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还有克林顿那样的务实主义者吗?
“Can’t anybody here play this game?” — Casey Stengel
在过去三十年的美国政治中，民主党的执政风格发生了明显变化。比尔·克林顿代表的是一种中间路线、以经济和民生为核心、强调治理能力的务实主义；而从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上台开始，民主党逐步转向以意识形态、文化议题和进步主义议程为主导的政治路径。
这种转向延续至今。展望2028年，民主党阵营中被推到台前的政治人物，例如加州州长加文·纽森，所代表的正是过去十年不断涌现的一类典型人物：缺乏治理能力，缺少务实精神，却擅长动员群众、制造议题与哗众取宠。
问题也因此变得简单而直接：民主党，还有像克林顿那样的务实主义者吗？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Fareed Zakaria 的反思，显得格外值得注意。
Fareed Zakaria 是美国主流媒体中少数仍保持传统自由派气质的评论者之一。作为长期在 CNN 主持《Fareed Zakaria GPS》的资深评论员，他同时也是《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者，其风格更接近克林顿时代那种建制派自由主义，重视现实，讲求平衡，也强调政策的可执行性。
他近年来对民主党治理模式的反思，显得格外值得注意。他多次直指民主党治理下的“蓝城”和蓝州在可负担性问题上的系统性失灵。
Zakaria 的判断并不复杂，但极具穿透力。他指出，如果美国存在严重的可负担性问题，这种问题往往集中在民主党长期执政的地区，例如纽约、伊利诺伊和加利福尼亚。
“If America has an affordability crisis, it tends to be in places Democrats govern — New York, Illinois, California.”
这些地方的共同特征是高税收、住房成本持续攀升，以及在教育和基础设施等最基本领域的停滞。
他以纽约为例，给出了一组极具冲击力的数据对比。2012年布隆伯格任期结束时，纽约市预算约为650亿美元，如今已经超过1100亿至1270亿美元，十余年间增长超过75%。但与此同时，地铁系统持续老化，住房成本不断上涨，公立学校在巨额投入之下仍未显著改善。
一个清晰的悖论逐渐浮现：政府花得更多，却提供得更少(government promises more, spends more, and delivers less) .
类似的情况并不局限于纽约，而是广泛存在于洛杉矶、芝加哥等大城市。政府不断承诺新的项目、扩大支出规模，但交付能力却没有同步提升，甚至在下降。
在 Zakaria 看来，这不是偶发问题，而是一种结构性失灵。蓝城政府习惯通过增加福利项目来表达善意，却忽视了政府最基本的职责，即提供安全的街道、有效运转的学校体系、可靠的公共服务，以及最关键的，让中产阶级能够负担得起的住房。
他对住房问题的判断尤为关键。住房危机的核心，并不在需求端，而在供给端。严格的 zoning 规定、冗长的审批流程、租金管制以及制度性成本，使得住房建设变得缓慢而昂贵。补贴或许能在短期内缓解压力，但往往会进一步推高整体成本。
在评论纽约新市长马姆达尼的政策时，Zakaria 的态度也非常直接。以“可负担”为名，却推出更高税负的预算，本身就是一种内在矛盾。他的建议并不激进，却极其关键：放松管制，增加市场化住房供给。
进一步而言，他将问题上升为一种更广泛的治理困境。当代民主党政府面临的，不仅是政策选择的问题，而是一种能力的衰退，可以说是一场“治理能力的危机”，也就是他所概括的 “a crisis of competence.”
这种问题，在横向对比中显得更加清晰。以纽约与佛罗里达为例，纽约州的财政支出规模远高于佛罗里达，甚至接近其两倍，但在治理效率、公共服务体验以及经济活力方面，却并未体现出相应优势。相反，佛罗里达在较低税负与更简化监管环境下，反而展现出更强的吸引力。
也正因为如此，过去五年间，美国出现了一股明显的人口与企业迁移潮。大量企业与中产阶级，从纽约、加州、伊利诺伊等蓝州，持续流向佛罗里达与德克萨斯。这种“用脚投票”的选择，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最直接的评判。
进步主义政治越来越倾向于强调道德意图和分配公平，而忽视执行力与实际结果。
这种倾向带来了几个明显后果。官僚体系不断膨胀，但执行效率下降；财政支出持续扩张，但缺乏长期约束；政策越来越强调姿态，而不是结果。
最终，信任开始流失。
当政府连建房、修学校、平衡预算这些最基本的事情都难以完成时，即便是原本支持进步主义的选民，也会逐渐转向怀疑。
而这种变化，已经在现实中发生。人口与资本的流动，不再是抽象讨论，而是一个简单而直接的选择。人们在用脚投票。
Zakaria 的意义，正在于他作为自由派内部声音，指出了这一点。他没有站在对立面，而是在体系内部提醒，问题不在标签，而在治理本身是否还能交付结果。
当然，这种反思仍然有其边界。他强调执行与能力，但较少触及更深层的意识形态问题。然而，即便如此，这样的声音本身，已经构成了一种重要信号。
