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 "我相信,某些國家正仔細研究墨西哥的‘斬首行動’"
在主流敘事中，墨西哥被視為“國家能力不足”的典型，仿佛只要國家機器運轉正常，暴力便會消散。然而，2026年初墨西哥國家軍隊擊斃了國內大毒梟“埃爾·門喬”，隨後全國多地立刻爆發了更猛烈的焚燒與封鎖。國家的強力介入，為何沒有創造秩序，反而引爆了社會秩序的崩塌？
本文指出，這種解釋隱含了壹個未經反思的現代性預設：主權理應是均質且連續的。事實上，墨西哥從未形成現代意義上的均質主權空間，其歷史常態是中央權威與地方社會並存的“分層主權”。從阿茲特克帝國的貢賦體系，到殖民時期的雙重社會結構，再到革命制度黨時期的組織吸納，墨西哥的主權形態始終表現為壹種“優位權”與地方自治秩序的疊加，而從未出現壹種現代性想象下的均質主權。因此，當代販毒集團並非單純的反國家力量，而是這種分層政治結構所不可或缺的部分。墨西哥政府的“斬首行動”試圖制造壹種“均質主權”的幻覺，但隨之而來的劇烈的暴力震蕩，則說明國家在打破歷史形成的分層結構後缺乏相對應的穩定機制。
本文為作者投稿，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文化縱橫新媒體·國際觀察
2026年第19期 總第299期
均質主權的幻覺：
墨西哥斬首行動與暴力震蕩的歷史邏輯
2026年2月，墨西哥聯邦軍隊在哈利斯科州發動突襲，擊斃哈利斯科（Estado de Jalisco）新生代販毒集團（Cártel Jalisco Nueva Generación，CJNG）頭目內梅西奧·奧塞格拉·塞萬提斯(Nemesio Oseguera Cervantes)，即外界熟知的“埃爾·門喬”(El Mencho)。這是近年來墨西哥最具象征意義的壹次安全行動。辛鮑姆（Sheinbaum）政府迅速將其定性為國家權威的重大勝利，強調這是收回暴力控制權、恢復法治秩序的關鍵壹步。幾乎在同壹時間，哈利斯科及周邊瓜納華托、米卻肯等州出現連鎖反應。武裝人員焚燒車輛、封鎖高速公路、擾亂物流節點，多座城市商業停擺、學校停課。國家展示主權的瞬間，地方社會卻陷入更深的不穩定。這壹悖論迫使人們重新思考壹個根本問題，如果主權意味著對暴力的壟斷，為什麼國家最強烈的主權展示反而引發更劇烈的震蕩？
自新自由主義時代以來，“國家能力不足”幾乎成為國內外學界對墨西哥治理困境的慣常解釋。按照這壹邏輯，墨西哥未能完成現代民族國家意義上的主權整合，犯罪集團因此得以挑戰國家權威。這種解釋隱含壹個未經反思的前提，即主權理應是均質的、連續的，在疆域內部無縫覆蓋的。壹旦空間內部出現裂縫，便被視為失敗。然而，墨西哥的政治空間從未按照這種模式生成。從前西班牙的貢賦帝國，到殖民時期的“避難區域”（regiones de refugio），再到獨立之後革命制度黨主導的國家整合工程，中央權威始終疊加在地方社會之上，卻從未徹底吸收地方。地方社會保留自身的網絡、親屬結構與經濟邏輯，國家權力與之並行存在，多層級秩序成為歷史常態。在這樣的結構中，毒梟組織並非簡單的“反國家力量”，而是壹種嵌入地方經濟與社會關系網絡中的權威形式。換言之，毒梟組織非法，卻並不游離；暴力持續存在，卻未必始終失控。當國家通過“斬首”打破既有平衡時，其擊碎的不只是犯罪組織的領導層，也是壹套已經嵌入地方社會的權力配置。
從更深層看，辛鮑姆政府所面對的，是壹種“均質主權的幻覺”。我們習慣將單壹權威、暴力壟斷、法律連續與空間整合作為政治秩序的常態，並以此衡量現實。壹旦多重權威並存、地方暴力網絡與國家制度交織的現象出現，便將其歸類為主權失控。但這種判斷本身建立在壹個歷史性的誤認之上，即把現代民族國家的理想模型，當作跨越歷史與地域的普遍標准。墨西哥的經驗恰恰提醒我們，主權並非天然均質，而是長期在分層結構中生成和調整的結果。所謂暴亂，與其說是主權崩潰，不如說是主權形式與歷史結構之間張力的顯現。理解這壹點，意味著必須把當下行動放入更長的時間尺度中考察，追溯分層主權（soberanía estratificada）如何在貢賦帝國、殖民支配與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逐漸沉積，並最終成為當代政治沖突的深層背景。
▍疊加主權的歷史生成：從貢賦帝國到殖民支配
墨西哥政治空間的早期形態，並非圍繞疆域內部的統壹權威展開，而是圍繞等級化的權威關系組織起來。權力的擴張不以消除地方社會為前提，而以確立優位地位為核心。中央權威在既有社會結構之上疊加資源抽取與軍事懲戒的權力，並不承擔全面治理的責任。在這壹權力結構下，地方秩序因此既未消失，也未與中央平行，而是被納入壹種不對稱的層級關系之中。進而，主權並非排他性的覆蓋，而是壹種優位結構。在這壹結構中，中央在其上，地方在其下，兩者並存，卻不對等。這種分層配置，並不是制度缺陷，而是壹種穩定的統治安排。
前西班牙時期的中部高地，為這壹結構提供了早期形態。城邦政治構成基本單位，不同區域形成相互競爭的霸權網絡。中部阿茲特克的崛起並未終結這種多中心格局，而是在其之上建立貢賦體系（sistema tributario）。貢賦並非行政整合，而是政治臣服的周期性確認。被征服地區通常保留內部統治階層與宗教秩序，只需承擔貢賦與軍事義務。中央的目標不是制度同化，而是資源持續流動與等級承認。換言之，帝國的穩定依賴於地方社會的延續，而非其改造。中心與外圍之間的關系不是吸收關系，而是支配關系。帝國空間因此呈現出權力強度遞減的差序結構。在這壹差序結構中，核心區域直接體現中央意志，貢賦區域承擔資源功能，邊緣區域則通過威懾維持服從。這種結構避免了高成本的全面治理，同時確保資源動員的可持續性。
