間及部分東歐地區鞏固其支配地位。
但這種勢力范圍的劃分，不僅是大國之間的博弈。在壹個不斷碎片化的世界中，印度將在南亞和印度洋爭奪主導地位。土耳其將在歐洲、中東與非洲交匯處建立壹個後奧斯曼勢力范圍。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競爭者，將在連接波斯灣與非洲之角的紅海地區爭奪霸權。
在“美國治下的和平”之後，將出現壹個新的帝國時代。
這些帝國不壹定像納粹統治下的歐洲那樣完全封閉或通過軍事占領來維持：霸權可以以多種形式體現。但在這壹未來中，全球秩序將被權力政治徹底擊碎。
國際法將瓦解，各地區強權將自行設定行為規范，並對不服從的附屬國家施壓甚至推翻它們。區域主導者將重塑貿易、投資與資源流動，同時嚴格限制較弱國家與其他大國的聯系。在這個新的帝國時代，將不會有歐洲或亞洲國家在拉丁美洲設立軍事基地；美國的海外聯盟要麼消亡，要麼支離破碎。
可以將這壹格局理解為世界各地版本的“門羅主義”。
從歷史上看，壹些勢力范圍是通過“黑幫式協議”形成的，典型例子是希特勒與斯大林對東歐的瓜分。壹些當代分析人士設想，習近平、川普與普京可能達成類似的全球分割協議。但勢力范圍也可能以非正式或漸進方式形成。
如果美國通過從北約成員那裡奪取領土而破壞北約，那麼美國在西半球勢力范圍的崛起，可能會助長俄羅斯在東歐的勢力范圍。
如果中國持續的軍事擴張，使從日本到台灣再到菲律賓的“第壹島鏈”無法防御，那麼西太平洋將落入北京的影響之下，即便伍角大樓從未公開承認這壹點。
因此，如果華盛頓全力追求半球霸權，並采取川普所說的觀點——遠隔重洋的事務與美國無關，那麼壹個多重勢力范圍的世界就可能出現。
這壹趨勢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顯現。
俄羅斯和中國多年來壹直在追求區域主導地位。如今，川普正在美洲強硬執行華盛頓的意志，強行推翻敵對政權，宣稱對關鍵資源的控制，在公海使用致命武力，同時推動歐亞前線盟友承擔自身防務。
川普對國際法的輕蔑，呼應了19世紀國務卿理查德·奧爾尼宣稱美國“在這個大陸上實際上擁有主權”的言論。我們正在看到壹種可能性：半球主導地位有壹天可能取代全球存在，而非為其提供支撐。
然而，川普並非堅定的“半球主義者”：他壹邊宣揚“唐羅主義”，壹邊在遙遠大陸推動和平協議，並在中東發動雄心勃勃的戰爭。
或許這是因為他清楚，壹個嚴格按勢力范圍劃分的世界，對於壹個超級大國而言，將是壹次沉重的挫折。
那樣的世界中，將不再有那些急於獲得美國保護的歐亞盟友所提供的單方面貿易利益，也不會再有日本或德國支持美元主導地位的動機。如果美國被排擠出擁有活躍經濟、關鍵貿易路線和高價值供應鏈的東亞地區，將難以與中國競爭：用洪都拉斯換台灣，並不是壹筆劃算的交易。
全球影響力來源於全球參與。
如果壹個基於勢力范圍的體系削弱了美國的實力，其也可能削弱支持者所期待的穩定。從理論上講，勢力范圍通過讓弱國服從來換取大國之間的和平：強國劃分世界，並壓制不穩定因素。
確實，如果美國退出西太平洋，就不會發生圍繞台灣的美中沖突，但不要指望長期和平。
復雜的相互依存關系會使向勢力范圍轉變的過程充滿沖突：美國需要施加強大壓力，才能削弱中國在南美的數字與基礎設施影響力。
反過來，中國在東亞建立勢力范圍，可能只是其野心的起點，而非終點：對美國而言，半球主導地位曾是其全球幹預的出發點。
最重要的是，勢力范圍不是被賦予或自動形成的，它們的誕生往往伴隨著血腥。野心勃勃的威權國家在其控制區域內往往表現出殘酷，甚至可能實施種族滅絕。而中小國家也不會被動接受統治，因為清楚可能面臨的命運。
