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研究报告:中国正在越来越多技术领域走向垄断
本文刊发在战略家杂志网站，作者Jenny Wong-Leung 是 ASPI 的数据科学家。
中国不再只是领先于主要技术领域的研究。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最新更新的关键技术追踪报告显示，中国正走向在其中大多数领域的垄断地位。
正如乌克兰战争，尤其是伊朗战争所提醒我们的，技术在作战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正在加强优势的许多领域，直接或间接都与军事相关。
其他领域则意味着中国将获得经济主导地位，而世界其他地区将对其产生技术依赖。
技术追踪报告继续显示，美国在一个又一个技术领域中失去领先地位，被中国取代。与2025年的更新相比，欧洲国家也在失去优势，而印度则取得了显著进展。
西方国家扭转这一趋势的窗口正在缩小。这些数据清楚显示了优势流失的具体领域以及速度。
ASPI关键技术追踪衡量的，不是一个国家在某项技术上的当前水平，而是在该领域的研究强度，通过滚动五年内这个国家发表的高影响力论文数量来体现。
这些数据指向未来的技术水平。高影响力论文指被引用次数排名前10%的论文。
在2021年至2025年期间，中国在追踪的74项技术中，有69项发表的高影响力论文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也就是说几乎所有技术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
相比之下，在2020年至2024年期间，中国在66个领域领先。新取得领先的三个领域此前则是美国略微领先，分别是自然语言处理、基因工程以及核医学与放射治疗。
根据最新更新，中国在过去五年的研究投入，在41项技术上存在较高的垄断风险。这比2020年至2024年多出8项，而且已覆盖大多数技术领域。
所谓高技术垄断风险，是指一个国家发表的高影响力研究数量超过第二名三倍以上，并且在全球该领域排名前十的机构中占据至少八席。这一评级意味着其他国家将难以缩小差距。
在最新报告中，中国在九大技术类别中的大多数领域，都达到高垄断风险评级。这并非边际变化，而是优势不断固化，且越来越难以逆转。
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具备高垄断风险评级的技术数量已翻倍至四项，其中包括先进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在生物技术、基因技术和疫苗领域，中国在脑机接口方面的研究也上升至高垄断风险评级。
在国防、航天、机器人和交通类别中，先进机器人技术和自主系统运行技术也从中等风险提升至高风险。结合强大的人工智能能力，这两项技术具有显著的军事优势。
在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中国在先进射频通信和数字孪生等具体领域达到高垄断风险评级。在先进材料与制造领域，中国在宽禁带和超宽禁带半导体这一高功率电子基础技术上的高影响力论文占全球51.7%，同样被评为高垄断风险。
这些进展与多年前的投资决策密不可分。中国在全部74项技术中的高影响力论文占比都在上升。根据本月一篇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的文章，中国在公共研发支出方面预计将在2028年超过美国，而这一时间点现在可能会提前到来。
原因很简单：历届美国政府以及全球多数自由民主国家在研发上的投入不足，而现任美国政府还在大幅削减资金。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新增资金，明确聚焦于其已经领先的技术领域。
在竞争对手收缩的同时持续投入所产生的复利效应并不玄妙，这一点在本次ASPI关键技术追踪的所有图表中都有体现。
这也凸显了澳大利亚加入“地平线欧洲”、这一欧盟关键科研与创新资助计划谈判的重要性。通过这一机制，澳大利亚可以与欧盟成员国及其他参与国家共同筹集资金。这是面对中国这样拥有集中化、战略性和大规模研发能力的竞争对手时，中等国家少数有效的应对方式之一。
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最现实的选择是建立科研联盟、共享能力以及制度性合作关系，以获取并参与自身无法独立完成的研究。关键技术追踪报告精确指出了哪些技术领域最需要这种紧迫行动。
关键参与者：全球科研领先者
澳大利亚在八项技术领域的研究投入位列全球前五，在能源用氢和氨领域失去了前五排名，但在地球工程方面进入前五，并在电池领域重新进入前五。在追踪的74项技术中，只有三所澳大利亚大学进入全球前十：新南威尔士大学（防护型网络安全技术排名第五）、塔斯马尼亚大学（地球工程研究排名第四）以及墨尔本大学（神经假体排名第十）。
印度表现尤为突出，目前在56项技术的研究投入中位列全球前五（上次更新为50项）。更重要的是，在中国领先的69项技术中，印度有16项排名第二，超过美国。这延续了我们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报告中指出的印度崛起趋势。
欧盟作为整体，在74项技术中的三项高影响力研究中保持领先，继续成为少数能够打破美中双强格局的经济体之一。但在本次更新中，欧盟失去了小型卫星领域的第一名。德国仍是欧洲表现最强的国家，在27项技术中位列前五（较上次更新的30项有所下降）。意大利增强了实力，在16项技术中进入前五（此前为14项），而法国则在两项技术中位列前五（此前为四项）。
