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3200人"情報作戰集團",日本向周邊國家滲透

當地時間2026年2月26日,日本東京,針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推動加速修憲、擴充軍備、強化國家情報能力等政策,日本各界人士舉行集會演講。
高市早苗內閣上台後,日本情報體系改革的步伐在持續加速。
據央視新聞報道,日本自衛隊以所謂“島嶼防御”之名,日前實施了大規模的組織調整。作為改革的其中壹環,海上自衛隊新設置“情報作戰集團”,並於2026年3月25日在日本防衛省舉行成立儀式。
該集團約有3200人,由涉及情報信息的4支部隊整合而成,目的是統壹原先分散的指揮系統,提升認知戰領域的作戰能力,並強化與美國海軍等方面情報部隊的合作。
近年來,多國屢次曝光日本間諜案。在此背景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仍強調應設立“國家情報局”,相關工作直接向首相官邸匯報。
種種跡象表明,日本安全政策正在全面“右轉”。“贰戰後,日本的情報機構基本被解散,其經濟情報、戰略情報長期依賴企業和美國提供。隨著自主外交的意願日益增強,日本對壹手情報的需求也愈發迫切。”上海外國語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廉德瑰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表示。
“成立‘情報作戰集團’、設立‘國家情報局’,既是為了強化日美情報協同,也是尋求戰略自主的重要壹步,更是其整個國家安全保障體系轉換的關鍵組成部分。”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東北亞研究中心主任蔡亮向南方周末記者分析。
“提升認知戰能力”
“通過虛假信息、無形滲透等手段,對他國輿論及決策施加影響的認知戰,已成為日本面臨的現實威脅。”
在海上自衛隊“情報作戰集團”成立儀式現場,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發來賀詞,表明了打造這支隊伍的意圖。收攏情報力量,提升認知戰能力,是日本自衛隊此次組織調整的關鍵落子。

當地時間2026年3月14日,日本神奈川縣橫須賀市,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在日本防衛大學校畢業典禮上發表演講。
現代戰爭概念中,認知戰、信息戰被認為是“不流血的主戰場”,被各國認為是比傳統軍事入侵更加隱蔽、更難防御的威脅。
這壹觸角同樣延伸至陸上自衛隊。南方周末記者查閱發現,該組織數日前成立了“情報作戰隊”,這是其首次將情報、電子戰、網絡攻防與認知戰整合為壹體化的專職力量。
“為建立壹套連貫應對認知戰的機制,我們決定成立這支新的‘情報作戰隊’。”新聞發布會上,日本陸上自衛隊最高長官、陸上幕僚長荒井正芳在面對記者提問時作出以上回應。
日本防衛省表示,未來將從被動的防范虛假信息,轉向主動的信息攻防、輿論塑造、認知作戰,以適配“全域作戰”和“反擊能力”等安保現實需求。
“右翼勢力不再遮遮掩掩了。此次日本自衛隊的組織調整,主要措施包括新設水上艦隊、擴編太空部隊、組建情報部隊等,目的是進壹步提高統合力。”
在蔡亮看來,整合並成立專門的情報力量,不僅體現了軍隊層面對相關工作的重視,更展示了高市早苗內閣進壹步推動情報體系改革的野心。
據《中國國防報》報道,早在2024年9月,日本海上自衛隊就已計劃設立“艦隊信息戰司令部”。該部整合了海上自衛隊的系統通信隊群,以及自衛艦隊建制下的艦隊情報群、對潛支援群等具有信息職能的重要機構,目的是強化綜合信息戰能力。
事實上,日本在社會領域也展開了壹定的認知戰滲透。
據新華社報道,日本大型眾包平台CrowdWorks被曝長期發布網絡招募信息,向視頻制作者征集“稱贊日本”“批評中國”等視頻內容,並給予每條視頻報酬2000至4000日元(約合90至180元人民幣)。
“對華展開的壹系列認知戰,正通過多種信息傳播手段,試圖影響乃至重塑受眾的認知,深入作用於人的意志、精神與心理層面。”
廣東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副院長、國家安全與發展研究院特邀研究員姜滕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此類行動帶有歷史修正主義色彩,有意遮蔽、美化其歷史罪行,進而淡化、推卸乃至否定自身的戰爭責任。
特別是日本借助文化軟實力,持續輸出其生活方式、價值取向、政治理念,對青少年群體沖擊頗深。
“壹些怪誕、誇張乃至扭曲的表達,以及刻意丑化中國形象的敘事,某種程度上在解構主流教育所建構的身份認同,意圖削弱中國大眾的民族自信與文化自信。”姜滕龍說。
“多名日本間諜被捕”
間諜作為情報工作的任務載體,憑借其身份便利,往往能輕易獲取所在國的壹手信息。
據中新網援引日本廣播協會(NHK)報道,當地時間2025年3月17日,壹名日本籍男子因涉嫌間諜活動罪,被白俄羅斯地方法院判處7年監禁,並罰款2.1萬白俄羅斯盧布。
這名男子名叫中西雅敏,早前因涉嫌搜集軍事設施等信息並將其提供給日本情報機構,被白俄羅斯當局逮捕。在該國生活的六年間,他拍攝了道路、橋梁、後勤通信和軍事設施,共計九千多張照片。
“他與壹名白俄羅斯公民假結婚,並共同設立了壹家商業機構,業務活動使其頻繁前往邊境及鄰近地區。”退役少將、反外國情報機構專家阿列克謝·扎哈羅夫介紹案情細節時表示。
中國經濟社會,同樣面臨著日本間諜的“無聲威脅”。
“員工未提出上訴,判決生效。”2025年7月16日,北京市第贰中級人民法院以間諜罪,判處壹名日本制藥公司男性員工有期徒刑叁年六個月。
據央視新聞報道,該男子年過六旬,是安斯泰來制藥公司(Astellas Pharma)的高管,並在中國日本商會中擔任要職。他於2023年3月被拘留,2024年8月被起訴,2024年11月進行了首次公審。
針對案件細節,中國商務部作出說明:涉事員工受日本情報機構委托開展調查,並獲得報酬。