烏克蘭壹直在奮力抵抗，以避免落入俄羅斯的帝國體系。日本也可能采取類似行動，甚至發展核武器，以避免屈服於北京。這種危險引出了第叁種可能在當前秩序衰落之後出現的情景：丑陋而暴力的混亂。
在今年的世界經濟論壇上，加拿大總理卡尼表示，舊秩序的破裂為中等強國提供了機會。他認為，這些國家可以通過合作並增強自身能力，在大國之間開辟壹條道路，為自己維持壹個尚可接受的體系。
這是壹個由來已久的夢想。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學者和戰略家壹直希望世界能夠實現“有規則而無統治者”，即在美國領導消失之後，較小國家仍能保留美國建立的秩序中最好的部分。但這也是壹種幻覺。沒有最強大國家的投入——更不用說在它們反對的情況下，秩序無法維持。
因此，相較於新的冷戰或新的帝國時代，更有可能出現的，是壹個無政府的混亂局面。
在這種情景中，美國走向失控：川普較為陰暗的沖動預示著壹個粗暴、打破規范的超級大國的出現。華盛頓進行激進的領土擴張，通過武力或脅迫攫取弱國的重要資源，並向依附國家索取越來越多的回報，並持續幹預歐洲及其他地區的政治，以支持不自由的民粹主義者。
美國不是放棄其全球角色，而是將其武器化。
這壹情景之所以如此嚴峻，是因為美國的行為會創造壹個叁大強國都變得貪婪、掠奪、修正主義的世界。較小國家，尤其是位於歐亞沖突斷層線上的國家，將面臨多方擠壓。自助——本質上是各國各自為戰，成為唯壹可行的回應。
領土侵略，甚至國家的消失，將變得更加常見，因為不再有大國致力於維護現狀或捍衛弱國主權。在這樣的自助世界中，壹些脆弱國家將被摧毀、被支配或被肢解。烏克蘭戰爭可能成為未來的預演，而不只是對過去的殘酷提醒。
其他國家將瘋狂擴軍，甚至可能尋求核武器，將其視為生存的最佳保障。
與此同時，長期被美國力量壓制的競爭可能重新爆發：如果歐洲國家重新武裝，而歐盟可能在美國與俄羅斯的雙重壓力下走向分裂，那麼曾經在歐洲大陸普遍存在的軍備競賽與安全競爭將卷土重來。
航行自由也將不復存在：隨著國際穩定崩解，各國甚至准國家行為體將爭奪關鍵通道的控制權，從巴拿馬運河、北方海航道，到曼德海峽與霍爾木茲海峽。
在壹個無序世界中，對貿易、資源和市場的實際控制將變得更加重要，這反過來又強化了征服的動機。
這壹切聽起來像噩夢。但從歷史角度來看，這並非難以想象。
20世紀初英國霸權的終結，並沒有迅速帶來壹個新世界，而是引發了數拾年的混亂。在英國霸權崛起之前的幾個世紀裡，作為國際體系中心的歐洲是專制與戰爭的溫床。
我們之所以認為相對穩定是常態、極端暴力是例外，是因為幾代人經歷了相對溫和的美國霸權所留下的認知遺產。如果這種霸權終結或轉向掠奪性，那麼世界很可能陷入嚴重的倒退。
事實上，無政府狀態從未像我們想象的那樣被完全壓制，而自助世界的跡象已經出現。對美國可靠性的擔憂正在刺激各國對核能力的興趣：韓國和日本對獲得核動力潛艇表現出興趣，甚至瑞典和德國內部關於核武裝的討論也在升溫。
最壞情況的規劃正在變得普遍。據報道，加拿大幾拾年來首次開始准備防范來自美國的入侵。
新的防務伙伴關系正在出現，但往往也帶來新的緊張局勢。去年簽署的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防務協議已經加劇了印度的焦慮；如果土耳其加入，還可能加劇以色列與中東其他國家之間的競爭。
競爭正在關鍵地區蔓延。波斯灣早已充滿沖突。而利比亞以及整個非洲之角地區的局勢，在那裡，多方為爭奪資源與戰略要地展開代理戰爭，可能預示著未來多極混亂的樣貌。
