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 香港國安法"強制解鎖"電子設備為何引廣泛關注
修訂公布翌日，政府到立法會向立法會議員介紹修訂的內容。
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立法會上表示，聽到有很多人指日後警方可隨意在街上要求市民解鎖電話密碼、影響私隱，他批評這種說法“是錯的、是嚇人、誤導人”。
鄧炳強又指，警方並不會隨便在街上要求市民交出電話密碼，而是必須基於國家安全的理由，向法庭申請手令之後，經批准後才能搜查相關電子設備。
然而，香港署理律政司司長張國鈞在會後向傳媒表示，在壹般情況下，警方需要申請手令工作，但如果遇到極端及例外情況下，例如發現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即將發生，在沒有合理時間申請手令的情況下，可以行使相關權力。
條文亦訂明無需裁判官手令的情況，包括職級不低於警務處助理處長的警務人員，如有合理理由懷疑在某地方有任何指明證據、而該證據與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有關，或有任何原因以令到取得手令並非合理地切實可行的時候，可在無手令的情況下行使相關權力。
立法會會議上，立法會議員嚴剛關注，若有嫌疑人稱忘記密碼、或故意輸入錯的密碼，執法人員如何判斷及處理。鄧炳強指需視乎情況而論，他又舉例，若壹個人在叁年前使用過該電子設備，忘記屬於合理；若當日曾經以密碼開鎖伍次，則不是合理辯解。
美國喬治城大學亞洲法律中心高級研究員黎恩灝告訴BBC中文，修訂有列明無需裁判官手令的情況下要求“指明人士”解鎖電子設備，“客觀上，若果當局濫用這個權力，亦會侵犯到市民的隱私權。”
黎恩灝又指，即使在有法庭的手令之下，亦不代表有足夠和獨立的司法把關及監督，“在國安法的體制裡面，裁判官或法官處理這些案件，可以是國安法的指定法官，如果裁判官認為不應該簽發手令，當局可以隨時要國安委或特首出壹個證明書，證明這件事跟國安有關，那法庭是不能不跟隨的……現在簽不簽（手令），有多大的分別呢？我看不到。”
另壹方面，黎恩灝稱條文中的“指明人士”本身涵蓋范圍廣泛，認為目前法例的修訂，令到壹些本身與調查無關的人也有機會牽涉在內，“可能壹個家庭成員被國安合理地懷疑、調查中，其他家庭成員可能是共享同壹部電腦，自然就會有共享的密碼、共同地access（登入）到那部電腦……變成了他們的配偶或子女都是因為這樣的情況下，而要配合提供那些資料，而那些人可能是完全跟當局懷疑的國安調查沒有關系的。”
黎恩灝又指，除了家庭成員共享電子設備的情況外，亦有機會該些電子設備屬於公司資產，“公司的員工或管理層有權查閱，導致整個調查方向變成不只是針對壹個個體，也包括他的家人、朋友、同事都會被影響。”
針對范圍
圖像來源，PAUL YEUNG/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過去，警方查看被捕人士手機內容會否侵犯私隱的問題壹直受到關注。
翻查資料，2014年警方以涉嫌違反“不反對通知書”及阻差辦公被捕拘捕主辦柒壹游行的單位“民間人權陣線”成員岑永根等伍人，並且檢走及調查他們的手機，岑永根以警方查看手機內容的做法違憲提出司法復核，於2017年獲判勝訴（岑永根案）。
隨後警方就著裁決提出上訴，2020年法庭裁定警方上訴得直，指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如果警方無法取得法庭手令，但在合理基礎下需即時搜查手機的內容，以保留疑犯與被捕罪行有關的證據時，可在沒有手令下查閱被捕人士的手機。
然而，當時答辯方提出現時的手機在快速上鎖的情況下，允許警方在無手令下查閱手機內容實際效果不大。亦即只能在沒有密碼保護的手機、或疑犯未及時上鎖的情況下才能適用。當時法庭重申，警方沒有權力強迫被捕人士交出手機密碼，即使被捕人士拒絕提供密碼，並不會構成“阻差辦公”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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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在立法會上表示，聽到有很多人指日後警方可隨意在街上要求市民解鎖電話密碼、影響私隱，他批評這種說法“是錯的、是嚇人、誤導人”。