這壹統治方式的關鍵，在於中央權威所掌握的並非對地方社會的全面替代，而是壹種“優位權”（supremacía）。所謂優位權，並不是對所有權力的壟斷，而是對權力邊界的最終裁決權。中央並不承擔地方社會的日常治理，也不試圖重構其內部秩序；地方統治者仍然管理土地、主持祭祀、調解糾紛，社會再生產依舊在地方層面完成。中央在戰爭、貢賦與懲戒事務上擁有不可挑戰的最終決定權，壹旦資源流動中斷或等級關系動搖，便通過軍事行動或象征性暴力加以糾正。在這壹體系下，主權因此不是均質鋪展在整個空間之中，而是集中在貢賦流向、軍事動員、公共儀式等若幹關鍵節點，並通過對這些節點的控制確立優位地位。公開的人祭與戰爭儀式在這壹體系中具有制度意義，它們不是偶發的殘酷，而是等級確認的政治行動，是對“誰擁有最終裁斷權”的反復展示。中央通過周期性的展示與懲戒維持優位，而地方通過承認這種優位維持自身延續。空間整合由此並不依賴行政滲透或制度同化，而依賴等級關系的持續確認。正因為中央不承擔全面治理的成本，它才得以在不改造地方結構的前提下維持長期支配；主權既集中於優位節點，又分散於地方實踐之中，形成壹種層級化而非排他化的結構。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安第斯地區的印加帝國。印加的統治並非依賴差序式的權力遞減，而是通過貫通山地與海岸的道路系統（Qhapaq ?an）將各區域納入直接編織的行政網絡之中。路網不僅是軍事動員的工具，更是行政監督與勞役調配的基礎。中央通過道路、倉儲體系與勞役制度，將地方社會嵌入壹種垂直控制體系之內。地方秩序雖未完全消失，卻在制度上被整合進統壹的行政結構之中。
西班牙征服改變了權威的來源與象征體系，卻並未改寫權威的配置方式。1521年的軍事勝利在法理上確立了西班牙王室的主權，在制度實踐層面並未制造壹個徹底斷裂的社會開端。殖民者很快意識到，既有的地方等級結構不但難以被立即替代，而且構成資源動員與社會穩定的必要基礎。於是，殖民秩序並未在社會基層重建權威，而是在原有權力層級之上疊加新的主權框架。許多前阿茲特克時期的地方首領“卡西克”（cacique）被重新確認其地位，他們既維持社區內部的傳統權威，又承擔王權代理人的職責，負責稅收征解、勞役組織與秩序維持。舊有等級結構由此並未消解，而是在新的法理體系之中被重新編碼。貝爾特蘭（Beltrán）將這壹結構概括為支配過程（proceso dominical），即技術與經濟更發達的中心對外圍的持續支配。在這壹體系下，殖民社會並非單壹結構，而是形成雙重社會（sociedad dual），現代部門與傳統印第安社區並存，稅收、勞役與貿易網絡把地方社會納入資源抽取體系，卻並未重構其內部組織。印第安社區在殖民框架之內保留土地制度、宗教實踐與社會關系網絡，內部秩序並未被行政同化所取代。所謂“避難區域”（regiones de refugio），並非國家之外，而是國家內部的分層空間。這些區域在政治上承認中心優位，在經濟上承擔貢賦與勞役義務，在社會層面卻維持相對封閉的結構。殖民國家並未承擔全面改造地方社會的成本，而是通過種姓等級與經濟依附關系，將地方納入不對稱的權力格局之中。主權因此並不表現為對壹切權力的壟斷，而是表現為對資源流動與等級邊界的控制。地方社會的延續不是統治的漏洞，而是支配結構得以穩定的前提；正是在地方秩序未被消解的情況下，中央優位權才得以長期維持。
將前西班牙貢賦體系與殖民支配結構置於同壹歷史軌道，可以看到壹種持續性的權威機制：中央權力始終以優位形式存在，地方秩序始終被保留並納入抽取網絡。空間未被轉化為均質單元，而是保持層級差序。主權不是通過消除差異實現統壹，而是通過差異維持控制。疊加主權由此成為墨西哥政治空間的基本生成方式。這種方式使中央能夠在不承擔全面治理成本的情況下維持支配，也使地方社會在依附關系中延續自身邏輯。權威既集中又分散，既有效又不連續。這壹結構的穩定性，恰恰來自其非均質性。
▍國家的壹體化工程：分層主權向均質主權焦慮的歷史轉化
無論是前西班牙時期的貢賦整合，還是殖民國家通過種姓等級與經濟依附維持的雙重社會結構，主權都以等級分配而非權力壟斷的形式存在。地方社會並未被完全吸收，而是被納入抽取體系之中，保持內部組織與社會關系的相對完整。這也意味著，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墨西哥政治空間從未以單壹權威為基礎，而是長期呈現中央優位與地方秩序並存的分層格局。這種歷史性分層主權，並未因民族國家的成立而自動消失。當19世紀初，墨西哥擺脫西班牙人的殖民統治時，民族國家以“人民—領土—主權統壹”為理想登場時，它繼承的並不是壹塊均質空間，而是壹套多層級權威結構。正是在這種結構壓力下，民族國家將“均質主權”確立為核心政治目標，並在不同歷史階段反復嘗試對其進行制度化。均質主權成為壹種需要持續生產與證明的國家工程。
19世紀自由主義改革，是這壹工程的第壹次系統塑形。面對殖民遺留下來的法人共同體與種姓區分，自由主義者將差異視為對國家統壹的威脅。自由主義改革試圖通過法律同質化制造均質主權（soberanía homogénea）。他們試圖通過法律平等與財產權制度改造，將族群身份改寫為抽象公民身份。印第安村社共同體土地被解除，法人特權被取消，國家在法律層面僅承認“公民”，拒絕承認“印第安人”這壹政治類別。這壹轉向並非單純的平權，而是壹種主權邏輯的重構：國家通過法律同質化來壓平歷史差異，使空間在制度層面呈現連續性。然而，如洛姆尼茨（Lomnitz）所言，民族主義始終通過對“歷史深度”（profundidad histórica）的訴求來塑造共同體，同時也通過沉默（silencio）壓制具體訴求。自由主義國家在贊頌阿茲特克過去與自然象征的同時，將現實中的共同體要求重新命名為“落後”“分裂”或“無知”。歷史被用來制造認同，而現實差異則被壓入沉默（silencio）。因此，均質主權的第壹次實踐，是壹種通過法律與歷史敘事完成的差異消音。