日本東京中央區,安斯泰來制藥公司總部。因涉嫌從事間諜活動,該公司壹名高管被中國國家安全機關依法拘留。
“近年來,國內曝光多起日本間諜案,其目標已不再局限於傳統的軍事安全領域,而是廣泛延伸至經濟、科技、輿情以及海洋事務等多個維度。”
中國海洋大學國際事務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海洋發展研究院研究員秦立志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表示,這類活動往往采取“開放式情報”策略——借助公開渠道獲取信息,游走於法律“灰色地帶”。既規避了直接違法風險,也實現了戰略情報目的。
日本對華情報活動,還與右翼勢力所鼓吹的“中國威脅論”密切相關。
2025年7月,日本發布新版《防衛白皮書》,將中國作為重點“關切對象”。南方周末記者查閱發現,白皮書用大量篇幅渲染所謂“軍事擴張”,聲稱中國正持續提升海、陸、空叁軍戰力,並在東海、南海等區域開展“示威性活動”。
正因為這種對華安全敘事的升級,日本防衛省將“指揮控制與情報能力”列為國家防衛戰略的柒大核心能力之壹,並提出要構建“無縫銜接的情報收集體制”。
“歸根到底,日本的核心訴求在於所謂‘國家正常化’。為合理地進行軍事擴張,將中國塑造為‘最大挑戰者’,意圖通過‘抹黑對方’來‘漂白自己’。”
在蔡亮看來,中美博弈背景下,日本希望以遏制中國的方式,換取來自美國的軍事“松綁”和戰略支持。
打造“日版中情局”
高市早苗內閣正加快組建日本版的“中央情報局”。
據新華社報道,2026年3月13日上午,日本在內閣會議上通過了關於設立“國家情報會議”以及負責具體事務的“國家情報局”法案,計劃最快在今年7月設立這壹系列機構。
當前,日本的情報職能分散在多個機構,包括內閣情報調查室、外務省國際情報局、防衛省情報本部、法務省公安調查廳、警察廳國際犯罪調查局等。
以上機構盡管時有合作,但本質上仍各司其職、相互獨立。
“早在安倍晉叁內閣時期,日本便設置了國家安全保障局(NSS)。若‘國家情報局’成立,將設專門局長直接向首相匯報。情報局與安全保障局相輔相成,使得首相官邸真正成為國家安全事務的‘司令塔’。”蔡亮分析。
“在美國全球戰略收縮的背景下,日本試圖填補其在東亞地區的權力真空。”秦立志觀察稱,隨著中美競爭加劇,東北亞及印太的安全風險上升,日本亟須成立“國家情報局”來提升情報能力,以支撐其日益強化的威懾戰略。
因此,“國家情報局”若如期落地,將被賦予綜合性的工作協調權,集中收集並分析來自警察廳、外務省、防衛省等職能部門的情報信息。“情報權力高度集中、機構權限大幅擴容,容易走向監控泛化與對外滲透,加劇地區軍事與情報對峙。”人民日報《新安全》雜志社評論稱。
日本國內輿論,也表達了壹定程度的不滿。
“政府以嚴峻的安全形勢為由推動情報體系改革,但此舉引發了民眾對於加強社會監控、侵犯大眾人權的深切擔憂。”《京都新聞》在社論中指出,執政黨不應強行推動此項法案,而應進行謹慎的審議。
自高市早苗內閣就任以來,日本不斷收緊“外國人政策”,例如經營管理簽證門檻提升到3000萬日元、擬延長入籍最低居住年限、強調“非法滯留清零”目標等,均被看作是構建排外防御體系、推行激進情報戰略的舉措。

當地時間2025年11月16日,日本東京,示威者舉行反對收緊“外國人政策”的抗議活動。
“過去我們常說中日關系是‘政冷經熱’,在高市早苗內閣的壹系列言論及政策影響下,正逐步走向‘政冷經冷’的局面。”秦立志認為,地緣鄰近本應促進雙邊合作,但當安全關系出現惡化,兩國各方面沖突將可能產生倍增效果。
“中日關系恰如‘爬坡過坎’,前路本就不平坦。但高市早苗內閣執意要‘不系安全帶飆車’,在處於‘險灘急彎’的當下,很難看到前景會好起來。”蔡亮形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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