鄧炳強又指，警方並不會隨便在街上要求市民交出電話密碼，而是必須基於國家安全的理由，向法庭申請手令之後，經批准後才能搜查相關電子設備。
然而，香港署理律政司司長張國鈞在會後向傳媒表示，在壹般情況下，警方需要申請手令工作，但如果遇到極端及例外情況下，例如發現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即將發生，在沒有合理時間申請手令的情況下，可以行使相關權力。
條文亦訂明無需裁判官手令的情況，包括職級不低於警務處助理處長的警務人員，如有合理理由懷疑在某地方有任何指明證據、而該證據與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有關，或有任何原因以令到取得手令並非合理地切實可行的時候，可在無手令的情況下行使相關權力。
立法會會議上，立法會議員嚴剛關注，若有嫌疑人稱忘記密碼、或故意輸入錯的密碼，執法人員如何判斷及處理。鄧炳強指需視乎情況而論，他又舉例，若壹個人在叁年前使用過該電子設備，忘記屬於合理；若當日曾經以密碼開鎖伍次，則不是合理辯解。
美國喬治城大學亞洲法律中心高級研究員黎恩灝告訴BBC中文，修訂有列明無需裁判官手令的情況下要求“指明人士”解鎖電子設備，“客觀上，若果當局濫用這個權力，亦會侵犯到市民的隱私權。”
黎恩灝又指，即使在有法庭的手令之下，亦不代表有足夠和獨立的司法把關及監督，“在國安法的體制裡面，裁判官或法官處理這些案件，可以是國安法的指定法官，如果裁判官認為不應該簽發手令，當局可以隨時要國安委或特首出壹個證明書，證明這件事跟國安有關，那法庭是不能不跟隨的……現在簽不簽（手令），有多大的分別呢？我看不到。”
另壹方面，黎恩灝稱條文中的“指明人士”本身涵蓋范圍廣泛，認為目前法例的修訂，令到壹些本身與調查無關的人也有機會牽涉在內，“可能壹個家庭成員被國安合理地懷疑、調查中，其他家庭成員可能是共享同壹部電腦，自然就會有共享的密碼、共同地access（登入）到那部電腦……變成了他們的配偶或子女都是因為這樣的情況下，而要配合提供那些資料，而那些人可能是完全跟當局懷疑的國安調查沒有關系的。”
黎恩灝又指，除了家庭成員共享電子設備的情況外，亦有機會該些電子設備屬於公司資產，“公司的員工或管理層有權查閱，導致整個調查方向變成不只是針對壹個個體，也包括他的家人、朋友、同事都會被影響。”
針對范圍
圖像來源，PAUL YEUNG/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過去，警方查看被捕人士手機內容會否侵犯私隱的問題壹直受到關注。
翻查資料，2014年警方以涉嫌違反“不反對通知書”及阻差辦公被捕拘捕主辦柒壹游行的單位“民間人權陣線”成員岑永根等伍人，並且檢走及調查他們的手機，岑永根以警方查看手機內容的做法違憲提出司法復核，於2017年獲判勝訴（岑永根案）。
隨後警方就著裁決提出上訴，2020年法庭裁定警方上訴得直，指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如果警方無法取得法庭手令，但在合理基礎下需即時搜查手機的內容，以保留疑犯與被捕罪行有關的證據時，可在沒有手令下查閱被捕人士的手機。
然而，當時答辯方提出現時的手機在快速上鎖的情況下，允許警方在無手令下查閱手機內容實際效果不大。亦即只能在沒有密碼保護的手機、或疑犯未及時上鎖的情況下才能適用。當時法庭重申，警方沒有權力強迫被捕人士交出手機密碼，即使被捕人士拒絕提供密碼，並不會構成“阻差辦公”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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