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 "我相信,某些國家正仔細研究墨西哥的‘斬首行動’"
在主流敘事中，墨西哥被視為“國家能力不足”的典型，仿佛只要國家機器運轉正常，暴力便會消散。然而，2026年初墨西哥國家軍隊擊斃了國內大毒梟“埃爾·門喬”，隨後全國多地立刻爆發了更猛烈的焚燒與封鎖。國家的強力介入，為何沒有創造秩序，反而引爆了社會秩序的崩塌？
本文指出，這種解釋隱含了壹個未經反思的現代性預設：主權理應是均質且連續的。事實上，墨西哥從未形成現代意義上的均質主權空間，其歷史常態是中央權威與地方社會並存的“分層主權”。從阿茲特克帝國的貢賦體系，到殖民時期的雙重社會結構，再到革命制度黨時期的組織吸納，墨西哥的主權形態始終表現為壹種“優位權”與地方自治秩序的疊加，而從未出現壹種現代性想象下的均質主權。因此，當代販毒集團並非單純的反國家力量，而是這種分層政治結構所不可或缺的部分。墨西哥政府的“斬首行動”試圖制造壹種“均質主權”的幻覺，但隨之而來的劇烈的暴力震蕩，則說明國家在打破歷史形成的分層結構後缺乏相對應的穩定機制。
本文為作者投稿，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文化縱橫新媒體·國際觀察
2026年第19期 總第299期
均質主權的幻覺：
墨西哥斬首行動與暴力震蕩的歷史邏輯
2026年2月，墨西哥聯邦軍隊在哈利斯科州發動突襲，擊斃哈利斯科（Estado de Jalisco）新生代販毒集團（Cártel Jalisco Nueva Generación，CJNG）頭目內梅西奧·奧塞格拉·塞萬提斯(Nemesio Oseguera Cervantes)，即外界熟知的“埃爾·門喬”(El Mencho)。這是近年來墨西哥最具象征意義的壹次安全行動。辛鮑姆（Sheinbaum）政府迅速將其定性為國家權威的重大勝利，強調這是收回暴力控制權、恢復法治秩序的關鍵壹步。幾乎在同壹時間，哈利斯科及周邊瓜納華托、米卻肯等州出現連鎖反應。武裝人員焚燒車輛、封鎖高速公路、擾亂物流節點，多座城市商業停擺、學校停課。國家展示主權的瞬間，地方社會卻陷入更深的不穩定。這壹悖論迫使人們重新思考壹個根本問題，如果主權意味著對暴力的壟斷，為什麼國家最強烈的主權展示反而引發更劇烈的震蕩？
自新自由主義時代以來，“國家能力不足”幾乎成為國內外學界對墨西哥治理困境的慣常解釋。按照這壹邏輯，墨西哥未能完成現代民族國家意義上的主權整合，犯罪集團因此得以挑戰國家權威。這種解釋隱含壹個未經反思的前提，即主權理應是均質的、連續的，在疆域內部無縫覆蓋的。壹旦空間內部出現裂縫，便被視為失敗。然而，墨西哥的政治空間從未按照這種模式生成。從前西班牙的貢賦帝國，到殖民時期的“避難區域”（regiones de refugio），再到獨立之後革命制度黨主導的國家整合工程，中央權威始終疊加在地方社會之上，卻從未徹底吸收地方。地方社會保留自身的網絡、親屬結構與經濟邏輯，國家權力與之並行存在，多層級秩序成為歷史常態。在這樣的結構中，毒梟組織並非簡單的“反國家力量”，而是壹種嵌入地方經濟與社會關系網絡中的權威形式。換言之，毒梟組織非法，卻並不游離；暴力持續存在，卻未必始終失控。當國家通過“斬首”打破既有平衡時，其擊碎的不只是犯罪組織的領導層，也是壹套已經嵌入地方社會的權力配置。
從更深層看，辛鮑姆政府所面對的，是壹種“均質主權的幻覺”。我們習慣將單壹權威、暴力壟斷、法律連續與空間整合作為政治秩序的常態，並以此衡量現實。壹旦多重權威並存、地方暴力網絡與國家制度交織的現象出現，便將其歸類為主權失控。但這種判斷本身建立在壹個歷史性的誤認之上，即把現代民族國家的理想模型，當作跨越歷史與地域的普遍標准。墨西哥的經驗恰恰提醒我們，主權並非天然均質，而是長期在分層結構中生成和調整的結果。所謂暴亂，與其說是主權崩潰，不如說是主權形式與歷史結構之間張力的顯現。理解這壹點，意味著必須把當下行動放入更長的時間尺度中考察，追溯分層主權（soberanía estratificada）如何在貢賦帝國、殖民支配與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逐漸沉積，並最終成為當代政治沖突的深層背景。
▍疊加主權的歷史生成：從貢賦帝國到殖民支配