20世紀墨西哥大革命後的革命制度黨統治時期，可以視為墨西哥國家主權再度成形的重要階段。革命制度黨政府並不試圖抹平差異，而是將差異轉化為可以被組織、被動員的資源。土地改革重組了鄉村權力結構，合作社制度與工會體系將生產與勞動納入國家調節之中，教育擴張則在文化層面塑造新的共同體意識。農民、工人與地方精英不再只是被統治的對象，而是在制度安排下被編織進國家與政黨交織的網絡。在這壹過程中，地方權威的承擔者發生更替。傳統的印第安貴族與酋長式權力逐漸退居幕後，取而代之的是工會領袖、農會幹部、地方黨組織負責人以及區域性的政治中介。他們既扎根於地方社會，又與中央權力保持制度性的聯系，成為資源分配與政治動員的關鍵環節。國家並未簡單消滅地方秩序，而是通過組織吸納與制度重組，將地方權力納入中央調節體系之內。地方社會得以延續，但其運作邊界被重新界定。這壹階段的主權不再只是法律上的抽象宣示，而是在整合過程中獲得現實形態。國家居於社會力量之上，掌握資源配置與沖突裁斷的最終權威，並通過總統形象將這種權威具體化。總統在政治實踐中承擔著象征統壹的角色，使分散的社會在想象層面獲得壹個共同中心。主權因此不僅體現在制度安排之中，也體現在反復呈現的政治儀式與權威形象之中。然而，革命國家的整合並未真正消除歷史形成的分層結構。政黨網絡覆蓋了社會，但並未重塑社會的全部基礎。差異被納入組織框架，卻依舊存在。地方社會仍按自身邏輯運行，只是其資源流向與合法性來源被置於中央調節之下。這也意味著，國家的擴張更多表現為對地方權力的重組，而非徹底替代。主權的形式趨於集中，但其運作仍依賴分層節點的持續存在。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可以被視為均質主權工程的第叁次轉型。與革命時期通過組織整合來擴展國家覆蓋面不同，這壹階段的國家更多以退場的方式重組自身。市場開放、國有資產私有化以及全球資本的重新布局，使原先依托土地分配、行業組織與基層動員形成的整合機制逐步松動。國家不再像過去那樣層層嵌入社會結構之中，而是在經濟領域明顯收縮，將調配與分配功能轉移給市場機制。社會與國家之間原本由組織體系維系的緊密聯系，由此變得稀薄。在這種結構性松動的背景下，地方權力的形態再次發生變化。在部分區域，犯罪組織或販毒集團事實上掌握了地方秩序的運作規則。他們控制資源流通路徑，左右暴力的使用與裁斷，並在與國家權力的互動與博弈中占據壹席之地。這類力量並非簡單的國家對立面，而是在特定區域內成為連接地方社會與更大權力結構的節點。他們的出現並未終結優位結構，而是在某些空間重新呈現出中央與地方之間依賴中介維持秩序的模式。只是中介的性質發生了變化，組織化吸納被更為松散且不穩定的權力關系所替代。與此同時，經濟改革所伴隨的民主化進程，並未導致國家權威的自然消散。相反，在經濟整合能力減弱之後，國家在安全治理與主權象征層面不斷強化自身存在感。國家空間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整體，而是在不同歷史階段的權力關系中被反復塑造。當市場邏輯深入地方社會，合作社網絡、工會結構與黨政組織逐漸瓦解，國家與地方之間原有的中介紐帶遭到削弱，空間的碎片化趨勢隨之加劇。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國家對於領土連續性與秩序統壹的焦慮變得更加突出。過去那種通過組織吸納來維持統壹的方式難以為繼，國家不得不以更直接、更可見的方式確認自己對領土與秩序的掌控。與此相伴的是公共話語結構的變化。“國家重大問題”(grandes problemas nacionales)逐漸成為政治敘事的中心框架。治安惡化、腐敗蔓延、經濟發展滯後、民主轉型受阻等議題，被反復界定為關乎國家整體命運的核心問題。問題的不斷命名與再命名，本身就構成壹種合法性機制。當矛盾被提升為“國家問題”，國家便以唯壹能夠回應和解決這些問題的主體自居。於是，這些議題既是政策討論的對象，也是主權再確認的場域。國家試圖通過對問題的界定與處理，持續展示其統攝能力。在這壹背景下，主權的維系不再主要依賴對社會的深度整合，而更多依賴於權威的可見性。安全行動的高調展開、總統形象的集中呈現、國家復興敘事的不斷強調，都成為主權再生產的重要方式。
梳理墨西哥歷史發展史，可以看出，貢賦與殖民時期形成的分層主權結構，從未真正被民族國家消除，而是被不斷改寫。19世紀通過法律同質化壓平差異，20世紀通過革命整合吸收差異，20世紀90年代後則通過安全與問題化話語重新界定差異。叁種路徑不同，卻共享同壹主權理性，主張在壹個歷史上高度分層的空間中，制造主權均質的感受。正因如此，民族主義既訴諸歷史深度，又制造社會沉默；既召喚共同體，又排除具體訴求。在這壹實踐中，均質主權在墨西哥始終是壹種需要不斷被講述、被制度化、被表演的政治承諾，這構成了當前辛鮑姆政府行動的基本歷史語境。
▍嵌入式主權與斬首行動：國家復興敘事下的結構震蕩
墨西哥政治空間長期運行在分層主權結構之中，而民族國家自成立以來又持續以均質主權為目標推進整合。正是在這壹歷史張力之上，辛鮑姆政府的安全策略才獲得其現實合理性。對於辛鮑姆政府而言，斬首行動並非單純的治安手段，而是壹種在分層空間中制造主權統壹感的國家實踐。其試圖以集中暴力與高度可見的勝利，壓縮地方嵌入秩序的復雜性，將主權重新表述為單壹權威的排他存在。