在欧盟机构中，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和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表现最强，两者各自在五项技术中进入全球前十。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在量子计算领域保持第一，而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在引力传感器领域排名第二。英国在传统科研强国中下降最为明显，在40项技术中进入前五（此前为48项）。
韩国继续上升，目前在36项技术中位列前五（此前为32项）。相比之下，日本仅在三项技术中位列前五（此前为四项）。十年前，日本在10项技术中位列前五。
新加坡仅在一项技术（超材料）中位列前五，但其科研机构表现与国家体量相比极为突出。南洋理工大学在扩展现实领域排名全球第一，并在17项技术中进入全球前十（此前为14项），现已成为中国以外最强的科研机构。
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仍是国内领先机构，但仅在八项技术中进入全球前十（此前为10项）。中国科学院在30项技术中排名第一，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机构主导力。
伊朗在八项技术中持续位列前五，包括在智能材料和生物燃料领域超过美国，这一点将引起情报和防务界的高度关注。其在无人机领域的成果，早在我们关于过去二十年的报告中就已体现。
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伊朗在无人机、集群和协同机器人领域的高影响力论文排名第四。在过去十年以及最新更新中，伊朗在潜艇不依赖空气推进技术方面一直排名第三。这项技术使潜艇能够连续数周完全潜航，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具有重要价值。德黑兰的伊斯兰阿扎德大学是伊朗技术研究实力最强的机构。
沙特阿拉伯也有所进展，目前在四项技术中位列前五。沙特国王大学在三项技术中进入全球前十机构，包括防护型网络安全技术、新型抗生素与抗病毒药物以及超级电容器。
战略含义
关键技术追踪2026年的更新清楚表明：中国在科研方面的领先地位已不再只是趋势，而是在未来二十年将决定军事能力、经济竞争力和技术主权的大多数领域中的结构性现实。领先地位达到垄断水平的技术数量已增至74项中的41项（此前为33项）。
这意味着，在相当一部分关键领域，问题已不再是如何竞争，而是如何避免未来对他国技术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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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再只是领先于主要技术领域的研究。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最新更新的关键技术追踪报告显示，中国正走向在其中大多数领域的垄断地位。
正如乌克兰战争，尤其是伊朗战争所提醒我们的，技术在作战中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正在加强优势的许多领域，直接或间接都与军事相关。
其他领域则意味着中国将获得经济主导地位，而世界其他地区将对其产生技术依赖。
技术追踪报告继续显示，美国在一个又一个技术领域中失去领先地位，被中国取代。与2025年的更新相比，欧洲国家也在失去优势，而印度则取得了显著进展。
西方国家扭转这一趋势的窗口正在缩小。这些数据清楚显示了优势流失的具体领域以及速度。
ASPI关键技术追踪衡量的，不是一个国家在某项技术上的当前水平，而是在该领域的研究强度，通过滚动五年内这个国家发表的高影响力论文数量来体现。
这些数据指向未来的技术水平。高影响力论文指被引用次数排名前10%的论文。
在2021年至2025年期间，中国在追踪的74项技术中，有69项发表的高影响力论文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也就是说几乎所有技术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
相比之下，在2020年至2024年期间，中国在66个领域领先。新取得领先的三个领域此前则是美国略微领先，分别是自然语言处理、基因工程以及核医学与放射治疗。
根据最新更新，中国在过去五年的研究投入，在41项技术上存在较高的垄断风险。这比2020年至2024年多出8项，而且已覆盖大多数技术领域。
所谓高技术垄断风险，是指一个国家发表的高影响力研究数量超过第二名三倍以上，并且在全球该领域排名前十的机构中占据至少八席。这一评级意味着其他国家将难以缩小差距。
在最新报告中，中国在九大技术类别中的大多数领域，都达到高垄断风险评级。这并非边际变化，而是优势不断固化，且越来越难以逆转。
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具备高垄断风险评级的技术数量已翻倍至四项，其中包括先进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在生物技术、基因技术和疫苗领域，中国在脑机接口方面的研究也上升至高垄断风险评级。
在国防、航天、机器人和交通类别中，先进机器人技术和自主系统运行技术也从中等风险提升至高风险。结合强大的人工智能能力，这两项技术具有显著的军事优势。