這種混亂不會永遠持續：最終，壹個新的等級體系與新的規則將形成。但從英國霸權到美國霸權的過渡，經歷了全球經濟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即便世界最終找到新的穩定模式，也可能發現1945年之後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經在中間的混亂中被摧毀。
可以把當下看作壹個拾字路口——全球政治可以從這裡走向多種不同路徑。不確定性之所以如此深刻，是因為這些路徑通向截然不同的終點。我們已經知道的是，下壹個時代將比過去更加分裂、更加危險。
拾年前，新冷戰似乎是最糟糕的結果。而現在，可能反而是最好的希望。“兩個世界”的格局將帶來危險的危機，並進壹步分裂全球經濟。要與壹個自信而強硬的中國競爭，民主陣營需要投入巨大資源與智慧。
但這壹情景至少保留了“半個世界”，正如美國前國務卿迪安·艾奇遜所寫，這意味著存在足夠的民主合作，以維持壹個尚可接受的力量平衡，並對北京最具雄心的行動形成約束。
其他情景，壹個遠不如預期穩定與有利的帝國時代，或是滑向混亂，則更加糟糕。這些路徑可能誘惑壹個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忘記美國霸權之前時代有多麼可怕的超級大國，但可以肯定的是，其終點都是黑暗。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仍然對其所創造秩序之後的走向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因為無論好壞，這個最強大國家的選擇仍然最為關鍵。如果美國能夠發揮川普政策中較為積極的部分，或許可以引導壹個經過重塑、雖然動蕩但仍然存在的民主共同體，走向抵御威權壓力所需的集體行動。
如果華盛頓從海外收縮，將引發勢力范圍的爭奪。如果美國變得叛逆，將與修正主義國家壹道拆解舊秩序，並把世界推入壹個新的自助時代。
在川普多變的外交政策中，這叁種傾向的跡象都已經存在。未來幾年——以及美國的選舉周期。將決定這些傾向中哪壹種會固化為越來越難以逆轉的模式。
也許，美國國內對吞並格陵蘭缺乏支持，表明川普的過度行為最終會削弱其極端傾向。他的繼任者，無論來自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可能會找到壹種方式，將更傳統的外交理念與“美國優先”時代的國內政治現實結合起來。這位總統可能在緩和川普沖擊的同時，利用其較為有利的遺產，為新的冷戰重建自由世界。
或者，川普的壹次軍事行動可能適得其反。其後果是，“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中的新孤立主義派系——以塔克·卡爾森等評論員為代表，取得主導地位，使這個超級大國退守其半球范圍。
又或者，川普真正的繼承者——無論是在共和黨內還是總統職位上，會認為他在利用美國力量摧毀既有秩序方面做得還不夠。這將不會是歷史上第壹次，壹場變革最終被最激進的力量所掌控。
舊秩序正在消亡：對壹個具有全球視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哀悼無法使其復活。未來拾年的關鍵問題在於，華盛頓是試圖以壹種充滿風險但尚可接受的新體系取而代之，還是將當前的不確定性推向更加糟糕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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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世界正在消亡，”意大利哲學家安東尼奧·葛蘭西在1930年寫道，“新世界卻難以誕生。”