如果将这一观察与杰米·戴蒙的判断结合来看，就会发现一种跨阵营的共识正在形成。作为摩根大通的总裁，戴蒙近期多次表示，他支持川普在减税与放松监管方面的政策方向，认为过度监管正在削弱美国的竞争力。同时，他也直言，一些民主党主导州在治理上出现明显问题，高债务、高税收与管理混乱，正在推动企业与居民离开。正如他所说，人们最终会用脚投票。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Zakaria 的这段发言显得尤为值得认真阅读。它不是情绪化的批评，而是一种来自体系内部的冷静反思。
Fareed Zakaria 的 “My Take”观点:
很难把这次政府停摆及其重开，解读成别的什么，而不是民主党的一场失败。这是一场高风险的对抗，最终却以他们自己的目标没有实现、传递的信息也一团混乱而告终。
如果他们既没有足够的筹码，或者并不愿意用这些筹码来延长停摆，那他们一开始为什么要发动这场对抗？
这次停摆进一步强化了外界对民主党的印象：无能、软弱。他们承诺很多听起来很美好的新项目，比如免费托儿服务。但事实上，他们掌控的是臃肿的官僚体系和拙劣的执行能力。
如果美国确实存在“可负担性危机”，那这种危机往往集中在民主党执政的地方，比如纽约、伊利诺伊和加利福尼亚。这些地方共同的特征是：高税收、飞涨的住房成本，以及在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基本领域停滞不前的结果。
看看纽约市，美国最大、最重要的大都市。新当选的市长想花更多钱去推一些光鲜的新项目，但在那之前，难道不该先问一句：过去已经筹集来的那些钱，到底花到哪里去了？
2012年，也就是 Michael Bloomberg 市长任期快结束时，纽约市预算大约是650亿美元。如今，这个数字大约是1160亿美元。十多年里增长了75%以上。
支出暴涨，地铁却在恶化。住房成本继续攀升。公立学校虽然去年每名学生支出超过3.6万美元，在全美大城市学区中最高，但学校质量依然平庸。
结果就是一个定义了大半个蓝州美国的悖论：政府承诺得更多，花得更多，却交付得更少。
纽约州与纽约市如出一辙。州政府支出从2000年大约700亿美元，上升到今天超过2300亿美元，大约是佛罗里达州预算的两倍，尽管佛州的人口还多出几百万。
选民看到这样的记录后，得出的结论并不荒谬：更多的钱，并不是答案。可民主党面对每一个问题的本能反应仍然是一样的：花更多钱。
事实是，美国地方政府其实早已在透支未来。几十年来，各州和城市为了维持短期的政治平静，以长期财政毁灭为代价。为了安抚强大的公共部门工会，他们承诺越来越丰厚的养老金和福利，然后悄悄把账单推给未来的纳税人。
在美国各地，这些义务就像慢动作的财政炸弹。现在看不见，但一定会爆炸。
与此同时，日常治理也在受损。在太多民主党主导的地区，监管已经从必要的管理恶化为制度性瘫痪。
住房之所以变得难以负担，是因为地方 zoning 规定、环境审查、租金管制以及工会特殊条款，使得建设过程极其缓慢、极其昂贵。
加州在五年里为解决无家可归问题花了240亿美元，但问题反而更严重了。纽约每英里的地铁建设成本，比地球上任何城市都高。每一个新倡议，都只是在上一层官僚体系之上，再叠加一层新的官僚体系。
而最能体现美国城市功能失调已被“常态化”的，莫过于纽约市人行道上那一英里又一英里的生锈脚手架。它们把公共空间变成昏暗、肮脏的隧道，滋生犯罪，也赶走商业。世界上没有哪座大城市是这样的。伦敦不是，巴黎不是，罗马也不是，尽管它们的建筑都比纽约老得多。
问题的主要根源，是1980年的一项安全法，这项法律养出了一个承包商和顾问组成的产业。每一任市长都承诺改革，没有一个成功。Eric Adams 试过，收效甚微。候任市长 Zohran Mamdani 也说他会试，但他的方案是一套复杂的混合物：加快审查，加上新规则，这正是典型的民主党式回应。
有程序，没有进展。
也正是这种本能，让选民愿意容忍唐纳德·川普的夸张和霸道。至少他能把事情办成，人们会这么说。相比之下，在这种形象面前，民主党往往显得像一群犹犹豫豫的技术官僚。
美国人并不恨政府。
他们恨的是不工作的政府。
如果人们相信某个雄心勃勃的项目会被有能力地执行，他们是会支持的，就像他们曾经支持新政和州际高速公路体系一样。
但当政府似乎连建房、修学校、平衡预算都做不到时，哪怕是原本同情进步主义的选民，也会失去信心。
如果民主党想重建这种信心，他们就必须重新找回那门失落的艺术：最基本的治理能力。
而他们完全可以通过在自己执政的大城市里把事情做好，向全国证明这一点。
先把学校修好，再去承诺新的补贴。
先修改住房规则，再去要求冻结房租。
还有，把那些脚手架拆掉。
美国自由主义曾经代表一种自信的信念：由有能力的人执行的明智政策，可以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美国人依然想要这个。
可他们看着民主党的实际表现，不禁会想起60多年前，那位传奇棒球教练 Casey Stengel 在带领成绩惨淡、连败不断的纽约大都会队时，面对一场又一场失利，几近无奈地发出那句著名的感叹：
“Can’t anybody here play this game?”
这句话的意思，早已超出字面。
更像是一种带着疲惫与讽刺的追问：
难道这里，就没有人，真的知道该怎么把这件事做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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