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还有克林顿那样的务实主义者吗?
也正因为如此，过去五年间，美国出现了一股明显的人口与企业迁移潮。大量企业与中产阶级，从纽约、加州、伊利诺伊等蓝州，持续流向佛罗里达与德克萨斯。这种“用脚投票”的选择，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最直接的评判。
进步主义政治越来越倾向于强调道德意图和分配公平，而忽视执行力与实际结果。
这种倾向带来了几个明显后果。官僚体系不断膨胀，但执行效率下降；财政支出持续扩张，但缺乏长期约束；政策越来越强调姿态，而不是结果。
最终，信任开始流失。
当政府连建房、修学校、平衡预算这些最基本的事情都难以完成时，即便是原本支持进步主义的选民，也会逐渐转向怀疑。
而这种变化，已经在现实中发生。人口与资本的流动，不再是抽象讨论，而是一个简单而直接的选择。人们在用脚投票。
Zakaria 的意义，正在于他作为自由派内部声音，指出了这一点。他没有站在对立面，而是在体系内部提醒，问题不在标签，而在治理本身是否还能交付结果。
当然，这种反思仍然有其边界。他强调执行与能力，但较少触及更深层的意识形态问题。然而，即便如此，这样的声音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重要信号。
如果将这一观察与杰米·戴蒙的判断结合来看，就会发现一种跨阵营的共识正在形成。作为摩根大通的总裁，戴蒙近期多次表示，他支持川普在减税与放松监管方面的政策方向，认为过度监管正在削弱美国的竞争力。同时，他也直言，一些民主党主导州在治理上出现明显问题，高债务、高税收与管理混乱，正在推动企业与居民离开。正如他所说，人们最终会用脚投票。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Zakaria 的这段发言显得尤为值得认真阅读。它不是情绪化的批评，而是一种来自体系内部的冷静反思。
Fareed Zakaria 的 “My Take”观点:
很难把这次政府停摆及其重开，解读成别的什么，而不是民主党的一场失败。这是一场高风险的对抗，最终却以他们自己的目标没有实现、传递的信息也一团混乱而告终。
如果他们既没有足够的筹码，或者并不愿意用这些筹码来延长停摆，那他们一开始为什么要发动这场对抗？
这次停摆进一步强化了外界对民主党的印象：无能、软弱。他们承诺很多听起来很美好的新项目，比如免费托儿服务。但事实上，他们掌控的是臃肿的官僚体系和拙劣的执行能力。
如果美国确实存在“可负担性危机”，那这种危机往往集中在民主党执政的地方，比如纽约、伊利诺伊和加利福尼亚。这些地方共同的特征是：高税收、飞涨的住房成本，以及在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基本领域停滞不前的结果。
看看纽约市，美国最大、最重要的大都市。新当选的市长想花更多钱去推一些光鲜的新项目，但在那之前，难道不该先问一句：过去已经筹集来的那些钱，到底花到哪里去了？
2012年，也就是 Michael Bloomberg 市长任期快结束时，纽约市预算大约是650亿美元。如今，这个数字大约是1160亿美元。十多年里增长了75%以上。
支出暴涨，地铁却在恶化。住房成本继续攀升。公立学校虽然去年每名学生支出超过3.6万美元，在全美大城市学区中最高，但学校质量依然平庸。
结果就是一个定义了大半个蓝州美国的悖论：政府承诺得更多，花得更多，却交付得更少。
纽约州与纽约市如出一辙。州政府支出从2000年大约700亿美元，上升到今天超过2300亿美元，大约是佛罗里达州预算的两倍，尽管佛州的人口还多出几百万。
选民看到这样的记录后，得出的结论并不荒谬：更多的钱，并不是答案。可民主党面对每一个问题的本能反应仍然是一样的：花更多钱。
事实是，美国地方政府其实早已在透支未来。几十年来，各州和城市为了维持短期的政治平静，以长期财政毁灭为代价。为了安抚强大的公共部门工会，他们承诺越来越丰厚的养老金和福利，然后悄悄把账单推给未来的纳税人。
在美国各地，这些义务就像慢动作的财政炸弹。现在看不见，但一定会爆炸。
与此同时，日常治理也在受损。在太多民主党主导的地区，监管已经从必要的管理恶化为制度性瘫痪。