盡管他持有馬克思主義信念，葛蘭西在川普時代也會感到熟悉。這裡的“舊世界”，指的是美國在贰戰後於西方建立、並在冷戰勝利後試圖全球化的國際秩序。
這帶來了改變世界的和平、繁榮與自由。然而如今，舊秩序已經走到盡頭。
多年來，修正主義國家，尤其是中國和俄羅斯，壹直在逐步削弱這壹秩序，而現在，美國自身有時似乎也在與其對抗。
拾年之後，世界將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我們尚不清楚的是，在這壹過渡時期的彼岸等待我們的是什麼，新世界將以何種形態出現。
壹種可能，是類似冷戰的“兩大世界”格局，全球被劃分為由華盛頓和北京領導的對立陣營。第贰種可能，是壹個並非兩大陣營，而是多個帝國並存的時代，各類強人掌控各自的區域勢力范圍。
第叁種可能，是壹個“自助世界”，在這個世界中，美國的行為轉向掠奪性，使整個體系陷入無政府的深淵。
當下之所以令人感到如此不安，是因為這些情景都具備現實可能性。而且都能在這個充滿矛盾的超級大國的外交政策中找到依據。未來充滿變數；很大程度取決於美國接下來的決策與選舉周期。但探討這壹過渡期之後的世界，是為壹個即便在最理想情況下也將更加分裂、更具沖突性的未來做好准備的第壹步。
當今世界是美國的產物。贰戰之後，美國在歐亞大陸邊緣建立起覆蓋全球的聯盟體系，重振了被戰爭摧毀的國家，重建了全球貿易。美國在遙遠水域維護航行自由，並提供其他公共產品。
相比聯合國，美國才是最接近“世界政府”的存在。這些政策支撐了壹個繁榮的西方體系，這壹體系隨後擊敗蘇聯，並在冷戰後發展為不斷擴展的自由主義秩序。
像所有宏大成就壹樣，這壹體系也包含神話、省略與誇大之處。華盛頓有時通過不自由的手段來維護自由秩序，例如殘酷的軍事幹預和秘密行動。對盟友團結的贊歌忽視了激烈爭端，從1956年的蘇伊士危機，到2003年美國主導的伊拉克戰爭，這些都曾動搖民主世界。
當規則變得對自己不那麼方便時，美國也會無視或修改這些規則，例如1971年放棄布雷頓森林體系。
沒有任何秩序能脫離虛偽與強制。
但總體而言，“美國治下的和平”，運用了非凡的力量來支持壹種更大的自身利益觀，認識到即便是地理上相對孤立的超級大國，也只有通過幫助較弱國家實現繁榮與安全，才能自身興盛。
這種結合帶來了改變歷史進程的成果。在壹代人經歷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建立的秩序帶來了數拾年的大國和平。美國主導的經濟推動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美國的影響力使民主制度占據主導地位，也讓“國家消亡”——即通過暴力徹底消滅壹個獨立國家，變得令人震驚且罕見。
華盛頓同樣獲益巨大，這不僅體現在生活在壹個相對和平與充滿活力的時代：聯盟與合作網絡放大了美國無與倫比的實力，並增強了其全球影響力。
然而，沒有任何事物是永恒的。美國建立的秩序——尤其是冷戰後更具全球化色彩的版本，正走向終結。這壹秩序正面臨外部沖擊：北京、莫斯科及其伙伴將其視為阻礙自身野心、威脅其威權政權的障礙。他們正在歐亞大陸這壹超級大陸上沖擊力量平衡以及關鍵規范，例如海洋自由與禁止通過武力征服他國。
這些國家，尤其是中國，也從內部侵蝕了這壹秩序：北京利用融入全球經濟的機會，建立起如今用來挑戰美國的制造與軍事實力。同時，華盛頓自身也對其創造的體系感到疲憊，甚至可能是致命的幻滅。
這種矛盾源於真實問題：美國聯盟中的長期失衡與“搭便車”，全球化帶來的經濟與安全不穩定，美國在大中東地區戰爭引發的反噬，以及自由主義秩序在某種程度上助推了中國崛起。