在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中国在先进射频通信和数字孪生等具体领域达到高垄断风险评级。在先进材料与制造领域，中国在宽禁带和超宽禁带半导体这一高功率电子基础技术上的高影响力论文占全球51.7%，同样被评为高垄断风险。
这些进展与多年前的投资决策密不可分。中国在全部74项技术中的高影响力论文占比都在上升。根据本月一篇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的文章，中国在公共研发支出方面预计将在2028年超过美国，而这一时间点现在可能会提前到来。
原因很简单：历届美国政府以及全球多数自由民主国家在研发上的投入不足，而现任美国政府还在大幅削减资金。与此同时，中国政府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新增资金，明确聚焦于其已经领先的技术领域。
在竞争对手收缩的同时持续投入所产生的复利效应并不玄妙，这一点在本次ASPI关键技术追踪的所有图表中都有体现。
这也凸显了澳大利亚加入“地平线欧洲”、这一欧盟关键科研与创新资助计划谈判的重要性。通过这一机制，澳大利亚可以与欧盟成员国及其他参与国家共同筹集资金。这是面对中国这样拥有集中化、战略性和大规模研发能力的竞争对手时，中等国家少数有效的应对方式之一。
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最现实的选择是建立科研联盟、共享能力以及制度性合作关系，以获取并参与自身无法独立完成的研究。关键技术追踪报告精确指出了哪些技术领域最需要这种紧迫行动。
关键参与者：全球科研领先者
澳大利亚在八项技术领域的研究投入位列全球前五，在能源用氢和氨领域失去了前五排名，但在地球工程方面进入前五，并在电池领域重新进入前五。在追踪的74项技术中，只有三所澳大利亚大学进入全球前十：新南威尔士大学（防护型网络安全技术排名第五）、塔斯马尼亚大学（地球工程研究排名第四）以及墨尔本大学（神经假体排名第十）。
印度表现尤为突出，目前在56项技术的研究投入中位列全球前五（上次更新为50项）。更重要的是，在中国领先的69项技术中，印度有16项排名第二，超过美国。这延续了我们在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报告中指出的印度崛起趋势。
欧盟作为整体，在74项技术中的三项高影响力研究中保持领先，继续成为少数能够打破美中双强格局的经济体之一。但在本次更新中，欧盟失去了小型卫星领域的第一名。德国仍是欧洲表现最强的国家，在27项技术中位列前五（较上次更新的30项有所下降）。意大利增强了实力，在16项技术中进入前五（此前为14项），而法国则在两项技术中位列前五（此前为四项）。
在欧盟机构中，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和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表现最强，两者各自在五项技术中进入全球前十。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在量子计算领域保持第一，而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在引力传感器领域排名第二。英国在传统科研强国中下降最为明显，在40项技术中进入前五（此前为48项）。
韩国继续上升，目前在36项技术中位列前五（此前为32项）。相比之下，日本仅在三项技术中位列前五（此前为四项）。十年前，日本在10项技术中位列前五。
新加坡仅在一项技术（超材料）中位列前五，但其科研机构表现与国家体量相比极为突出。南洋理工大学在扩展现实领域排名全球第一，并在17项技术中进入全球前十（此前为14项），现已成为中国以外最强的科研机构。
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仍是国内领先机构，但仅在八项技术中进入全球前十（此前为10项）。中国科学院在30项技术中排名第一，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机构主导力。
伊朗在八项技术中持续位列前五，包括在智能材料和生物燃料领域超过美国，这一点将引起情报和防务界的高度关注。其在无人机领域的成果，早在我们关于过去二十年的报告中就已体现。
在2011年至2015年期间，伊朗在无人机、集群和协同机器人领域的高影响力论文排名第四。在过去十年以及最新更新中，伊朗在潜艇不依赖空气推进技术方面一直排名第三。这项技术使潜艇能够连续数周完全潜航，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具有重要价值。德黑兰的伊斯兰阿扎德大学是伊朗技术研究实力最强的机构。
沙特阿拉伯也有所进展，目前在四项技术中位列前五。沙特国王大学在三项技术中进入全球前十机构，包括防护型网络安全技术、新型抗生素与抗病毒药物以及超级电容器。
战略含义
关键技术追踪2026年的更新清楚表明：中国在科研方面的领先地位已不再只是趋势，而是在未来二十年将决定军事能力、经济竞争力和技术主权的大多数领域中的结构性现实。领先地位达到垄断水平的技术数量已增至74项中的41项（此前为33项）。
这意味着，在相当一部分关键领域，问题已不再是如何竞争，而是如何避免未来对他国技术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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