住房之所以变得难以负担，是因为地方 zoning 规定、环境审查、租金管制以及工会特殊条款，使得建设过程极其缓慢、极其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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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主义政治越来越倾向于强调道德意图和分配公平，而忽视执行力与实际结果。
这种倾向带来了几个明显后果。官僚体系不断膨胀，但执行效率下降；财政支出持续扩张，但缺乏长期约束；政策越来越强调姿态，而不是结果。
最终，信任开始流失。
当政府连建房、修学校、平衡预算这些最基本的事情都难以完成时，即便是原本支持进步主义的选民，也会逐渐转向怀疑。
而这种变化，已经在现实中发生。人口与资本的流动，不再是抽象讨论，而是一个简单而直接的选择。人们在用脚投票。
Zakaria 的意义，正在于他作为自由派内部声音，指出了这一点。他没有站在对立面，而是在体系内部提醒，问题不在标签，而在治理本身是否还能交付结果。
当然，这种反思仍然有其边界。他强调执行与能力，但较少触及更深层的意识形态问题。然而，即便如此，这样的声音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重要信号。
如果将这一观察与杰米·戴蒙的判断结合来看，就会发现一种跨阵营的共识正在形成。作为摩根大通的总裁，戴蒙近期多次表示，他支持川普在减税与放松监管方面的政策方向，认为过度监管正在削弱美国的竞争力。同时，他也直言，一些民主党主导州在治理上出现明显问题，高债务、高税收与管理混乱，正在推动企业与居民离开。正如他所说，人们最终会用脚投票。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Zakaria 的这段发言显得尤为值得认真阅读。它不是情绪化的批评，而是一种来自体系内部的冷静反思。
Fareed Zakaria 的 “My Take”观点:
很难把这次政府停摆及其重开，解读成别的什么，而不是民主党的一场失败。这是一场高风险的对抗，最终却以他们自己的目标没有实现、传递的信息也一团混乱而告终。
如果他们既没有足够的筹码，或者并不愿意用这些筹码来延长停摆，那他们一开始为什么要发动这场对抗？
这次停摆进一步强化了外界对民主党的印象：无能、软弱。他们承诺很多听起来很美好的新项目，比如免费托儿服务。但事实上，他们掌控的是臃肿的官僚体系和拙劣的执行能力。
如果美国确实存在“可负担性危机”，那这种危机往往集中在民主党执政的地方，比如纽约、伊利诺伊和加利福尼亚。这些地方共同的特征是：高税收、飞涨的住房成本，以及在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基本领域停滞不前的结果。
看看纽约市，美国最大、最重要的大都市。新当选的市长想花更多钱去推一些光鲜的新项目，但在那之前，难道不该先问一句：过去已经筹集来的那些钱，到底花到哪里去了？
2012年，也就是 Michael Bloomberg 市长任期快结束时，纽约市预算大约是650亿美元。如今，这个数字大约是1160亿美元。十多年里增长了75%以上。
支出暴涨，地铁却在恶化。住房成本继续攀升。公立学校虽然去年每名学生支出超过3.6万美元，在全美大城市学区中最高，但学校质量依然平庸。
结果就是一个定义了大半个蓝州美国的悖论：政府承诺得更多，花得更多，却交付得更少。
纽约州与纽约市如出一辙。州政府支出从2000年大约700亿美元，上升到今天超过2300亿美元，大约是佛罗里达州预算的两倍，尽管佛州的人口还多出几百万。
选民看到这样的记录后，得出的结论并不荒谬：更多的钱，并不是答案。可民主党面对每一个问题的本能反应仍然是一样的：花更多钱。
事实是，美国地方政府其实早已在透支未来。几十年来，各州和城市为了维持短期的政治平静，以长期财政毁灭为代价。为了安抚强大的公共部门工会，他们承诺越来越丰厚的养老金和福利，然后悄悄把账单推给未来的纳税人。
在美国各地，这些义务就像慢动作的财政炸弹。现在看不见，但一定会爆炸。
与此同时，日常治理也在受损。在太多民主党主导的地区，监管已经从必要的管理恶化为制度性瘫痪。
住房之所以变得难以负担，是因为地方 zoning 规定、环境审查、租金管制以及工会特殊条款，使得建设过程极其缓慢、极其昂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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