如今，這種矛盾體現在川普政府之中：至少試圖強硬地重新談判美國參與國際事務的條件，並且常常主張，恢復美國實力需要拆解這壹體系。
因此，我們這個時代充滿不確定感。華盛頓的實力依然無可匹敵。現行秩序的關鍵結構，如美國的聯盟體系和柒國集團，仍然存在。但這壹秩序的前景看起來黯淡，甚至可能已步入終局。
當其垂死掙扎結束之後，將會發生什麼？
在過去拾年中的大部分時間裡，人們似乎認為，壹個由美國主導的世界之後，將出現兩個世界，壹體化全球秩序的夢想將讓位於陣營之間的對抗。在這種情景中，壹個由中國領導的陣營將包括進攻性的歐亞威權國家，以及從古巴到巴基斯坦、遍布全球南方的各種追隨者。
壹個由美國主導的陣營，則由分布在歐亞大陸邊緣的民主盟友構成。壹系列搖擺國家——從印度到沙特阿拉伯，從巴西到印度尼西亞，將在這些陣營之間選擇性結盟，同時進行機會主義的周旋。國際政治的未來將回到冷戰時代的軌道。
但這不會是簡單的重演：壹個深度融入全球的中國，在經濟吸引與脅迫方面擁有比當年克裡姆林宮更強的手段。然而，這壹情景將導致國際經濟逐步分裂，因為制裁和供應鏈被武器化。
脫鉤不再是會不會發生的問題，而是何時發生、由誰主導的問題。正如冷戰時期壹樣，雙極競爭將波及所有地區。最危險的地區，烏克蘭、台灣、南海將位於地緣政治分界線上。
無論是否願意接受，強大的結構性力量正在推動這壹未來。美中關系可能會隨著某次峰會或某場危機而起伏。川普可能會以敬畏之情談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但隨著中國在關鍵技術、全球貿易以及西太平洋主導權上的追求不斷增強，與美國的權力與特權發生沖突，這種根本性的對抗只會愈發激烈。
大國競爭往往會使世界政治走向兩極化；在激烈沖突中，相互依存反而成為脆弱性的來源。在許多方面，這壹趨勢正在加速。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加速了歐亞威權國家在經濟、技術與軍事上的協同。習近平與普京明白，只背靠背對抗民主國家陣營，他們才有可能取勝。
真正的問題在於，華盛頓是否仍能團結自由世界。
在壹定程度上，川普政府正在通過要求提高軍費開支來應對相互交織的威脅，從而構建壹個武裝化的民主國家共同體。那些將盟友投資引入美國創新體系的貿易協議，可能推動資源與生產的整合，以匹配中國的經濟規模。關鍵礦產合作提供了壹條擺脫中國控制的路徑，盡管這壹過程將拾分漫長。
川普還通過打擊威權陣營中較弱的成員，伊朗和委內瑞拉，削弱了這壹軸心。古巴或許會成為下壹個目標。如果歷史可以作為參考，他試圖重建西半球霸權的努力，他的“唐羅主義”是向更廣闊世界投射力量的前提。
川普政策中較為積極的壹面，可能會讓華盛頓及其盟友在新的冷戰中占據優勢，但消極的壹面則展現出不同的圖景。
川普的理念是，大國決定規則，小國接受安排，這使他與習近平和普京更為契合，而不是與多數美國盟友。他以強制和不對稱方式進行談判，讓人覺得他更關注從盟友那裡榨取最大讓步，而非強化民主共同體。他對格陵蘭和加拿大的要求，可能使華盛頓與渴望領土的修正主義國家站在同壹陣線，並撕裂自由世界的跨大西洋核心。
越來越多的歐洲盟友擔心，他們將被困在叁個貪婪大國之間：中國、俄羅斯和美國。如果情況如此發展，那麼將不會出現新的冷戰。因為也不會存在能夠制衡威權陣營的民主陣營。
不過，也不能低估“兩大世界”的情景。川普時代既會帶來破壞，也會留下建設。隨著威權威脅加劇，民主國家之間即便是基於利益的合作動機也會增強。
如果川普的繼任者能夠講述壹個關於共同目標的故事，而不是單純的自利，他們或許能夠重建自由世界的契約，形成更高水平的集體行動與新的責任分擔方式。這樣的未來依然充滿危機與沖突，危險不會減少。但對於所有民主國家而言，這仍是最好的情景。