墨西哥政治空間的早期形態，並非圍繞疆域內部的統壹權威展開，而是圍繞等級化的權威關系組織起來。權力的擴張不以消除地方社會為前提，而以確立優位地位為核心。中央權威在既有社會結構之上疊加資源抽取與軍事懲戒的權力，並不承擔全面治理的責任。在這壹權力結構下，地方秩序因此既未消失，也未與中央平行，而是被納入壹種不對稱的層級關系之中。進而，主權並非排他性的覆蓋，而是壹種優位結構。在這壹結構中，中央在其上，地方在其下，兩者並存，卻不對等。這種分層配置，並不是制度缺陷，而是壹種穩定的統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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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指出，這種解釋隱含了壹個未經反思的現代性預設：主權理應是均質且連續的。事實上，墨西哥從未形成現代意義上的均質主權空間，其歷史常態是中央權威與地方社會並存的“分層主權”。從阿茲特克帝國的貢賦體系，到殖民時期的雙重社會結構，再到革命制度黨時期的組織吸納，墨西哥的主權形態始終表現為壹種“優位權”與地方自治秩序的疊加，而從未出現壹種現代性想象下的均質主權。因此，當代販毒集團並非單純的反國家力量，而是這種分層政治結構所不可或缺的部分。墨西哥政府的“斬首行動”試圖制造壹種“均質主權”的幻覺，但隨之而來的劇烈的暴力震蕩，則說明國家在打破歷史形成的分層結構後缺乏相對應的穩定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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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第19期 總第299期
均質主權的幻覺：
墨西哥斬首行動與暴力震蕩的歷史邏輯
2026年2月，墨西哥聯邦軍隊在哈利斯科州發動突襲，擊斃哈利斯科（Estado de Jalisco）新生代販毒集團（Cártel Jalisco Nueva Generación，CJNG）頭目內梅西奧·奧塞格拉·塞萬提斯(Nemesio Oseguera Cervantes)，即外界熟知的“埃爾·門喬”(El Mencho)。這是近年來墨西哥最具象征意義的壹次安全行動。辛鮑姆（Sheinbaum）政府迅速將其定性為國家權威的重大勝利，強調這是收回暴力控制權、恢復法治秩序的關鍵壹步。幾乎在同壹時間，哈利斯科及周邊瓜納華托、米卻肯等州出現連鎖反應。武裝人員焚燒車輛、封鎖高速公路、擾亂物流節點，多座城市商業停擺、學校停課。國家展示主權的瞬間，地方社會卻陷入更深的不穩定。這壹悖論迫使人們重新思考壹個根本問題，如果主權意味著對暴力的壟斷，為什麼國家最強烈的主權展示反而引發更劇烈的震蕩？
自新自由主義時代以來，“國家能力不足”幾乎成為國內外學界對墨西哥治理困境的慣常解釋。按照這壹邏輯，墨西哥未能完成現代民族國家意義上的主權整合，犯罪集團因此得以挑戰國家權威。這種解釋隱含壹個未經反思的前提，即主權理應是均質的、連續的，在疆域內部無縫覆蓋的。壹旦空間內部出現裂縫，便被視為失敗。然而，墨西哥的政治空間從未按照這種模式生成。從前西班牙的貢賦帝國，到殖民時期的“避難區域”（regiones de refugio），再到獨立之後革命制度黨主導的國家整合工程，中央權威始終疊加在地方社會之上，卻從未徹底吸收地方。地方社會保留自身的網絡、親屬結構與經濟邏輯，國家權力與之並行存在，多層級秩序成為歷史常態。在這樣的結構中，毒梟組織並非簡單的“反國家力量”，而是壹種嵌入地方經濟與社會關系網絡中的權威形式。換言之，毒梟組織非法，卻並不游離；暴力持續存在，卻未必始終失控。當國家通過“斬首”打破既有平衡時，其擊碎的不只是犯罪組織的領導層，也是壹套已經嵌入地方社會的權力配置。
從更深層看，辛鮑姆政府所面對的，是壹種“均質主權的幻覺”。我們習慣將單壹權威、暴力壟斷、法律連續與空間整合作為政治秩序的常態，並以此衡量現實。壹旦多重權威並存、地方暴力網絡與國家制度交織的現象出現，便將其歸類為主權失控。但這種判斷本身建立在壹個歷史性的誤認之上，即把現代民族國家的理想模型，當作跨越歷史與地域的普遍標准。墨西哥的經驗恰恰提醒我們，主權並非天然均質，而是長期在分層結構中生成和調整的結果。所謂暴亂，與其說是主權崩潰，不如說是主權形式與歷史結構之間張力的顯現。理解這壹點，意味著必須把當下行動放入更長的時間尺度中考察，追溯分層主權（soberanía estratificada）如何在貢賦帝國、殖民支配與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逐漸沉積，並最終成為當代政治沖突的深層背景。
▍疊加主權的歷史生成：從貢賦帝國到殖民支配
墨西哥政治空間的早期形態，並非圍繞疆域內部的統壹權威展開，而是圍繞等級化的權威關系組織起來。權力的擴張不以消除地方社會為前提，而以確立優位地位為核心。中央權威在既有社會結構之上疊加資源抽取與軍事懲戒的權力，並不承擔全面治理的責任。在這壹權力結構下，地方秩序因此既未消失，也未與中央平行，而是被納入壹種不對稱的層級關系之中。進而，主權並非排他性的覆蓋，而是壹種優位結構。在這壹結構中，中央在其上，地方在其下，兩者並存，卻不對等。這種分層配置，並不是制度缺陷，而是壹種穩定的統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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