辛鮑姆政府政府的行動，既源於長期的主權焦慮，也與其所處的內外壓力結構密切相關。在國內層面，國家復興運動（Movimiento de Regeneración Nacional, MORENA）“第肆次轉型”倡導的國家復興敘事具有鮮明的民族主義與左翼國家主義色彩，它要求國家被呈現為唯壹的秩序中心與尊嚴象征，主權必須顯得完整、統壹、不可挑戰。在這種政治語法中，強勢行動不僅關乎治安績效，更關乎國家形象與統治合法性。在國際層面，美國圍繞芬太尼與跨境犯罪的強硬立場持續加壓，部分美國政界甚至討論單方面介入的可能性，直接觸及墨西哥對主權邊界的敏感神經；與此同時，世界杯臨近，國際聚光燈將把治安與治理能力置於可被比較、可被評判的舞台之上。內外壓力疊加，使主權可見性成為壹種政治必需。斬首行動因此對外展示合作與效率，以壓縮外部幹預的正當性空間。對內強調行動由墨方主導，以鞏固民族主義主權立場並服務國家復興敘事的雙重指向。然而，主權被迫通過不斷的可見行動來證明，而這種證明本身就可能在分層空間中觸發新的結構震蕩。
需要提醒的是，墨西哥政府面對的並非單壹敵對力量，而是壹種嵌入式秩序。販毒組織在若幹州份的存在，並不只體現為犯罪經濟鏈條，而是深度嵌入地方社會的權力網絡之中。它們通過控制物流通道、分配灰色就業、調節沖突、施加威懾，在事實上構成某種秩序邊界。國家機構、地方官員與犯罪網絡之間並非純粹對立，而是在長期互動中形成復雜結構。雖然這壹權力網絡體系不合法，卻具有壹定的穩定性。地方居民知道規則如何運作，知道暴力的觸發條件，知道如何在其中自保。換言之，這是壹種分層主權的現實，國家在法律與象征層面擁有優位，但日常秩序並未完全由國家單獨承擔。
斬首行動打破的正是這種分層平衡。通過清除最高領袖，國家在象征層面完成壹次明確的主權再確認，但也在組織結構層面制造不確定性。壹個強勢頭目往往在內部維持紀律與利益分配機制，其存在反而可能壓制內部競爭。壹旦這壹頂層被移除，權力繼承與地盤爭奪迅速浮出水面。原本可預期的暴力邊界轉為不穩定，暴力從集中控制轉向碎片化競爭。這也意味著，緊隨其後的跨州路障、焚燒車輛與交通癱瘓，並非簡單報復，而是壹種針對國家治理能力的回應。通過幹擾關鍵基礎設施節點，地方嵌入式秩序向國家傳遞壹個信號，即主權展示並不等於秩序恢復。國家越是在象征層面強調已收回控制權，地方生活的短暫癱瘓就越具有政治意味。
從這壹意義而言，墨西哥國家治理的關鍵不在於是否應當打擊犯罪，而在於主權展示與治理重建之間是否存在制度銜接。如果軍事行動之後缺乏持續的地方治理重構，權力真空便會由更碎片化、更難預測的暴力填補。國家可能不得不反復訴諸高強度行動來維持主權可見性，從而陷入壹種惡性循環，即越強調均質主權，越暴露分層結構；越暴露結構，越需要再次展示。這正是均質主權神話在分層空間中所面臨的困境。
這也意味著，當下的暴亂並非國家缺席，而是國家在分層主權結構中推進均質主權時所產生的結構震蕩。辛鮑姆政府的行動，是國家復興語境下的集中表達，也是歷史邏輯在國際壓力與民族主義敘事交匯處的必然產物。它在象征層面強化了國家形象，卻在社會結構層面觸發新的不穩定。對於辛鮑姆政府而言，真正的考驗，並不在於是否能夠擊斃壹個頭目，而在於能否在分層空間中建立持續、可預期的治理秩序。如果這壹問題得不到解決，那麼主權的每壹次證明，都可能成為下壹次震蕩的起點。
▍結語
從貢賦體系的等級整合、殖民“避難區域”的分層支配，到民族國家壹體化工程的反復塑形，墨西哥政治空間始終在多層級權威的疊加中運行。所謂“分層主權”並非某個時期的異常，而是長期生成的治理常態。這也意味著，毒梟秩序之所以能夠在若幹地區穩定存在，恰恰不是因為國家完全退場，而是因為國家權威與地方網絡之間存在結構性的交織與縫隙。它依附於國家治理的斷裂地帶，也借助地方社會的親屬、市場與暴力仲裁網絡獲得嵌入式穩定。因此，將毒梟的存在簡單理解為“國家的失敗”，反而遮蔽了問題的本質。真正需要解釋的，是壹種歷史上就存在的分層空間如何在當代條件下被重新激活並改寫。
在這壹背景下，斬首行動不應被理解為純粹的治安技術，而應被視為壹種象征性主權重申。國家以高度可見的暴力展示，將復雜的嵌入式秩序壓縮為“國家對犯罪治理”的單線敘事，以此制造主權的統壹感，並回應內外壓力對國家有效性的質詢。然而，地方秩序從來不是空白地帶，而是由歷史沉積的多重權威關系維系的現實結構，強力介入必然觸發結構性重組。所謂“暴力回彈”並不只是報復，而是既有權力配置被打斷後的再編排。權力碎片化、基礎設施節點成為脅迫工具、信息恐慌放大不確定性，最終以社會生活的停擺呈現出來。這也意味著，斬首行動改變的並不僅是某個組織的頂層，更是地方秩序得以運轉的中間層機制，其在象征層面的收益越高，其在結構層面的風險往往也越集中。
就此而言，“均質主權的幻覺”並不是對國家存在或國家能力的否定，而是壹種對主權形式的反思。主權在墨西哥並非天然均質的空間事實，而是壹種在分層結構中被反復證明、被持續表演的政治實踐。對於辛鮑姆政府而言，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國家是否應當打擊犯罪，而在於國家是否願意承認並處理壹個更深的結構約束。當均質主權邏輯以集中暴力幹預歷史性分層空間時，結構震蕩幾乎不可避免；若缺乏後續的治理重建與制度接管，主權展示就可能被迫不斷重復，成為壹種以行動證明自身、又以行動制造震蕩的循環。事實上，所謂“幻覺”並非虛假，而是壹個持續建構、卻難以徹底完成的政治理想；它的頑固性，正來自墨西哥從未真正擁有壹個完全均質的主權空間這壹歷史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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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指出，這種解釋隱含了壹個未經反思的現代性預設：主權理應是均質且連續的。