兩個世界，仍然優於壹個由中國主導的體系，或壹個更加碎片化的世界。
第贰種情景是，後美國時代的世界不會分裂為兩個大陣營，而是破碎為若幹較小的區域勢力范圍。美國通過重新聚焦於壹個橫跨檀香山與努克、從北極到阿根廷的半球帝國，來尋求戰略隔離。隨著華盛頓告別跨洋負擔，中國將在從東南亞到東北亞的廣闊弧形區域中躍升為主導力量。俄羅斯則可能通過流血沖突，在前蘇聯空間及部分東歐地區鞏固其支配地位。
但這種勢力范圍的劃分，不僅是大國之間的博弈。在壹個不斷碎片化的世界中，印度將在南亞和印度洋爭奪主導地位。土耳其將在歐洲、中東與非洲交匯處建立壹個後奧斯曼勢力范圍。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競爭者，將在連接波斯灣與非洲之角的紅海地區爭奪霸權。
在“美國治下的和平”之後，將出現壹個新的帝國時代。
這些帝國不壹定像納粹統治下的歐洲那樣完全封閉或通過軍事占領來維持：霸權可以以多種形式體現。但在這壹未來中，全球秩序將被權力政治徹底擊碎。
國際法將瓦解，各地區強權將自行設定行為規范，並對不服從的附屬國家施壓甚至推翻它們。區域主導者將重塑貿易、投資與資源流動，同時嚴格限制較弱國家與其他大國的聯系。在這個新的帝國時代，將不會有歐洲或亞洲國家在拉丁美洲設立軍事基地；美國的海外聯盟要麼消亡，要麼支離破碎。
可以將這壹格局理解為世界各地版本的“門羅主義”。
從歷史上看，壹些勢力范圍是通過“黑幫式協議”形成的，典型例子是希特勒與斯大林對東歐的瓜分。壹些當代分析人士設想，習近平、川普與普京可能達成類似的全球分割協議。但勢力范圍也可能以非正式或漸進方式形成。
如果美國通過從北約成員那裡奪取領土而破壞北約，那麼美國在西半球勢力范圍的崛起，可能會助長俄羅斯在東歐的勢力范圍。
如果中國持續的軍事擴張，使從日本到台灣再到菲律賓的“第壹島鏈”無法防御，那麼西太平洋將落入北京的影響之下，即便伍角大樓從未公開承認這壹點。
因此，如果華盛頓全力追求半球霸權，並采取川普所說的觀點——遠隔重洋的事務與美國無關，那麼壹個多重勢力范圍的世界就可能出現。
這壹趨勢在某種程度上已經顯現。
俄羅斯和中國多年來壹直在追求區域主導地位。如今，川普正在美洲強硬執行華盛頓的意志，強行推翻敵對政權，宣稱對關鍵資源的控制，在公海使用致命武力，同時推動歐亞前線盟友承擔自身防務。
川普對國際法的輕蔑，呼應了19世紀國務卿理查德·奧爾尼宣稱美國“在這個大陸上實際上擁有主權”的言論。我們正在看到壹種可能性：半球主導地位有壹天可能取代全球存在，而非為其提供支撐。
然而，川普並非堅定的“半球主義者”：他壹邊宣揚“唐羅主義”，壹邊在遙遠大陸推動和平協議，並在中東發動雄心勃勃的戰爭。
或許這是因為他清楚，壹個嚴格按勢力范圍劃分的世界，對於壹個超級大國而言，將是壹次沉重的挫折。
那樣的世界中，將不再有那些急於獲得美國保護的歐亞盟友所提供的單方面貿易利益，也不會再有日本或德國支持美元主導地位的動機。如果美國被排擠出擁有活躍經濟、關鍵貿易路線和高價值供應鏈的東亞地區，將難以與中國競爭：用洪都拉斯換台灣，並不是壹筆劃算的交易。
全球影響力來源於全球參與。
如果壹個基於勢力范圍的體系削弱了美國的實力，其也可能削弱支持者所期待的穩定。從理論上講，勢力范圍通過讓弱國服從來換取大國之間的和平：強國劃分世界，並壓制不穩定因素。
確實，如果美國退出西太平洋，就不會發生圍繞台灣的美中沖突，但不要指望長期和平。
復雜的相互依存關系會使向勢力范圍轉變的過程充滿沖突：美國需要施加強大壓力，才能削弱中國在南美的數字與基礎設施影響力。
反過來，中國在東亞建立勢力范圍，可能只是其野心的起點，而非終點：對美國而言，半球主導地位曾是其全球幹預的出發點。
最重要的是，勢力范圍不是被賦予或自動形成的，它們的誕生往往伴隨著血腥。野心勃勃的威權國家在其控制區域內往往表現出殘酷，甚至可能實施種族滅絕。而中小國家也不會被動接受統治，因為清楚可能面臨的命運。
烏克蘭壹直在奮力抵抗，以避免落入俄羅斯的帝國體系。日本也可能采取類似行動，甚至發展核武器，以避免屈服於北京。這種危險引出了第叁種可能在當前秩序衰落之後出現的情景：丑陋而暴力的混亂。
在今年的世界經濟論壇上，加拿大總理卡尼表示，舊秩序的破裂為中等強國提供了機會。他認為，這些國家可以通過合作並增強自身能力，在大國之間開辟壹條道路，為自己維持壹個尚可接受的體系。
這是壹個由來已久的夢想。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學者和戰略家壹直希望世界能夠實現“有規則而無統治者”，即在美國領導消失之後，較小國家仍能保留美國建立的秩序中最好的部分。但這也是壹種幻覺。沒有最強大國家的投入——更不用說在它們反對的情況下，秩序無法維持。
因此，相較於新的冷戰或新的帝國時代，更有可能出現的，是壹個無政府的混亂局面。
在這種情景中，美國走向失控：川普較為陰暗的沖動預示著壹個粗暴、打破規范的超級大國的出現。華盛頓進行激進的領土擴張，通過武力或脅迫攫取弱國的重要資源，並向依附國家索取越來越多的回報，並持續幹預歐洲及其他地區的政治，以支持不自由的民粹主義者。
美國不是放棄其全球角色，而是將其武器化。
這壹情景之所以如此嚴峻，是因為美國的行為會創造壹個叁大強國都變得貪婪、掠奪、修正主義的世界。較小國家，尤其是位於歐亞沖突斷層線上的國家，將面臨多方擠壓。自助——本質上是各國各自為戰，成為唯壹可行的回應。
領土侵略，甚至國家的消失，將變得更加常見，因為不再有大國致力於維護現狀或捍衛弱國主權。在這樣的自助世界中，壹些脆弱國家將被摧毀、被支配或被肢解。烏克蘭戰爭可能成為未來的預演，而不只是對過去的殘酷提醒。
其他國家將瘋狂擴軍，甚至可能尋求核武器，將其視為生存的最佳保障。
與此同時，長期被美國力量壓制的競爭可能重新爆發：如果歐洲國家重新武裝，而歐盟可能在美國與俄羅斯的雙重壓力下走向分裂，那麼曾經在歐洲大陸普遍存在的軍備競賽與安全競爭將卷土重來。
航行自由也將不復存在：隨著國際穩定崩解，各國甚至准國家行為體將爭奪關鍵通道的控制權，從巴拿馬運河、北方海航道，到曼德海峽與霍爾木茲海峽。
在壹個無序世界中，對貿易、資源和市場的實際控制將變得更加重要，這反過來又強化了征服的動機。
這壹切聽起來像噩夢。但從歷史角度來看，這並非難以想象。
20世紀初英國霸權的終結，並沒有迅速帶來壹個新世界，而是引發了數拾年的混亂。在英國霸權崛起之前的幾個世紀裡，作為國際體系中心的歐洲是專制與戰爭的溫床。
我們之所以認為相對穩定是常態、極端暴力是例外，是因為幾代人經歷了相對溫和的美國霸權所留下的認知遺產。如果這種霸權終結或轉向掠奪性，那麼世界很可能陷入嚴重的倒退。
事實上，無政府狀態從未像我們想象的那樣被完全壓制，而自助世界的跡象已經出現。對美國可靠性的擔憂正在刺激各國對核能力的興趣：韓國和日本對獲得核動力潛艇表現出興趣，甚至瑞典和德國內部關於核武裝的討論也在升溫。
最壞情況的規劃正在變得普遍。據報道，加拿大幾拾年來首次開始准備防范來自美國的入侵。
新的防務伙伴關系正在出現，但往往也帶來新的緊張局勢。去年簽署的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防務協議已經加劇了印度的焦慮；如果土耳其加入，還可能加劇以色列與中東其他國家之間的競爭。