事實上，墨西哥從未形成現代意義上的均質主權空間，其歷史常態是中央權威與地方社會並存的“分層主權”。從阿茲特克帝國的貢賦體系，到殖民時期的雙重社會結構，再到革命制度黨時期的組織吸納，墨西哥的主權形態始終表現為壹種“優位權”與地方自治秩序的疊加，而從未出現壹種現代性想象下的均質主權。因此，當代販毒集團並非單純的反國家力量，而是這種分層政治結構所不可或缺的部分。墨西哥政府的“斬首行動”試圖制造壹種“均質主權”的幻覺，但隨之而來的劇烈的暴力震蕩，則說明國家在打破歷史形成的分層結構後缺乏相對應的穩定機制。
本文為作者投稿，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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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質主權的幻覺：
墨西哥斬首行動與暴力震蕩的歷史邏輯
2026年2月，墨西哥聯邦軍隊在哈利斯科州發動突襲，擊斃哈利斯科（Estado de Jalisco）新生代販毒集團（Cártel Jalisco Nueva Generación，CJNG）頭目內梅西奧·奧塞格拉·塞萬提斯(Nemesio Oseguera Cervantes)，即外界熟知的“埃爾·門喬”(El Mencho)。這是近年來墨西哥最具象征意義的壹次安全行動。辛鮑姆（Sheinbaum）政府迅速將其定性為國家權威的重大勝利，強調這是收回暴力控制權、恢復法治秩序的關鍵壹步。幾乎在同壹時間，哈利斯科及周邊瓜納華托、米卻肯等州出現連鎖反應。武裝人員焚燒車輛、封鎖高速公路、擾亂物流節點，多座城市商業停擺、學校停課。國家展示主權的瞬間，地方社會卻陷入更深的不穩定。這壹悖論迫使人們重新思考壹個根本問題，如果主權意味著對暴力的壟斷，為什麼國家最強烈的主權展示反而引發更劇烈的震蕩？
自新自由主義時代以來，“國家能力不足”幾乎成為國內外學界對墨西哥治理困境的慣常解釋。按照這壹邏輯，墨西哥未能完成現代民族國家意義上的主權整合，犯罪集團因此得以挑戰國家權威。這種解釋隱含壹個未經反思的前提，即主權理應是均質的、連續的，在疆域內部無縫覆蓋的。壹旦空間內部出現裂縫，便被視為失敗。然而，墨西哥的政治空間從未按照這種模式生成。從前西班牙的貢賦帝國，到殖民時期的“避難區域”（regiones de refugio），再到獨立之後革命制度黨主導的國家整合工程，中央權威始終疊加在地方社會之上，卻從未徹底吸收地方。地方社會保留自身的網絡、親屬結構與經濟邏輯，國家權力與之並行存在，多層級秩序成為歷史常態。在這樣的結構中，毒梟組織並非簡單的“反國家力量”，而是壹種嵌入地方經濟與社會關系網絡中的權威形式。換言之，毒梟組織非法，卻並不游離；暴力持續存在，卻未必始終失控。當國家通過“斬首”打破既有平衡時，其擊碎的不只是犯罪組織的領導層，也是壹套已經嵌入地方社會的權力配置。
從更深層看，辛鮑姆政府所面對的，是壹種“均質主權的幻覺”。我們習慣將單壹權威、暴力壟斷、法律連續與空間整合作為政治秩序的常態，並以此衡量現實。壹旦多重權威並存、地方暴力網絡與國家制度交織的現象出現，便將其歸類為主權失控。但這種判斷本身建立在壹個歷史性的誤認之上，即把現代民族國家的理想模型，當作跨越歷史與地域的普遍標准。墨西哥的經驗恰恰提醒我們，主權並非天然均質，而是長期在分層結構中生成和調整的結果。所謂暴亂，與其說是主權崩潰，不如說是主權形式與歷史結構之間張力的顯現。理解這壹點，意味著必須把當下行動放入更長的時間尺度中考察，追溯分層主權（soberanía estratificada）如何在貢賦帝國、殖民支配與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逐漸沉積，並最終成為當代政治沖突的深層背景。
▍疊加主權的歷史生成：從貢賦帝國到殖民支配
墨西哥政治空間的早期形態，並非圍繞疆域內部的統壹權威展開，而是圍繞等級化的權威關系組織起來。權力的擴張不以消除地方社會為前提，而以確立優位地位為核心。中央權威在既有社會結構之上疊加資源抽取與軍事懲戒的權力，並不承擔全面治理的責任。在這壹權力結構下，地方秩序因此既未消失，也未與中央平行，而是被納入壹種不對稱的層級關系之中。進而，主權並非排他性的覆蓋，而是壹種優位結構。在這壹結構中，中央在其上，地方在其下，兩者並存，卻不對等。這種分層配置，並不是制度缺陷，而是壹種穩定的統治安排。
前西班牙時期的中部高地，為這壹結構提供了早期形態。城邦政治構成基本單位，不同區域形成相互競爭的霸權網絡。中部阿茲特克的崛起並未終結這種多中心格局，而是在其之上建立貢賦體系（sistema tributario）。貢賦並非行政整合，而是政治臣服的周期性確認。被征服地區通常保留內部統治階層與宗教秩序，只需承擔貢賦與軍事義務。中央的目標不是制度同化，而是資源持續流動與等級承認。換言之，帝國的穩定依賴於地方社會的延續，而非其改造。中心與外圍之間的關系不是吸收關系，而是支配關系。帝國空間因此呈現出權力強度遞減的差序結構。在這壹差序結構中，核心區域直接體現中央意志，貢賦區域承擔資源功能，邊緣區域則通過威懾維持服從。這種結構避免了高成本的全面治理，同時確保資源動員的可持續性。
這壹統治方式的關鍵，在於中央權威所掌握的並非對地方社會的全面替代，而是壹種“優位權”（supremacía）。所謂優位權，並不是對所有權力的壟斷，而是對權力邊界的最終裁決權。中央並不承擔地方社會的日常治理，也不試圖重構其內部秩序；地方統治者仍然管理土地、主持祭祀、調解糾紛，社會再生產依舊在地方層面完成。中央在戰爭、貢賦與懲戒事務上擁有不可挑戰的最終決定權，壹旦資源流動中斷或等級關系動搖，便通過軍事行動或象征性暴力加以糾正。在這壹體系下，主權因此不是均質鋪展在整個空間之中，而是集中在貢賦流向、軍事動員、公共儀式等若幹關鍵節點，並通過對這些節點的控制確立優位地位。公開的人祭與戰爭儀式在這壹體系中具有制度意義，它們不是偶發的殘酷，而是等級確認的政治行動，是對“誰擁有最終裁斷權”的反復展示。中央通過周期性的展示與懲戒維持優位，而地方通過承認這種優位維持自身延續。空間整合由此並不依賴行政滲透或制度同化，而依賴等級關系的持續確認。正因為中央不承擔全面治理的成本，它才得以在不改造地方結構的前提下維持長期支配；主權既集中於優位節點，又分散於地方實踐之中，形成壹種層級化而非排他化的結構。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安第斯地區的印加帝國。印加的統治並非依賴差序式的權力遞減，而是通過貫通山地與海岸的道路系統（Qhapaq ?an）將各區域納入直接編織的行政網絡之中。路網不僅是軍事動員的工具，更是行政監督與勞役調配的基礎。中央通過道路、倉儲體系與勞役制度，將地方社會嵌入壹種垂直控制體系之內。地方秩序雖未完全消失，卻在制度上被整合進統壹的行政結構之中。
西班牙征服改變了權威的來源與象征體系，卻並未改寫權威的配置方式。1521年的軍事勝利在法理上確立了西班牙王室的主權，在制度實踐層面並未制造壹個徹底斷裂的社會開端。殖民者很快意識到，既有的地方等級結構不但難以被立即替代，而且構成資源動員與社會穩定的必要基礎。於是，殖民秩序並未在社會基層重建權威，而是在原有權力層級之上疊加新的主權框架。許多前阿茲特克時期的地方首領“卡西克”（cacique）被重新確認其地位，他們既維持社區內部的傳統權威，又承擔王權代理人的職責，負責稅收征解、勞役組織與秩序維持。舊有等級結構由此並未消解，而是在新的法理體系之中被重新編碼。貝爾特蘭（Beltrán）將這壹結構概括為支配過程（proceso dominical），即技術與經濟更發達的中心對外圍的持續支配。在這壹體系下，殖民社會並非單壹結構，而是形成雙重社會（sociedad dual），現代部門與傳統印第安社區並存，稅收、勞役與貿易網絡把地方社會納入資源抽取體系，卻並未重構其內部組織。印第安社區在殖民框架之內保留土地制度、宗教實踐與社會關系網絡，內部秩序並未被行政同化所取代。所謂“避難區域”（regiones de refugio），並非國家之外，而是國家內部的分層空間。這些區域在政治上承認中心優位，在經濟上承擔貢賦與勞役義務，在社會層面卻維持相對封閉的結構。殖民國家並未承擔全面改造地方社會的成本，而是通過種姓等級與經濟依附關系，將地方納入不對稱的權力格局之中。主權因此並不表現為對壹切權力的壟斷，而是表現為對資源流動與等級邊界的控制。地方社會的延續不是統治的漏洞，而是支配結構得以穩定的前提；正是在地方秩序未被消解的情況下，中央優位權才得以長期維持。
將前西班牙貢賦體系與殖民支配結構置於同壹歷史軌道，可以看到壹種持續性的權威機制：中央權力始終以優位形式存在，地方秩序始終被保留並納入抽取網絡。空間未被轉化為均質單元，而是保持層級差序。主權不是通過消除差異實現統壹，而是通過差異維持控制。疊加主權由此成為墨西哥政治空間的基本生成方式。這種方式使中央能夠在不承擔全面治理成本的情況下維持支配，也使地方社會在依附關系中延續自身邏輯。權威既集中又分散，既有效又不連續。這壹結構的穩定性，恰恰來自其非均質性。
▍國家的壹體化工程：分層主權向均質主權焦慮的歷史轉化
無論是前西班牙時期的貢賦整合，還是殖民國家通過種姓等級與經濟依附維持的雙重社會結構，主權都以等級分配而非權力壟斷的形式存在。地方社會並未被完全吸收，而是被納入抽取體系之中，保持內部組織與社會關系的相對完整。這也意味著，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墨西哥政治空間從未以單壹權威為基礎，而是長期呈現中央優位與地方秩序並存的分層格局。這種歷史性分層主權，並未因民族國家的成立而自動消失。當19世紀初，墨西哥擺脫西班牙人的殖民統治時，民族國家以“人民—領土—主權統壹”為理想登場時，它繼承的並不是壹塊均質空間，而是壹套多層級權威結構。正是在這種結構壓力下，民族國家將“均質主權”確立為核心政治目標，並在不同歷史階段反復嘗試對其進行制度化。均質主權成為壹種需要持續生產與證明的國家工程。
19世紀自由主義改革，是這壹工程的第壹次系統塑形。面對殖民遺留下來的法人共同體與種姓區分，自由主義者將差異視為對國家統壹的威脅。自由主義改革試圖通過法律同質化制造均質主權（soberanía homogénea）。他們試圖通過法律平等與財產權制度改造，將族群身份改寫為抽象公民身份。印第安村社共同體土地被解除，法人特權被取消，國家在法律層面僅承認“公民”，拒絕承認“印第安人”這壹政治類別。這壹轉向並非單純的平權，而是壹種主權邏輯的重構：國家通過法律同質化來壓平歷史差異，使空間在制度層面呈現連續性。然而，如洛姆尼茨（Lomnitz）所言，民族主義始終通過對“歷史深度”（profundidad histórica）的訴求來塑造共同體，同時也通過沉默（silencio）壓制具體訴求。自由主義國家在贊頌阿茲特克過去與自然象征的同時，將現實中的共同體要求重新命名為“落後”“分裂”或“無知”。歷史被用來制造認同，而現實差異則被壓入沉默（silencio）。因此，均質主權的第壹次實踐，是壹種通過法律與歷史敘事完成的差異消音。