競爭正在關鍵地區蔓延。波斯灣早已充滿沖突。而利比亞以及整個非洲之角地區的局勢，在那裡，多方為爭奪資源與戰略要地展開代理戰爭，可能預示著未來多極混亂的樣貌。
這種混亂不會永遠持續：最終，壹個新的等級體系與新的規則將形成。但從英國霸權到美國霸權的過渡，經歷了全球經濟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即便世界最終找到新的穩定模式，也可能發現1945年之後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經在中間的混亂中被摧毀。
可以把當下看作壹個拾字路口——全球政治可以從這裡走向多種不同路徑。不確定性之所以如此深刻，是因為這些路徑通向截然不同的終點。我們已經知道的是，下壹個時代將比過去更加分裂、更加危險。
拾年前，新冷戰似乎是最糟糕的結果。而現在，可能反而是最好的希望。“兩個世界”的格局將帶來危險的危機，並進壹步分裂全球經濟。要與壹個自信而強硬的中國競爭，民主陣營需要投入巨大資源與智慧。
但這壹情景至少保留了“半個世界”，正如美國前國務卿迪安·艾奇遜所寫，這意味著存在足夠的民主合作，以維持壹個尚可接受的力量平衡，並對北京最具雄心的行動形成約束。
其他情景，壹個遠不如預期穩定與有利的帝國時代，或是滑向混亂，則更加糟糕。這些路徑可能誘惑壹個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忘記美國霸權之前時代有多麼可怕的超級大國，但可以肯定的是，其終點都是黑暗。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仍然對其所創造秩序之後的走向擁有巨大的影響力，因為無論好壞，這個最強大國家的選擇仍然最為關鍵。如果美國能夠發揮川普政策中較為積極的部分，或許可以引導壹個經過重塑、雖然動蕩但仍然存在的民主共同體，走向抵御威權壓力所需的集體行動。
如果華盛頓從海外收縮，將引發勢力范圍的爭奪。如果美國變得叛逆，將與修正主義國家壹道拆解舊秩序，並把世界推入壹個新的自助時代。
在川普多變的外交政策中，這叁種傾向的跡象都已經存在。未來幾年——以及美國的選舉周期。將決定這些傾向中哪壹種會固化為越來越難以逆轉的模式。
也許，美國國內對吞並格陵蘭缺乏支持，表明川普的過度行為最終會削弱其極端傾向。他的繼任者，無論來自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可能會找到壹種方式，將更傳統的外交理念與“美國優先”時代的國內政治現實結合起來。這位總統可能在緩和川普沖擊的同時，利用其較為有利的遺產，為新的冷戰重建自由世界。
或者，川普的壹次軍事行動可能適得其反。其後果是，“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中的新孤立主義派系——以塔克·卡爾森等評論員為代表，取得主導地位，使這個超級大國退守其半球范圍。
又或者，川普真正的繼承者——無論是在共和黨內還是總統職位上，會認為他在利用美國力量摧毀既有秩序方面做得還不夠。這將不會是歷史上第壹次，壹場變革最終被最激進的力量所掌控。
舊秩序正在消亡：對壹個具有全球視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哀悼無法使其復活。未來拾年的關鍵問題在於，華盛頓是試圖以壹種充滿風險但尚可接受的新體系取而代之，還是將當前的不確定性推向更加糟糕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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