20世紀墨西哥大革命後的革命制度黨統治時期，可以視為墨西哥國家主權再度成形的重要階段。革命制度黨政府並不試圖抹平差異，而是將差異轉化為可以被組織、被動員的資源。土地改革重組了鄉村權力結構，合作社制度與工會體系將生產與勞動納入國家調節之中，教育擴張則在文化層面塑造新的共同體意識。農民、工人與地方精英不再只是被統治的對象，而是在制度安排下被編織進國家與政黨交織的網絡。在這壹過程中，地方權威的承擔者發生更替。傳統的印第安貴族與酋長式權力逐漸退居幕後，取而代之的是工會領袖、農會幹部、地方黨組織負責人以及區域性的政治中介。他們既扎根於地方社會，又與中央權力保持制度性的聯系，成為資源分配與政治動員的關鍵環節。國家並未簡單消滅地方秩序，而是通過組織吸納與制度重組，將地方權力納入中央調節體系之內。地方社會得以延續，但其運作邊界被重新界定。這壹階段的主權不再只是法律上的抽象宣示，而是在整合過程中獲得現實形態。國家居於社會力量之上，掌握資源配置與沖突裁斷的最終權威，並通過總統形象將這種權威具體化。總統在政治實踐中承擔著象征統壹的角色，使分散的社會在想象層面獲得壹個共同中心。主權因此不僅體現在制度安排之中，也體現在反復呈現的政治儀式與權威形象之中。然而，革命國家的整合並未真正消除歷史形成的分層結構。政黨網絡覆蓋了社會，但並未重塑社會的全部基礎。差異被納入組織框架，卻依舊存在。地方社會仍按自身邏輯運行，只是其資源流向與合法性來源被置於中央調節之下。這也意味著，國家的擴張更多表現為對地方權力的重組，而非徹底替代。主權的形式趨於集中，但其運作仍依賴分層節點的持續存在。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可以被視為均質主權工程的第叁次轉型。與革命時期通過組織整合來擴展國家覆蓋面不同，這壹階段的國家更多以退場的方式重組自身。市場開放、國有資產私有化以及全球資本的重新布局，使原先依托土地分配、行業組織與基層動員形成的整合機制逐步松動。國家不再像過去那樣層層嵌入社會結構之中，而是在經濟領域明顯收縮，將調配與分配功能轉移給市場機制。社會與國家之間原本由組織體系維系的緊密聯系，由此變得稀薄。在這種結構性松動的背景下，地方權力的形態再次發生變化。在部分區域，犯罪組織或販毒集團事實上掌握了地方秩序的運作規則。他們控制資源流通路徑，左右暴力的使用與裁斷，並在與國家權力的互動與博弈中占據壹席之地。這類力量並非簡單的國家對立面，而是在特定區域內成為連接地方社會與更大權力結構的節點。他們的出現並未終結優位結構，而是在某些空間重新呈現出中央與地方之間依賴中介維持秩序的模式。只是中介的性質發生了變化，組織化吸納被更為松散且不穩定的權力關系所替代。與此同時，經濟改革所伴隨的民主化進程，並未導致國家權威的自然消散。相反，在經濟整合能力減弱之後，國家在安全治理與主權象征層面不斷強化自身存在感。國家空間不再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整體，而是在不同歷史階段的權力關系中被反復塑造。當市場邏輯深入地方社會，合作社網絡、工會結構與黨政組織逐漸瓦解，國家與地方之間原有的中介紐帶遭到削弱，空間的碎片化趨勢隨之加劇。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國家對於領土連續性與秩序統壹的焦慮變得更加突出。過去那種通過組織吸納來維持統壹的方式難以為繼，國家不得不以更直接、更可見的方式確認自己對領土與秩序的掌控。與此相伴的是公共話語結構的變化。“國家重大問題”(grandes problemas nacionales)逐漸成為政治敘事的中心框架。治安惡化、腐敗蔓延、經濟發展滯後、民主轉型受阻等議題，被反復界定為關乎國家整體命運的核心問題。問題的不斷命名與再命名，本身就構成壹種合法性機制。當矛盾被提升為“國家問題”，國家便以唯壹能夠回應和解決這些問題的主體自居。於是，這些議題既是政策討論的對象，也是主權再確認的場域。國家試圖通過對問題的界定與處理，持續展示其統攝能力。在這壹背景下，主權的維系不再主要依賴對社會的深度整合，而更多依賴於權威的可見性。安全行動的高調展開、總統形象的集中呈現、國家復興敘事的不斷強調，都成為主權再生產的重要方式。
梳理墨西哥歷史發展史，可以看出，貢賦與殖民時期形成的分層主權結構，從未真正被民族國家消除，而是被不斷改寫。19世紀通過法律同質化壓平差異，20世紀通過革命整合吸收差異，20世紀90年代後則通過安全與問題化話語重新界定差異。叁種路徑不同，卻共享同壹主權理性，主張在壹個歷史上高度分層的空間中，制造主權均質的感受。正因如此，民族主義既訴諸歷史深度，又制造社會沉默；既召喚共同體，又排除具體訴求。在這壹實踐中，均質主權在墨西哥始終是壹種需要不斷被講述、被制度化、被表演的政治承諾，這構成了當前辛鮑姆政府行動的基本歷史語境。
▍嵌入式主權與斬首行動：國家復興敘事下的結構震蕩
墨西哥政治空間長期運行在分層主權結構之中，而民族國家自成立以來又持續以均質主權為目標推進整合。正是在這壹歷史張力之上，辛鮑姆政府的安全策略才獲得其現實合理性。對於辛鮑姆政府而言，斬首行動並非單純的治安手段，而是壹種在分層空間中制造主權統壹感的國家實踐。其試圖以集中暴力與高度可見的勝利，壓縮地方嵌入秩序的復雜性，將主權重新表述為單壹權威的排他存在。
辛鮑姆政府政府的行動，既源於長期的主權焦慮，也與其所處的內外壓力結構密切相關。在國內層面，國家復興運動（Movimiento de Regeneración Nacional, MORENA）“第肆次轉型”倡導的國家復興敘事具有鮮明的民族主義與左翼國家主義色彩，它要求國家被呈現為唯壹的秩序中心與尊嚴象征，主權必須顯得完整、統壹、不可挑戰。在這種政治語法中，強勢行動不僅關乎治安績效，更關乎國家形象與統治合法性。在國際層面，美國圍繞芬太尼與跨境犯罪的強硬立場持續加壓，部分美國政界甚至討論單方面介入的可能性，直接觸及墨西哥對主權邊界的敏感神經；與此同時，世界杯臨近，國際聚光燈將把治安與治理能力置於可被比較、可被評判的舞台之上。內外壓力疊加，使主權可見性成為壹種政治必需。斬首行動因此對外展示合作與效率，以壓縮外部幹預的正當性空間。對內強調行動由墨方主導，以鞏固民族主義主權立場並服務國家復興敘事的雙重指向。然而，主權被迫通過不斷的可見行動來證明，而這種證明本身就可能在分層空間中觸發新的結構震蕩。
需要提醒的是，墨西哥政府面對的並非單壹敵對力量，而是壹種嵌入式秩序。販毒組織在若幹州份的存在，並不只體現為犯罪經濟鏈條，而是深度嵌入地方社會的權力網絡之中。它們通過控制物流通道、分配灰色就業、調節沖突、施加威懾，在事實上構成某種秩序邊界。國家機構、地方官員與犯罪網絡之間並非純粹對立，而是在長期互動中形成復雜結構。雖然這壹權力網絡體系不合法，卻具有壹定的穩定性。地方居民知道規則如何運作，知道暴力的觸發條件，知道如何在其中自保。換言之，這是壹種分層主權的現實，國家在法律與象征層面擁有優位，但日常秩序並未完全由國家單獨承擔。
斬首行動打破的正是這種分層平衡。通過清除最高領袖，國家在象征層面完成壹次明確的主權再確認，但也在組織結構層面制造不確定性。壹個強勢頭目往往在內部維持紀律與利益分配機制，其存在反而可能壓制內部競爭。壹旦這壹頂層被移除，權力繼承與地盤爭奪迅速浮出水面。原本可預期的暴力邊界轉為不穩定，暴力從集中控制轉向碎片化競爭。這也意味著，緊隨其後的跨州路障、焚燒車輛與交通癱瘓，並非簡單報復，而是壹種針對國家治理能力的回應。通過幹擾關鍵基礎設施節點，地方嵌入式秩序向國家傳遞壹個信號，即主權展示並不等於秩序恢復。國家越是在象征層面強調已收回控制權，地方生活的短暫癱瘓就越具有政治意味。
從這壹意義而言，墨西哥國家治理的關鍵不在於是否應當打擊犯罪，而在於主權展示與治理重建之間是否存在制度銜接。如果軍事行動之後缺乏持續的地方治理重構，權力真空便會由更碎片化、更難預測的暴力填補。國家可能不得不反復訴諸高強度行動來維持主權可見性，從而陷入壹種惡性循環，即越強調均質主權，越暴露分層結構；越暴露結構，越需要再次展示。這正是均質主權神話在分層空間中所面臨的困境。
這也意味著，當下的暴亂並非國家缺席，而是國家在分層主權結構中推進均質主權時所產生的結構震蕩。辛鮑姆政府的行動，是國家復興語境下的集中表達，也是歷史邏輯在國際壓力與民族主義敘事交匯處的必然產物。它在象征層面強化了國家形象，卻在社會結構層面觸發新的不穩定。對於辛鮑姆政府而言，真正的考驗，並不在於是否能夠擊斃壹個頭目，而在於能否在分層空間中建立持續、可預期的治理秩序。如果這壹問題得不到解決，那麼主權的每壹次證明，都可能成為下壹次震蕩的起點。
▍結語
從貢賦體系的等級整合、殖民“避難區域”的分層支配，到民族國家壹體化工程的反復塑形，墨西哥政治空間始終在多層級權威的疊加中運行。所謂“分層主權”並非某個時期的異常，而是長期生成的治理常態。這也意味著，毒梟秩序之所以能夠在若幹地區穩定存在，恰恰不是因為國家完全退場，而是因為國家權威與地方網絡之間存在結構性的交織與縫隙。它依附於國家治理的斷裂地帶，也借助地方社會的親屬、市場與暴力仲裁網絡獲得嵌入式穩定。因此，將毒梟的存在簡單理解為“國家的失敗”，反而遮蔽了問題的本質。真正需要解釋的，是壹種歷史上就存在的分層空間如何在當代條件下被重新激活並改寫。
在這壹背景下，斬首行動不應被理解為純粹的治安技術，而應被視為壹種象征性主權重申。國家以高度可見的暴力展示，將復雜的嵌入式秩序壓縮為“國家對犯罪治理”的單線敘事，以此制造主權的統壹感，並回應內外壓力對國家有效性的質詢。然而，地方秩序從來不是空白地帶，而是由歷史沉積的多重權威關系維系的現實結構，強力介入必然觸發結構性重組。所謂“暴力回彈”並不只是報復，而是既有權力配置被打斷後的再編排。權力碎片化、基礎設施節點成為脅迫工具、信息恐慌放大不確定性，最終以社會生活的停擺呈現出來。這也意味著，斬首行動改變的並不僅是某個組織的頂層，更是地方秩序得以運轉的中間層機制，其在象征層面的收益越高，其在結構層面的風險往往也越集中。
就此而言，“均質主權的幻覺”並不是對國家存在或國家能力的否定，而是壹種對主權形式的反思。主權在墨西哥並非天然均質的空間事實，而是壹種在分層結構中被反復證明、被持續表演的政治實踐。對於辛鮑姆政府而言，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國家是否應當打擊犯罪，而在於國家是否願意承認並處理壹個更深的結構約束。當均質主權邏輯以集中暴力幹預歷史性分層空間時，結構震蕩幾乎不可避免；若缺乏後續的治理重建與制度接管，主權展示就可能被迫不斷重復，成為壹種以行動證明自身、又以行動制造震蕩的循環。事實上，所謂“幻覺”並非虛假，而是壹個持續建構、卻難以徹底完成的政治理想；它的頑固性，正來自墨西哥從未真正擁有壹個完全均質的主權空間這壹歷史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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